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方

　　陕西人王明成的去世，使得安乐死的争论再次进入公众视野。1986年，王明成由于帮助母亲安乐死，被检方控以故意杀人罪(法庭判决无罪释放)。今年早些时候，王又因胃癌请求安乐死，不成，只好出院回家等死。

　　关于安乐死，各国民间呼声极高(当然反方呼声亦高)，而真正立法允许安乐死的，不过荷兰等寥寥数个国家而已。这种不成比例的状态，耐人寻味。如果按照多数国家的做法，则中国国内无论如何争吵，安乐死立法几乎没有可能，至少短期内是这样。

　　有人十分关注安乐死立法中的技术问题，比如怎样才算事主同意，而这种同意是否完全符合事主的主观意愿，是否是在完全不受别人影响的条件下做出，做出决定的时候神志是否完全清醒，等等。应该说，仅仅这些技术性问题，在具体操作中就很容易陷入麻烦。

　　但是本质上，安乐死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甚至不是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在法律上，除非刑法规定的死罪条款，理论上任何法律都无权对于人的生命做出规定或者安排。在医学伦理上，医生只有救死扶伤的义务，根本没有为解除患者痛苦而帮助他(她)施行“死刑”的权利。何况，医院是不是一个适合提供主动结束生命服务的场合，恐怕也将存在很大争议。安乐死之所以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它涉及对于生命的最基本的态度。如果这种态度不发生大的变化，则立法基本上无可能。我们知道，在认识层面，法律并非至高无上，它只是特定哲学观念的产物。比如我国宪法，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基础之上。而美国的宪法，则深受洛克等早期英国自由主义哲学的影响。

　　安乐死的哲学问题核心，在于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完全属于他(她)自己。换言之，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完全的支配权？现实的答案是：没有。否则自杀就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行为，至少是一种别人无权干涉的行为。但事实是，在所有理智的社会，自杀都被视为一种悲剧，是必须坚决反对的行为。这个态度是建立这样一种认识之上：人的社会性。每个人并非一座孤岛，他(她)的生命，与社会息息相关。更何况，这种主动选择的死亡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

　　社会性只是一个不太准确的现代笼统说法。在哲学层面上，它涉及神学或者伦理学。西方对于安乐死的争议，有其神学(或者说宗教)根源：既然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那么也只有上帝有权把它拿回去；除此之外，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无权“替天行道”。或者说，世俗社会无权干预神的安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杀被视为一种罪恶。在中国传统中，这个神的位置由父母占据。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同样也是强调生命并不仅仅属于自己，个人无权安排自己的生命状态。当然，不论神学还是伦理学，又都有其生物学的本源，那就是人类繁衍种群的本能。任何人，只要他(她)还没有死亡，理论上他(她)就有可能为种群继续做贡献。种群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所以生命决不仅仅只属于个人。

　　今天，繁衍种群的压力逐渐弱化了，但是这种本能不可能消失(也许永远不可能消失，只要人类还存在，无论未来人的生命形态是否如预言家所说，将与机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正是这种本能的存在，使得主动结束生命的行为必然受到社会力量的强大干预。

　　当然，赞同安乐死的一方，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为了生命个体不再继续忍受不必要的痛苦煎熬(还包括亲人的痛苦以及经济压力)。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是指全力延长生命，还是指让生命更有质量和尊严，目前恐怕依然是一个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谈清楚，操作层面也就无法进行。

　　现实是，无条件延长生命的观念在法律和道德上处于先来后到中的“先来”位置。因而，除非拿出特别强有力的理由，它是很难被颠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法律禁止安乐死的原因，尽管赞成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

　　作为安乐死的有限替代品，目前一般实行两种做法：一个是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比如放宽吗啡等麻醉品的使用限制；再一个是放弃治疗出院回家，使患者能够在更“自然”的环境中尽量多享受一点做人的乐趣。除此之外，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王明成的经历说明，这些不是办法的“办法”，基本上起不到任何效果。在他临走前四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痛苦得快说不出话来。尽管如此，我认为王明成还是相当幸运的，因为还有一个信念支撑着他：为安乐死呼吁。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记者打扰了他的安宁。恰恰相反，记者的出现实际上给了他一些生趣。相比之下，大多数垂危的病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俗话说：除死无大事。涉及生死的问题，的确是不那么容易定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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