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视新闻的镜头，我们在火车站和飞机场迎候来自各地的人民代表，看他们照例说到：“我是来自……(或地区、或民族、或阶层)的代表，我要把会开好，把会议精神带回去”；“我是来自……(某地区、某民族、某阶层)的代表，我带来了……(某地区、某民族、某阶层)人民的呼声”。

　　我一直觉得，“带来”与“带回”，有很大不同。

　　如果某位代表来开会的目的真的只是带回会议精神，那他根本就可以不来了，因为开放迅捷的大众传播媒介就可以帮他把精神带回去。但是“带来”则不同：尽管新闻媒体也可以传播一个地方、一个阶层人民的疾苦和他们的利益要求，但是，同样内容的表达，代表们就不仅是在传播，更重要的是在议决。代表的表达是一种“权利表达”———由权利到权力的表达，因为议决结果形成法律、政策等国家权力，这是任何传播媒介不能代行的。

　　我记得自己1996年第一次写“两会”时评时，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意思是让记者不要过于注意代表的地区、阶层身份和特定的利益背景，因为，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或提案中已经表明，他们的境界已经超越了特定地区、特定阶层的局限。“从本质上说，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都不是作为某一个特殊群体的代言人，而是以整个国家的发展为出发点，作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言人。”但这些年来，我开始怀疑这样一种断定。因为，没有谁是“全体人民”选举出来的，尽管每一年的会上也都能看到代表们同样高的境界和同样宽的视野。所以，“我从哪里来”———代表的身份，仍然是代表们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今，人们对人大代表身份的关注有这样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人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有议政能力的人士当选人民代表；另一方面，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基层民众的利益代表问题，也不免引起人们的担忧。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内蒙古的人大代表孔令宏，在大会上抢着发言，反映大山里煤矿工人的贫困情况：特困职工偷饲料粮充饥、工友卖血供孩子上学。我以这条新华社消息让新闻学院的学生做一篇评论，很多同学都由此论及基层困难群众的话语权问题、他们直接发言的意义。其实，“代议士”不见得要有与授权人同等的身份。但是，我想，同学们的反应，应该是这个社会中等智力以上人们的直接反应：在阶层间相对关系的变动过程中，代表的阶层身份在议政领域重新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标志。而阶层利益的充分表达，则成了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层面上平衡发展与公平这两大价值的最重要的实现途径。

　　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们“带来”什么，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首先是人民代表的代表性的一个直接的证明；同时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代表性的直接证明。

　　如果仅以议政能力作为标准，那么人民代表中占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一般比农民和工人等基层代表都要强，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行政”的。这样，会内会外各界人士对改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和优化人大代表构成的期待就没有必要了。

　　如果同样仅以议政能力作为标准，那些律师、知识分子、经济界的成功人士的议政能力，也要比来自基层的群众议政能力强。但问题是，在利益表达问题之前，还有一个信任表达问题。一个农民可以选择一个农民作自己的代表，也可以选择一个律师、一名企业家、一名政治家作自己的代表，但首先是这个人已经取得农民的信任并且证明自己可以代表他。而这样的过程，只能通过更加公开、更加充分的选举过程来实现；这样的群体，至少现在还没有真正形成，他们不能仅仅通过自己业内的成功而直接取得这种信任。

　　因此，尽管有学者指出，选民同他们的政治代表之间，应该是“理念认同”而非“身份认同”，还有人提出“人大代表应是政治家”———这都反映了知识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权力和效能的意愿，但中国人民，特别是基层民众对他们的代表，至少现在还处在“身份认同”而非“理念认同”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代表在成为“政治家”之前，首先还得是利益代表。

　　人大代表，看身份还是看能力？身份可以代表，没有身份，也可以代表，而中国现实的问题则可能是代表不充分、表达不充分的问题，是虽有身份也不能充分代表的问题。过去来自基层的代表确实比现在多，但是基层的利益表达则有限———其实所有的利益表达都有限。如果基层代表少了就一定好吗？只有非常确定的代议者出现，在基层代表减少之后，这个群体的利益才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否则就还是应当继续保证基层代表的比例，同时通过改革代表产生机制来提高代表的表达能力。

　　人民代表大会，不仅仅是一个利益表达的会，人民代表也不应仅仅是利益表达者。但是，一个公平的社会，首先系于公平的代表与公平的表达。公平如此，其实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马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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