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建胜

　　上周末带儿子上公园，发现孩子自9月上幼儿园后，在待人接物方面大有长进。最大的进步，是当他知道自己错后，能大大方方地说“对不起”，并乖乖地改正。

　　这让我吃惊不小。孩子18个月大就进了托儿所，怕他哭闹，无论是在托儿所还是家中，大家对他都哄得多，宠得多。如今进了幼儿园，不但学的东西多了，要讲的规矩也多了，对新环境中的种种不习惯，孩子只能按老师的要求去做，在服从中理解与接受。一向用撒娇、倔强来掩盖自己不是的孩子，现在竟能坦然为自己的缺点道歉，真让我高兴。

　　然而，在成人世界中，道歉却往往显得很难。

　　最近，关于江苏高考数学卷的“出错题”，又起波澜。本月5日，12名院士发表联合声明，希望有关方面“应予纠正”。在此之前，这道5分的选择题，受到公众的质疑达5个多月之久。

　　区区一道数学题让院士们如此“小题大作”，理由是“我要是半途而废了，也会让那些做错事不认错的人产生了抗药性”。在这些院士眼里，如果“是非”得不到“辨别”就不了了之，公众心头的疑问是挥之不去的，从而将导致科学精神、社会正义和诚信被侵蚀。

　　“错题风波”还未结束，那道题是对是错，终会有个明确的结论，笔者感兴趣的，是院士们对“做错事不认错”可能产生“抗药性”的警醒。

　　通过新闻报道，时有一些形形色色的冤案错案被暴露出来。让我吃惊的是，因为个别有权机关或个人具有“抗药性”，使得个别错案的当事人无论如何申辩、举证，都难以为自己争得公正的结果。笔者有个做法官的朋友，数年前年轻气盛偏信了原告，导致无辜的被告不但赔了原告200多万元，还获罪入狱。后来法官知道自己判错了，但为了单位的“零错案率”以及可能导致的巨额赔偿责任，迟迟不敢公开承认错误。更有甚者，一些动辄投资成百上千万的“政绩项目”、“形象工程”，当被证明是决策失误、投资失败后，又有多少人为这些项目的上马道歉、“埋单”了呢？

　　群众利益无小事。而在现实生活中，就有个别人把“威信”、“面子”问题等小事变成惟我独尊、目空一切的“大事”。何故？没有健全的纠错机制，或者说还没有让犯错者主动道歉、主动纠错的良好氛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方面，高高在上的“衙门作风”还有市场，他们把维持自己的“脸面”和“形象”视为高于一切，似乎认错道歉就有失体统，不惜在事实面前百般狡辩。另一方面，个别人拒不认错，坚持说“不”，以为如此便可万事大吉，逃避责任追究。由此，一些部门和个人产生了“抗药性”。

　　我想，有错必纠蔚然成风，除了严肃的制度规定，还需要一种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道歉不会成为负担，而是一种能受到鼓励和褒奖的举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失败中学会进步。

　　其实，如何对待工作中的失误和批评，我们有过很好的经验，比如“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才会成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剂良药。在这样的氛围中，哪怕是最懦弱的人也有主动道歉、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