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验来说，电视节目为提高收视率往往靠一群靓男美女花团锦簇地“招揽”观众，但是在凤凰卫视，“独领风骚”的却是一群年过半百的老头子，他们其貌不扬、南腔北调，在电视上却口若悬河、指点天下……杨锦麟、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这些年龄接近退休的人凭着一张嘴巴成了大众的“偶像”，其中，曹景行和杨锦麟还入选2003年中国年度新锐榜“知道分子”代言人……

　　杨锦麟:有报天天读

　　在没有接触杨锦麟之前，光凭在凤凰卫视上看到的他穿着对襟唐装，动辄指点江山的学究之相，满以为他生于某个富有的家庭，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后再毕业于某名校等等。殊不知等到杨锦麟金口一开，便粉碎了我先前自以为是的想象。“我年方五十开外，福建厦门人氏，15岁初中没毕业就赶上‘文革’，三年后下乡，到福建西部的一个小山村，毛主席当年闹革命都不去的地方，很穷。”再细听他的坎坷，还有更惨的，“在乡下的八年中当过小学代课老师，烧过瓦，犁过田，养过羊，喂过猪。八年之后病退回城，挖过下水道的污泥，一个月挣两块人民币。”

　　在掏下水道的同时，杨锦麟请了20多天假，自学补习参加高考，最终被厦门大学录取，毕业后留校任教。80年代中后期，杨锦麟“一不小心”来到香港，先后当过记者、编辑、高级编辑、编辑部主任和报社主笔，写过社论，办过杂志。

　　老杨读报

　　在凤凰卫视，杨锦麟最叫座儿的节目是《有报天天读》。每天中午，他都圈圈点点、亦庄亦谐、有述有评地穿针引线——将全球重要报刊的头条、焦点讲给观众听。有朋友做打油诗这样评价他，“老杨读报，吓我一跳，国语不准，英文走调，体型太胖，样子太老。”

　　曾经有观众好奇地问：“《有报天天读》的信息量那么大，每天点评那么多国内外报纸，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杨锦麟说基本上就是早上到办公室后把香港的中英文报纸都读一遍(二十几份)，紧接着就看台湾的报纸(七八份)，还有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报纸的阅读量根据准备时间和节目时间的需要临时变化。英文及日文、韩文方面的报纸则交给编辑考虑，整个过程大概到8点半完成。接着，杨锦麟要和编辑商量具体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来“读报”，随后，他还要把看过的内容抓一遍要点，不断地看，直到节目开录。

　　如果用学院派的观点和严格的电视从业标准看杨先生的“读报”，会发现他根本不合格：浓重闽南味的普通话不够字正腔圆，有时候不免会说错话、读错字。但是，观众就是喜欢他的另类风格。杨锦麟对此也有自己的解释：“有人说新闻记者要客观、冷静，但我想‘读报’的节目要有个性，没有个性就形同阉割，成了太监一个，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觉得观众喜欢我，除了‘真’以外，还有一个‘朴’，不虚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电视里表现真性情。”

　　性情中人

　　熟悉杨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喜欢夜生活。以前在报社工作，最精神抖擞的时候是晚上10点以后。这时写完社论、看完大样，收工打烊，三五知己约一个地方吃宵夜，互相交换信息、发发牢骚，然后摇摇晃晃回家。而做电视后，杨先生失去了很多“酒肉朋友”，为了每天6点半到公司，他只能很早上床睡觉，等到节目做完了再把中餐和晚餐一起吃，香港《亚洲周刊》说杨先生是“带着脚镣跳舞”，还要跳得有节奏、有美感。在一次网上聊天时，有个网友不知从哪里听来他的糗事，说杨先生通常晚上和朋友一起吃宵夜、聊天，然后醉醺醺地回家睡觉……对于网友的说法，杨锦麟顺势幽了一默，“我是性情中的人，有一次是两个警察把我护送回家，没有趁机敲诈我。香港很好，是一个法治社会。”

　　别看杨先生慈眉善目，可读起报来铿锵有力，不时摇头挥手画一个圈，再加一个点。《有报天天读》节目还有一大特色，就是节目结束之前都有杨锦麟“亲笔”书写的点题红色大字。在如今充斥着喧嚣浮躁以及机关枪频率的电视节目中，能把蕴藏中华文化精髓的书法以大红的视觉感应推到屏幕上，让人不由得把“书卷气”的雅号扣在了杨先生头上，正如有人说他是“新闻的DJ”，杨先生听了笑道：“太好了，什么新奇古怪的称呼我都接受。”接着记者又问：“您会书法吗？还是平时专门练习写这些字？”杨锦麟很无奈地说：“当时要设计这样的字，我很痛苦。后来发现可以用电脑写字，没想到那个电脑不错，写起来还有点字样。”原来杨先生用电脑写字来蒙人。

　　随着《有报天天读》的火爆，杨先生特色的读报风格深得观众的喜爱，不断有观众要求获得更多海外媒体的最新资讯，于是“凤凰”高层又推出了《周刊点点评》。《点点评》和《天天读》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卖点是选题，后者是评论。出人意料的是“凤凰”管理层让美女周瑛琦和杨先生搭档，杨先生自嘲“这是美女与野兽的组合。”他们两个人都喜欢说话，坐在一起很是热闹。节目播出后有观众说：“希望你们在《周刊点点评》增加一台电脑，不要抢来抢去。”杨先生笑道：“抢就是我们的特色。”不过，杨先生还是很认真地对待观众的意见，“我们两个人都是急性子，都有说话的欲望，有时会抢话，这表现了一个‘真’字，我们事先都没有任何的排练预演，周瑛琦英文好，英文由她多说，中文多是我讲，中国的事情复杂，有时候就需要我来适当拿捏。”

　　平安是福

　　年过半百的杨锦麟在凤凰卫视与一群年轻的同行竞争，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问他如何保持工作动力，杨锦麟的回答是“为混口饭吃”，本色的他答起问题来没有高高在上的长者口吻。本来记者的用意是想从他口中讨教成功经验借以勉励辛苦的新闻同行，可得到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回答。再往下细听，性情中人杨锦麟也有很多真情流露，“我有幸来到香港，其实是一个再就业的过程。我很珍惜，没有什么动力，动力实际上就是本分，很多同行可能也是谋生，混口饭吃，但至少在凤凰卫视里面，绝大多数人，都混得很敬业，这是一种职业道德，没有必要升华到什么光荣的使命感。”

　　问杨先生对内地传媒的印象，他说内地传媒这几年进步很快，第一个现象，就如《亚洲周刊》指出的，党报开始逐步脱离《真理报》的模式；第二，党报派生的都市报活得很好；第三，娱乐、体育节目做得很精彩。当然也有一些很难接受的现象，像收红包。“我们看到内地很多传媒朋友在SARS报道中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在这样的氛围下把新闻工作者的职能发挥到淋漓尽致，我想这也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境界。我想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媒体，都有一大批这样的人，这些应该是我们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主流，在他们可以发挥的空间里面尽最大的努力来表达自己专业的精神。”据说，有一回中联办(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的领导告诉杨先生，一位中央领导很喜欢看他的节目，这让杨先生诚惶诚恐。问杨先生会不会收红包，他一脸正色，“香港记者收到红包会上交的，香港廉政公署有明文规定，收取红包是犯法的行为。”

　　在香港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人们总是步履匆匆，杨先生说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走路的速度也奇快，但是他自叹还不如曹景行先生。“看我这个年龄，兼顾中间，也不算太老，和那些老前辈比起来我们还算比较年轻的，但是我们又经历了‘文革’时期，经历了‘改革开放’，来到香港又经历了‘泡沫经济’过程。这对我们已走过半个世纪的人来讲，算是幸运的，至少让我们在任何不同的情境里不敢放慢自己的步伐。都这把年纪了，和我同辈的很多人都下岗了，我还有这个运气在表达，有这么一个给大家‘读报’的机会，对于以后我没有什么奢望，希望没病没灾就行。”

　　曹景行:实事开讲

　　凤凰卫视的一名观众来信说:“曹景行先生一个人就一件时事在电视镜头前评论了一个小时，说单口相声也不过如此了。”而熟悉曹先生的人都知道这“单口相声”的秘诀来自“曹氏苦功”。

　　“曹氏苦功”

　　与曹先生谈话，发现他的眼睛总是半闭着，仿佛一边谈一边还在思索着什么，他思维敏捷，言不加点，让人不由得想起他在华人圈中的绰号：曹铁嘴。

　　曹景行的生活节奏一点也不亚于他的思维节奏。早已年过半百的他每天7点准时起床，利用一天中仅有的一点空闲和妻子说上两句话，接下来就开始工作了：步行到报摊上买报，然后埋首于报纸堆中，一直到上午10点。除了为自己主持的栏目准备新闻素材外，曹景行还给同事们“打工”，看到适合其他栏目的内容也剪下来，供人参考。

　　10点以后，他稍许放松一下，或整理资料，或和朋友聊上几句，用完午餐后，就到电视台上班。在电视台，同样要过目铺天盖地的报纸，内容以海外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为主。粗略统计一下，曹先生每天要阅览十余份报纸，长此以往，他养成了一目十行的功夫，“一篇文章，我不会去看第二遍”。

　　看报纸就是为了确定选题，一般到傍晚5点半，和《时事开讲》的另一名主持人董嘉耀碰头时，题目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如果有非做不可的大事，像中国‘入世’，中午就已经敲定了。”

　　《时事开讲》提前1小时左右录像，待做完节目，已是深夜了，第二天又将开始新一轮的工作。因此，曹景行每天的睡眠时间至多6小时，“好在我年纪大了，不贪睡。”但也不是每天的生活都能如此这般“流水账”似的有规律。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后，曹景行连续5天，每天两小时直播主持《中国今天说“不”》，经过那一役，曹先生可谓“一战成名”。“9·11事件”发生之前，凤凰卫视资讯台驻美记者如往日一样，举起话筒，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前，准备报道纽约股市常规的开市情况。就在那一刻，惨剧发生了……当晚，曹先生在知道消息后，第一时间迅速从家中赶到电视台。电视台里一片“冲锋陷阵”的景象，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形——“转播时上身穿西装，下身穿短裤。”从这以后，曹先生总爱讲世界的“不确定性”，其实这正是他的切身体会。

　　天道酬勤。曹景行有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下的苦功。当时，社科院中外报刊资料室花费60万美元购置了大量资料，但这个巨大的宝库却鲜有人问津。只有曹景行像个苦行僧，在这个“藏经阁”内整整修炼了6年，晨钟暮鼓，一日不辍，将经济学著作梳理了一遍。“其实那时读书没有目的性，只是不知干什么才好，还不如多读些书报。”

　　但正是这种“无目的”的“苦修”，给了曹景行厚实的积淀，也终于让他在不惑之年进入香港媒介时打拼出了自己的风格。

　　插队影响

　　30多年前，曹景行作为知识青年在安徽插队。一个初夏的夜晚，农场的知青们为了看一场质量粗劣的露天电影忍饥挨饿，苦苦等候电影放映队。从晚上收工一直等到凌晨3点，几百名观众，没有一人离去。毕竟，这是两年来，他们中大多数人看到的第一部电影。

　　曹景行用“颤栗”二字来形容当时的兴奋，“片头的旋律刚奏出，立即让我激动起来——离上次听交响乐，已经有五六年时间了。”这部电影，对曹景行来说，成了一种象征，“简直有一种上帝降临的感觉”。尽管那8毫米的胶片和不足的电力使得银幕上的一切模糊黯淡，可那影像却在曹景行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1978年，曹景行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那是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曹景行回忆说，“那是一生中最幸福的4年时光”。

　　曹景行疯狂地吮吸着知识，“几乎能听的课全听了”。如果计算学分的话，他足足多修了一倍的课程。为了补习英语，曹景行自学英文版的《世界史纲》，“那种《英汉小辞典》被我翻烂了两本。”

　　父亲与他

　　曹景行在其《〈香港文丛(曹聚仁卷)〉前记》中写道：“每当朋友说我在香港打新闻界工是‘继承父业’时，我难免肚中一番苦笑。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然而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

　　平时说话滔滔不绝的曹景行，一谈到他的父亲——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曹聚仁，语速就明显地慢了下来。这时的他，总在竭力地回忆着往事，拼凑着记忆的片断。

　　1972年夏天，还在皖南山区插队的曹景行坐上了南下的火车，一纸冰冷的通知，催他赴澳门给父亲奔丧。曹聚仁，这位中国现代文坛和新闻界的健将，对于曹景行，却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曹景行4岁那年，曹聚仁就只身赴香港写作，以后虽频繁北上，却总是忙于沟通两岸的国事，无暇顾及年幼的子女。曹景行从懂事起，与父亲的相聚时光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月。“那时在南行的路上，我的感受与其说是丧父之痛，不如说是去迎接某种冥冥中的必然。”“后来到了香港，也有人问起父亲的情况，其实，那时我连父亲的书都没看过，因为内地不出版。”尽管面目依稀，但父亲的某些特质还是宿命般地深入到了曹景行的骨髓，“他对国家的命运是如此关怀，这点对我的影响最深。”祖国几十年的命运，把两代人的心串了起来。

　　《时事开讲》不怕关掉

　　尽管曹景行经纶满腹，但对于理论却总是敬而远之。“我只想用新闻事实来说话，然后根据这么多年的新闻实践，作出‘自己相信’的评论，而不去套用什么时髦的理论框架。时间证明，我的许多判断都是正确的。这也许就是做新闻与搞理论的最大区别。”

　　“我不是什么权威，我的工作只是告诉观众，今天有哪些事值得关注，我觉得这个问题重要，我提出来，你已经思考了，也提出你的不同看法了，我觉得已经够了。对我们来说，很希望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目前还做不到各种意见都在一个《时事开讲》中表达出来。”曹景行知道有人讨厌他的“导师”形象，“如果你不喜欢我，对付我的最好办法就是拿起遥控器切换频道，只要收视率下降，我的节目就会消失。”

　　曹景行的这种满不在乎是有自己的逻辑的。他认为《时事开讲》是在一个特定时期——中国大陆从资讯、言论的窄小空间到逐步开放的过程中出现的，占了天时之利。但是随着中国内地资讯和言论的开放空间越来越大，其他电视台也会做时事评论类节目，在这样的竞争中，《时事开讲》很可能由一个特别节目成为一个普通节目。“人家为什么要半夜看你的节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最后我们竞争不过人家，被人家挤到边上去，广告商也没有了，栏目关掉了，我倒觉得这未必不是好事。

　　阮次山:风云对话

　　凤凰卫视网站开通了观众发表意见的渠道，于是有人评说阮次山：“阮次山这个小老头挺有意思的，留着八字胡，脑门亮亮的，很像列宁同志。虽然说话结结巴巴，却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很有见地。”

　　当然，名人除了受溢美吹捧外，还要遭受挖苦嘲讽，这点阮先生也不例外。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论坛上有人说：“本人对阮次山先生隔膜得很，印象最深的是听说他到俄罗斯考察了几天，就得出俄罗斯比中国要远远落后的结论，反而搞得绝大多数中国人自己都不相信，本人则属于极度质疑者。对他的关于语言声音决定思维速度的结论就充满怀疑……”

　　长在台湾的外省人

　　阮次山是海南岛人，1946年出生于广西，4岁时随父亲离开海南到越南，然后又到了台湾。由于长相有点特别，就有同学问：你长得像日本人，名字也像日本人，是不是与日本有点关系？阮次山就怒了：哪里！次山者，古已有之，金元之际伟大的文学家、诗人元好问，名就是次山。

　　1974年，28岁的阮次山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台湾小小一个岛，新闻媒体就那么一二十家，到处充斥着过度竞争，一般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事做，而高材生阮次山一下有三个工作在等着，他选择了两个，一个是台湾“《中央日报》”，一个是台湾“中国广播公司”。两年后，阮次山到美国深造，先拿了圣约翰大学东亚硕士学位，然后又到纽约大学去念国际政治。

　　在纽约念书期间他半工半读，到《世界日报》初试锋芒，积累了一些办报经验。1981年，35岁的阮次山到洛杉矶创办了中文《国际日报》，任总编辑，后来又到《中报》当副社长兼总编辑。从1987年起，他决定当专栏作家，同时给他开专栏的报纸、刊物有9个，用稿最多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一周两篇。这一写就是二十多年。

　　阮次山的专栏文章不奢华、不卖弄，虽不似王勃恣肆汪洋，不似李贺鬼斧神工，却也如老实人犁地，精耕细作，深挖细拣，总能收得好庄稼。

　　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在人生丰富多彩的阅历中，一介书生阮次山从不把一些国家领导人当成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是把他们当做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来观察和对话。从小就靠自己打拼的阮次山最得意的就是能靠着平民身份，以文为媒，与世界名人政要进行深入的采访与交流。他说：“我印象最深的访谈还是1992年与江泽民主席的那次访谈，那次访谈我没有任何头衔，就是一个专栏作家，因为江主席经常看我的文章，所以愿意接受我的采访。那次我和江主席谈了4个小时，谈中美关系的底线在哪里，对台湾关系的底线在哪里，对我日后掌握分析这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结巴主持人

　　出现在电视里的阮次山，总是结结巴巴、磕磕绊绊，舌头绕来绕去，有几个音节死活也说不清楚，听得人心里直起急。问他，您是不是普通话说不好，英文说得好？他无奈地把头摇上几摇，“不是不是，问题就出在舌头上，说英文也是有几个音死活说不出来。从小说广东话，到了台湾又跟着一个四川人学普通话，根本讲不好。关键是我的舌头会打结，R和S如果连在一起，舌头便转不过来。所以，有时候我讲话会比较慢，避免念不出两个连续的音。”

　　虽然发音不够完美，但是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却能慧眼识英雄，看中了他在时政问题上的洞察力和熟知欧美及大陆、台湾、香港情况的独特经历，把他“挖”了过来。

　　凤凰卫视开了每天播出大量时事评论的先河。因为商业利益的关系，世界上几乎没有哪家电视台这么搞。美国人通常不太在乎电视评论。所以，美国只有BBC有一个电视评论节目，观众很少，它是给政府官员看的，叫好不叫座。但“凤凰”看准了改革开放的内地民众渴望了解世界的心态，重金聘得曹景行、阮次山、杨锦麟和何亮亮等一肚子墨水的新闻“大腕”，一举打开了凤凰卫视的电视评论市场。

　　说话结结巴巴的阮次山就这样在2001年1月，成了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及首席评论员。通常，他只准备大纲，然后现场自由发挥。“写好完整的稿子，反而限制了自己的思路。”

　　阮次山做节目讲究以最简短、最有震撼力的语言，一下子切中问题的要害。“有时候，观众看电视时，可能正在和朋友聊天、打麻将，所以在发表电视评论时，一定要用一两句话马上就打动他。”

　　阮次山有一些经典的话，比如他形容台湾阿扁政府的“姨太太心态”,提出美国现在实行的是“布什单边主义”，都很有影响力，已经成了京港台普遍认同的概念。

　　阮氏“功夫”

　　俄罗斯有个叫柳比歇夫的物理学家说，一个学者如果每天纯工作时间达到6小时(不算可怕的会议)，他的一生必然硕果累累、著作等身。阮次山有着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共有的特点：勤勉。他不无得意地说：“我每天都花7个小时看资料、书籍和报纸。早上9时上班，开一两个会，接着便上网找资料，中午12点上现场节目。”

　　如果不是有突发事件，通常在前一天下午他便开始准备，第二天早上则查看是否有新的资料和进展。碰上特别事件，他会马上转换评论题目。因为平常看的材料很多，即使突然转换话题，对他也没有太大的困难。

　　他每天看15份报纸，然后再从网上浏览全世界大大小小国家主要的英文报纸。像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的《伦敦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国际论坛报》，都要看一遍，要不然他就觉得信息量不够。一个眼睛近视达到1000度的人，恨不得贴到屏幕上去读文章，令观者为之动容。即便如此，这个精力过人的“小老头”每周还要给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经济日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写三篇专栏文章，读者约有一百万。他说：“写专栏让我感觉到自己是个学者，可以就某一个事件或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读者拿着报纸，可以反复阅读，影响更为深远。”

　　就这样每天抽丝剥茧，玩味时政，那些看似不相关的事就从阮先生的口中、笔下此消彼长，相映生辉，把个纷繁喧嚣的政界百态，梳理得井井有条，让人豁然开朗。

　　不过，阮次山虽然能在电视评论里如齐天大圣，七十二变手到擒来，可是操作电脑却是他的一大弱项。用笔写文章，1500字要一小时，如用电脑敲，那非得花三四个钟头不可，所以他写稿一直实现不了现代化，他笑自己是“老狗学不了新把戏”。

　　阮氏家法

　　阮次山是个爱家之人。他结婚已经三十多年了，夫人是台湾师范大学毕业，与阮先生是同乡。大儿子今年29岁，在美国念完书后，留在一个大公司里任资深财务经理。小儿子正在念历史学博士。阮次山认为这一辈子最让自己自豪的地方就是家庭生活很好：“我与我太太和两个儿子相处得非常融洽。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管多忙，几十年来吃晚饭一定和家人一起吃。在吃饭的时候，我从来不教训孩子，也不用这个机会检查孩子的课业，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行为举止有什么样的要求，就把他们单独叫到我的书房里。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能感觉到亲情，这是我觉得惟一可以说的家庭的成就。”

　　然而，如果你因此而以为他仅仅是个敦厚长者，那就大错特错了。阮次山的内心深处与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一样，是很有一些锋芒的，那就是不容忍对中国的不敬与不忠。这是因五千年血脉传承而升起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天然情感。作为一个饱受内战之苦的国民党人的后代，他的眼光早已超越了党派之争，锁定了国家利益。认定不能因50年的政争，割断了五千年的文化。2003年10-11月份，陈水扁宣称，民进党赢得2004年岛内“大选”后，将于2006年“修宪”，并再次强调2004年将如期举行“公民投票”，这是陈水扁的又一露骨的“台独”宣示。对此，阮次山在凤凰卫视2003年11月20日的《时事开讲》中谈到，陈水扁要进行“制宪公投”，这已经踩到大陆的“底线”。阮次山在节目末尾强调：“我想提醒台湾当局，据我所知，最近中国大陆已经下令属下一百四五十个驻各国大使，跟驻在国打招呼。”阮次山特别强调：“这在过去四五十年，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抨击“台独”的火力之猛烈、言辞之尖锐、手法之严厉、证据之确凿，让全世界每一个正直的华人深深感动，也让阿扁之流大出洋相，十分尴尬。

　　这就是那个在凤凰卫视的屏幕上侃侃而谈的阮次山，一个把人生目标定在“要为中国人做点事情”的媒体人。

　　何亮亮:新闻今日谈

　　何亮亮，一个爱脸红的人在镜头前以稳重深切的观点与观众友好地交流；一个不善表达自己的人带着敏锐的新闻感触和积累述说天下风云。他说起自己感兴趣的话来口若悬河，但是谈论到女儿和太太时却有点不好意思。看了凤凰卫视的同行对他的评价，再听听何亮亮是怎么评说他自己的：

　　我这样做时事评论员

　　我除了吃饭睡觉，平时基本都处在准备状态，有的时候走路也会突然想起一些问题。很值得庆幸的是我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过去中国人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现在差不多做到了。

　　现在信息的来源是多方位的，传统的平面媒体像报纸、杂志就不用说了；电子媒体、电视广播我都用，电视我还看得挺多，我家里有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三大类；还有广播，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要再听一次新闻广播。记得那次做莫斯科人质事件时，我是凌晨两点(莫斯科时间晚上9点)听的新闻，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赶紧做直播，在直播过程中发现事件发展果真和我预料的一样。

　　网络是更重要的，网络无界。我比较注意看大陆网站上网民的想法，他们比较年轻，思想比较活跃，想法很有意思，用老年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不太成熟，可我倒愿意去琢磨年轻人的想法。

　　我每天都收集很多信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都是表面的信息，还有大量的信息、资讯是我不知道的。在我已知的信息内怎么去判断这又是一个难题，我的经验是抓住两点来判断：一个是真假的问题，一个是事物内在的联系的问题。

　　我特别重视历史，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我们现在是在做新闻，对以前的事情，对历史一定要有所了解。没有一定的了解，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展是什么，你知道了它的来龙，你才有可能知道它的去脉。所以我觉得，我做评论员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名字来历

　　常常有人问我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因为我是天亮的时候生的，所以叫亮亮。我出生时登记的名字是何亮亮，父母亲曾想过给我起一个正式的名字，但是改名字在手续上非常麻烦，所以就一直没有改。过去在平面媒体工作时，常常有人把我当做女士。现在常在电视露面，好多了。

　　小时候我随着父母亲到了福建，在那儿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到台湾听到闽南口音或者台湾口音就觉得很亲切。“文化大革命”时我在农村生活过，也在工厂做过工人。做工人让我很自豪。像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能够成为一个钢铁工人觉得很自豪，我和太太也是那时候认识的。

　　也许是来自家庭的影响，我一直没有放松过自学，在做农民的时候，我曾经“偷”过书，现在对这个行为我也不后悔，因为那些书我不去“偷”的话，可能就被烧掉了，因为我“偷”的是学校的书。这些书中有一些是小说，还有一些是很旧的英文字典。我白天种地，晚上回来没有事情做，就看“偷”来的书。那时候什么娱乐都没有，青年们不会打牌，更别提打麻将。

　　为人父与为人子

　　我女儿今年24岁，她现在在英国读书，是学政治的，其实她更喜欢读英国文学。我问她为什么不按自己的兴趣去读，她很实际地告诉我，学了英国文学以后可能不太好找工作。我不干预她的选择，她从小到大都是如此。

　　我和女儿的关系是非常平等的关系，比如说我给女儿打电话，差不多每次女儿听到我的声音就先笑起来，然后我也会笑起来，其实我们之间什么都没说，她常常觉得我很可笑，我也会觉得她很可笑，这是我们父女之间亲情的表达。

　　我父亲今年83岁高寿了，身体也很不错。他是一个散文作家，感性的东西比较多，更多的是用形象思维。我想我也受到他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字方面，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可能完全不一致，我的工作和个性决定我是一个理性思维的人。

　　我父亲非常有意思，他一直弄不清凤凰卫视中文台和资讯台的区别，他把中文台叫做“一个圈”，资讯台叫“两个圈”，他为自己的这个发现得意了很久。有时候我告诉他有一些节目可以看，他会问我是“一个圈”的还是“两个圈”的。

　　感激太太

　　我太太以前是职业妇女，现在变成家庭主妇。她很贤惠，把家里弄得非常干净、非常整齐。她有时候也看我的节目，倒不提什么太多的意见，只是有的时候会对我的仪表提出一些建议，比如衣服该如何搭配，头发该怎么梳，化妆不要太浓等等，看来女性在这方面确实有独特的观察能力。

　　点评“凤凰”

　　进了“凤凰”之后，发现很多同行和我经历相似，有学术研究的背景、平面媒体的经验和对电子媒体的热爱，这成了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的共性。

　　曹先生、阮先生和杨先生各自有特点，阮先生长期在美国，而我们几个主要在香港做平面媒体。平面媒体主要是报纸，报纸是最传统又是最重要的新闻媒体的平台，对新闻工作者是最基本的训练。不管你以前是不是读新闻学的，但是，你只要做过报纸，做过比较长时间的报纸，不管再做其他什么媒体，应该都可以胜任，只要你不太蠢。

　　在直播中我和很多主播合作过，和嘉耀配合得特别默契，因为和他在一起时间比较多，时间长了互相比较容易了解。

　　另外就是萨文，萨文可能较少和人沟通，但是我们之间配合得多了也就知道了彼此的特点。至于和女主播的合作，我觉得女性总的特点是比较细腻，在做节目之前大家会有一个沟通，沟通完了就比较好做。当然女性主播各有各的特点。

　　香港有着宽松的媒体环境，但香港的电视传媒都不太重视电视评论；台湾虽有很成功的评论节目，但地域性太强，对内地的观众不可能有吸引力。这方面，凤凰卫视开了先河，给我们这些年岁偏高的、接近退休的人一个再就业的机会。从文字媒体再就业到电视媒体，我们都做得很拼命，很辛苦，在资源不多的情况下做成这个样子，确实不容易。

　　相关专题：新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