文/马少华

　　《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自本月开始实施，其中“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生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的规定，在第一轮见诸媒体的肯定性评价过后，上一周又引起了一轮怀疑。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炳礼在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单纯从社会发展和个人的权益角度看，独身女子也有生育的权利。但通过地方性法规明文规定，恐怕会带来多方面的问题。有的现在看不到，以后就会有所体现。”据他说，国家计生委正在认真研究，看该条例是否符合法理精神，是否有悖法律规定。并正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沟通，如果条例有问题，将建议予以纠正。与此同时，广州市计生部门表态，非婚妈妈绝对属于违规行为，广州不会对其开“绿灯”。于是我们马上就被引到这样一个问题面前：这个地方法规的这一项规定会不会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

　　会不会被撤销，是一个事实判断。事实判断的风险更大一些，在特殊问题上有点像押宝。而应不应该撤销，是一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至少对我们作出事实判断有一定帮助。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地方法规的权力和理由，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八)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立法法第88条也作了相同的规定。

　　因为有关部门“正在认真研究”，还在“看该条例是否符合法理精神，是否有悖法律规定”。这条地方立法至少在文面上应无明确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表达。当然，它可能实质上相抵触，那要扩展开来，深层理解。

　　那么我们就扩展开来，深层理解一下这条法律的立法精神和法理。

　　我认为，这条法律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不能相互矛盾、冲突，下一位阶的法不能违背上一位阶的法。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面对为什么法律不能矛盾冲突，下一位阶的法不能违背上一位阶的法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因为这可能损害、剥夺人民已经在宪法和法律中获得的权利。当然，这一条规定还保障了国家权威和宪法、法律权威。这两方面价值本身并无冲突，但是我们往往只能看到其保障国家权威和宪法、法律权威的这一层价值，而看不到其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后者，才是更深层的价值。

　　按照现代立法权利本位的精神来理解，宪法是赋权的，法律是赋权的。上一级立法机关赋予下一级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在人民权利的规定上，只能多给，不能少给。如果少，就是上一级立法自我矛盾：你给了人民权利，又赋予地方立法剥夺人民权利的权力，这在逻辑不成立。如果既不能“少”，也不能“多”，则下一级立法与上一级立法就是完全复合的，地方立法也就是没有必要的了。因此从价值上判断，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既然赋予地方立法机构的立法权，那么在监督地方立法权是否越权使用的问题上，应该着眼于它是否“少”给了人民的权利，而且不是“多”给了人民的权利。对吗？

　　实际上，之所以有地方性立法，就是在于宪法和全国性的基本法律对公民权利的规定一般比较概括；它往往是“肯定性表达”，但不一定是“具体性表达”。这一点，应该理解为人民权利生长的空间。因为社会的发展，法律的发展，正是人民权利生长的过程，而且不是相反。社会进步，特别是法律的进程，不可能齐头并进，它应该在各地发展的不同节奏中实现。因此，地方立法，特别是地方立法的多样性，是人民权利进步和法律进步的空间。

　　从当下对吉林“非婚生育权”立法的争议看，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国家计生委，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基本上都肯定这一条立法在公民权利上的进步性。进步的立法可能不可能“越位”，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但是，从最高立法机关对地方立法的取舍的角度看，我觉得应该更严格地监督并撤销那些“倒退”的立法，而给“进步”的立法留一步空间。否则就没有“进步”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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