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人大代表的角色定位是国家参政议政的“政治人”，依法履行立法和监督职能。人大的工作到位首先表现为人大代表的角色到位，这就要求我们的人大代表真正进入履行自身职能的工作状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扮演好参政议政的“政治人”角色。学术界曾有人建议人大代表实行专职制以使其集中精力履行职能，专职制目前在我国显然还缺乏可行性，关键是我们的人大代表在该认真履行自身职能的时候尤其是在“两会”期间真正进入参政议政的角色和状态。
北京市人大代表、冰心的女儿吴青女士就是一位颇具“特权”意识的称职的人大代表，恐怕很少有像吴青这样永远爱较真的人大代表：经常怀揣着宪法文本、每周设“接待日”听取选民们的呼声、小题大做到用宪法来管“化粪池”……吴青有一句口头禅：好人当不了人大代表。诚哉斯言，敢于仗义直言应当是人大代表的职业个性，那种八面玲珑、一团和气的好好先生恐怕很难胜任人大代表之职。“我的力量来自宪法、来自选民”，这就是爱打抱不平的吴青女士无所畏惧的奥秘所在。
中国“草根民主”的代表人姚立法——湖北潜江一名普通而又有传奇参政议政色彩的人大代表，曾连续12年竞选人大代表并最终当选，多次大胆批评政府的决策过失，联合上百名人大代表领衔联署议案送达国务院，推翻了省委省政府有关江汉设市的决策意图；调查发现潜江多数村委会选举存在严重违法，通过提出建议案将市民政局长的乌纱帽摘了。姚立法的代表观、竞选观和民主观颇令人深思。姚立法认为：人大代表“要当好会上代表，更要当好会下代表”；不要害怕落选，真正的失败是失去了指出社会弊端的勇气，放弃了对选举公正的信心；农村是迫切需要民主的，民主是农民争取切身利益的手段，并且民主的细节比民主的口号更重要。
敢于仗义执言，具有强烈的“特权意识”(特指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代表的监督公共权力的“权力”)，具有鲜明的参政议政督政的“政治人”意识，善待并努力践行选民赋予的人大代表职权和宪法赋予的人大代表权力，无疑是这两位人大代表的共性。
遗憾的是，在少数代表“为选民呐喊”之时，多数人大代表似乎依然习惯于作“会议上的空谈家”和会议外的“沉默的大多数”。在我看来，人大代表这一角色意味着自己是选民的代言人，意味着“为选民呐喊”是自己的职业姿态，意味着参政议政督政是自己的权力更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意味着“你无权保持沉默”，你必须“用嘴投票”。
当然，人大代表的“特权”与公民深恶痛绝的腐败分子作为腐败资本而有恃无恐的所谓“特权”有着天壤之别，是特指宪法和人大代表组织法赋予人大代表监督“一府两院”的特别的权力。之所以要用“特权”这种乍听起来有点儿“酷”的提法，就是旨在有意凸显人大代表的监督权与行政和司法等权力不同的特质──监督权力的权力和遏制特权的“特权”。
人大代表的这种“特权”具体包括评议工作权、审议工作报告权、质询权、询问权、视察权、建议权、执法检查权等等。其中，宪法和人大代表组织法明确规定的“言论豁免权”(亦即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的发言不受追究)堪称“特权”中的“特权”。遗憾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这些“特权”长期以来一直是多数人大代表不敢享用的奢侈品，这些文本上的“特权”也就成为“看上去挺美”的点缀。在我看来，是否具有鲜明的“特权”意识和是否充分行使了这种“特权”，乃是检验一位人大代表称职与否和工作是否到位的重要标准。长期以来，“橡皮图章”或“表决机器”成为人大的尴尬形象，人代会上的掌声、笑脸、一团和气早已司空见惯，人大形象的改善其实与人大代表的称职与否及工作是否到位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实践证明，唯有切实强化人大代表的“特权”意识，使广大人大代表敢于和善于通过自己的“言”与“行”来践行监督权，人大代表的素质才可能有质的提升，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刚性形象才能真正树立起来。
长期以来，相对于数量一直呈飙升态势的立法工作，人大的监督工作始终处于疲软状态，“同立法工作相比，监督工作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亟待加强改善”几乎成了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年年必讲的套话。笔者注意到近年来监督工作已经提上各级人大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过去的讳言监督到暧昧的“寓监督于支持之中”，再到如今理直气壮地强调监督，监督已经成为各级人大的工作重心，“立法与监督并重”已经成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新思路，更令人欣慰的是《监督法》的制定已经列入立法规划并在紧锣密鼓的酝酿之中。中国的人大形象已经从昔日的“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置换为“立法与监督并重”的重量级“杠铃”，这个刚性十足的“杠铃”承载着沉甸甸的民意。与“特权”意识相对应的其实是人大代表沉甸甸的责任感，理直气壮地行使宪法赋予的监督权既是人大代表的“特权”，同时也是人大代表不容推卸的职责，人大代表在监督上的“不作为”其实就是一种失职，就是对代表证的亵渎，就是对广大选民的失信。一言以蔽之：人大代表，你无权拒绝“特权”。(刘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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