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中国精神”唤醒新民族主义？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07日14:43 经济观察报

　　本报主笔许知远北京报道

　　“当全世界的镜头都在注视中国时，我们该怎么办？”37岁的张欣在谈到“中国精神”活动的初衷时，语气突然激动起来。这是5月30日下午的北京，张欣坐在现代城B座14层的一间朝南的办公室内，在说话的同时，右手像小学生一样习惯性地在一张白纸上涂鸦。透过洁净的落地玻璃窗，你可以看到社区外杂乱的市场。过去的5年中，张欣与他的丈夫潘石屹的创业故事，是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富表演性的商业传奇之一，在进入最富裕的人群之后，人们常常听到他们谈论金钱不是惟一的尺度，人的精神需求更重要。

　　有着典型的“苦孩子”式的个人奋斗经历的张欣，一直在宣称通过建筑来提供这种精神需求。在她策划的“长城脚下的公社”，你可以在最富现代感的建筑中，欣赏蜿蜒的长城。对于张欣而言，过去的3年也是高歌猛进的岁月，她热情洋溢地将世界各种居住概念引入中国，在西方媒体的眼中，她是新的中国潮流的不折不扣的引领者之一。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似乎使一切行动终止。“他们坐在办公室内，不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张欣不无抱怨地提到那些对GDP作出种种预测的乐观的经济学家们。对于她的公司，很现实的问题是，销售量在全年内至少下降了三成，更重要的是，一切商业活动，包括公司的上市计划被迫中止，“因为别人甚至不愿意见到你。”

　　“我们该做点什么？”张欣回忆起5月14日的聚会，这种聚会很容易被视作一个中国正在出现的上流社会的缩影。王波明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早期设计者之一；田溯宁正在致力于用宽带将中国连接起来；俞渝复制了Amazon.com，在中国建立起当当网上书店；洪晃拥有一个又红又专的家族传统，却创办了中国最具物质意义的杂志《TIMEOUT》的中文版；刘索拉与朱伟则与80年代的文化思潮有着更为亲切的联系。令人充满兴趣的是，他们都在40岁左右。如出生于1963年的田溯宁所说，如果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人中寻找共性的话，一些集体性的经历可能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他们出生在充满革命精神的60年代，在集体主义精神的70年代成长，在80年代初接触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在90年代他们成为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最为活跃的中坚分子。也是在这次聚会上，田溯宁提出“中国精神”这个说法，不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一概念都显得空泛，但在SARS带来的抑郁气氛中，它引起了其他人的共鸣。田溯宁无疑是他这一代人中最富理想主义的一位，他要架设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宽带网络。对于成长于信息极度匮乏年代的田溯宁来说，宽带中自由流通的信息，将给未来中国带来真正的启蒙，他也常被视作一位技术救国论者。

　　“我最初的想法缘于马来西亚在金融风暴后的做法。”电话里的田溯宁仍带着明显的东北口音。他解释说，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全球媒体上的宣传广告与主办国际商业活动来重建该国的形象，而处于SARS危机中的中国同样需要这种重塑形象的工作。对于田溯宁这一代商人，SARS给他们提供了一次完美的危机管理课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只关注企业如何更快地成长，如何提高管理效率，我们很少考虑外部环境可能的恶化。”田将过去10年中国的成长与带给人们的心理感受放在了一个更为辽阔的历史背景中，“它就像镀金时代的美国、1960年代的日本，人们认为经济增长是必然的、永无休止的。”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田溯宁在做“如果SARS持续12个月时的应对方案”时，他回忆说，“我的汗都掉下来了。”

　　田溯宁承认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修正了他对于企业管理的观念，却并不认为它对于自己一直所坚持的价值观有何影响。而张欣则不同，她回忆起5月3日游览故宫的经历。在空旷而过分安静的紫禁城内，张欣说她第一次发现了中国建筑的美感，尽管它仅仅由木材、泥土、石头三种简单的介质组成。她对于自己突然产生了某种怀疑——既然中国拥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大量从国外引进建筑的概念。在采访过程中，张欣一直在试图解释她对于现代化的看法。尽管她一再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是她这一代人的主要理想，但是几年的商业经验却逐渐教会她——照搬西方理念未必成功；相反地，她越来越相信，中国有自己的运行方式，甚至像她领导的SOHO中国公司，都有着自己的管理规律。“是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在依靠自己的直觉来管理。”张欣说，公司大量引进的MBA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选择——他们被西方的教条式思维败坏了。

　　这是某种新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吗？张欣，在香港成长，在剑桥接受教育，领导着一家试图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地产公司，她很容易地被视作典型的“世界公民”。但是，她却一直试图向我表明她心中不断涌现出的对民族文化的新看法，这种情感是在SARS之前很少出现的，她甚至相当坚决地说，这种转变会是一种长期性的。

　　“我身上的确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田溯宁对此直言不讳，他被美国作家大卫·谢夫称作中国版的斯蒂夫·乔布斯，这位苹果电脑的奠基人的功绩使田相信，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同样可以改变世界，而今天的田溯宁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他所期待的民族的崛起。在田眼中，企业的力量，“是几千年的中国从未出现过的。”

　　像田溯宁一样，48岁的王波明也从不忌讳自己对于民族主义的信仰，他有一张比实际年龄更为年轻的面孔，总是用一种心不在焉的方式进行谈话。与田一样，他心目中的民族主义，也绝非狭隘意义的民族情绪，而更多是某种无法说清楚的社会责任感与集体意识。如果用他们更喜欢的表达，就是他们身上存在着某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梦想，改革初期的激情仍鲜明地停留在他身上。作为联办现任的总干事，王波明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策划者与参与人之一。

　　他说80年代末从美国归来时，他与高西庆、周小川那些30多岁的年轻人充满了改造中国的热情，并幻想一步到位式的变革。而比起80年代与90年代初，令王波明耿耿于怀的是，今天的社会正“失去激情”。如果失去激情的社会令他厌倦，那么一个胆怯的社会则令他厌恶。这也是他响应“中国精神”活动的初衷。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集体主义打下深刻的烙印，以至于在面对任何突发事件时，他本身的反应是“我们该做点什么”，不管这种行为是田溯宁所倡导的马来西亚的方式，还是最终的放风筝，王波明都为“做了什么”而感到兴奋。

　　5月14日的聚会最终演变成一篇题为《中国精神——我们一定会战胜》的250字的宣言。这群中国新兴阶层的代表人物，显然无法归纳出一种值得他人甚至自己信赖的“中国精神”的相对确切的定义，连它的表达都带着深深的口号色彩。潘石屹的记述鲜明地表现了这种矛盾性：“后来说要选一首歌把中国精神唱出来，‘海归’们一致认为要唱马丁·路德·金的《We Shall Overcome》我们一定会战胜　，刘索拉要唱《兰花花》，最后大家统一到‘中国精神，我们一定能战胜！’这句口号。”5月24日放风筝的活动，与同日在北京其他地区举行的活动一样，是一桩行为艺术，而这场关于“中国精神”的讨论结构带有更多的张欣色彩。这位相当聪明的女性说，这是一个表演的时代，你可以采用更简单和有效的方式来提升中国的形象，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全世界的镜头在对着你，你必须做出良好的表现。

　　试图在“中国精神”这项活动中寻找到更多的意义异常艰难，它更多地应被视作中国新兴的精英阶层中最活跃的分子对于一场不大不小的社会危机的即兴反应。尽管，年龄相差11岁的张欣和王波明都说他们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我们仍很难从中确切地找出所谓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他们的思维常常相互矛盾，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我们很难轻易地给他们加上“新民族主义”这样的标签。一方面这次行动呈现出田溯宁所说的“更多元化、更有包容性”的健康社会的一面，但同时，尽管在《中国精神》宣言中，他们写道：“中国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过去的20年，中国人民勤劳奋斗创造的经济奇迹让世界瞩目。今天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战胜”，但一个越发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的新的精英阶层还不知道怎样将“经济力量转化成一种精神力量”。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社会而言，25年的改革带来的财富增值，缺乏相应的文化与精神层面上的增长，这种错位在危机到来时尤其明显。

　　几乎每一位被采访者都提到了在SARS发作期间播出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在一个思维相对迷惘与压抑的时刻，历史总是给予人们更多的信心(也可能是沮丧)与对照。田溯宁说他对于梁启超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但事实上，人们在观看这部电视剧时，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循环论”，很多事情我们都在重复地进行。就像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哲所说，“我们先是相信自强运动，引入西方的武器与制造机器，失败之后，一些人相信必须引进西方的制度，所以有了‘立宪’、‘共和’这样的种种试验，再次失败后，我们又开始相信文化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要引进文化。”在这样的历史对照表中，你怎样看待眼前的田溯宁、王波明或是张欣？他们为今天的中国引入了信息革命、股票市场与西方居住观念，他们自己也无法确切说清，自己与那些更早的启蒙者是否有相通之处。张欣不是说，在这种大量的引进之后，她重又发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之美，但同样的事件，却并未引起田溯宁或是王波明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质疑。

　　“中国是一个极为复杂、惯性极大的国家。”比起30多岁时的意气风发，王波明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更现实与成熟起来。也正是这种复杂性与惯性，使我们很难判断SARS对于中国的民族情绪带来多大的影响，因为即使我在试图寻找几个人身上的改变时，都充满了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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