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章原报道

　　3月18日将再次出现在日本法庭的王选说：“我并不仇恨日本，也不是盲目的反日分子。”

　　“都说我在外面南征北战，回到家里还不是一样得烧菜做饭。”王选从厨房里笑着端出了几盘炒菜，从进厨房到把饭菜做好，也就10分钟左右，此时的王选，俨然一个精明能干的主妇。

　　3月6日傍晚，王选家中，在主人热情挽留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餐桌上与王选继续未完的采访。

　　美国已故著名现代史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曾经说过:“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此时此刻，实在无法把在厨房里忙活的瘦弱女子与在东京法庭上孤身与日本政府抗争的英雄联系起来。

　　3月18日，作为中国细菌战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将会再次出现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的原告席上，中国细菌战二审第四次开庭将在这里举行。那时，她又是那个让某些日本势力又怕又恨的“中国女人”了。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庭判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败诉。随即，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案件审理进入了二审。两年间，数度开庭，诉讼战进入拉锯状态。据悉，本次开庭原告团做的工作主要是补充提交进一步的证据与证人。

　　29个原告死不瞑目

　　细菌战受害者诉讼一审虽然原告团败诉，但是却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那就是法院认定了日本侵略战细菌战对中国人民造成伤害的事实。媒体纷纷对此予以报道，细菌战一时之间成了热门话题，王选也被国内多家媒体评选为2002国内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案件进入漫长而枯燥的庭审阶段，虽然少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但是原告团的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从2003年12月二审第三次开庭以来，原告团做了大量的搜集证据工作，为第四次开庭做充分的准备。王选先后赴浙江、山东进行调查取证工作，在各地演讲，宣传细菌战诉讼的意义，整个春节，王选都在忙碌之中。

　　“最近又死了一个，已经死了29个了。”王选语调悲伤。中国原告团成员共有180人，但是年龄普遍偏高，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自然的规律无法抗拒，不断有不幸的消息传来。最令人伤感的是，他们至死都没有看到上诉的胜利，难以瞑目。

　　年龄普遍偏大，是细菌战原告团面临的严峻挑战。从1997年开始正式提起诉讼，到目前已经整整7年了，但是诉讼之路何时走完，仍然是个未知数。

　　一些地方政府态度的不明确给细菌战具体调查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来自浙江义乌地区的王培根担任中国原告团秘书长，长期在地方从事调查取证工作。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除了浙江义乌、湖南常德等少数地方以外，地方政府一般都是不闻不问，即便是比较支持调查工作的地方政府，也是采取“偷偷摸摸”的形式，不愿以官方形式出面。

　　王选告诉记者，有一次在沪上某高校举办细菌战罪行展览，高校外事办的人忽然匆匆跑来，让他们把相关条幅收起来，理由是“日本外宾要来，影响不好”。

　　“我们在日本都可以办展览，为什么在中国反而怕让日本人看见？让他们看见最好，正是一个受教育的好机会。”王选愤愤不平地说。

　　尽管面临着资金、环境等困难，但是来自民间的细菌战原告团仍然一点点地推动着诉讼案的进程，他们搜集的证据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日军细菌战的残酷与无情。

　　中国法律顾问团刘惠明律师将他翻译好的细菌战诉讼文本独家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这篇长达8万字的诉状中，详细描述了从1940年到1942年，侵华日军在浙江与常德的部分地区用飞机、陆战等形式大量传播感染了鼠疫的跳蚤，使上述地区在短短的时间里大规模爆发流行性鼠疫，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仅浙江省衢州市一地死亡人数就达2000名。

　　诉状指出:“细菌武器，只杀伤人、家畜、农作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是最残酷的杀戮武器。日军无差别地大量杀害一般居民，对中国人民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卑劣的种族灭绝。”

　　然而，面对言之凿凿的铁证，日本政府从战后开始，就采取各种手段隐瞒欺骗，对所有指控都矢口否认。

　　诉讼的最大障碍

　　据法律界人士介绍，目前在细菌战的审判中对于中方来说最大的障碍有两点，一是日本方面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已经解决了民间赔偿问题，另一个是日本方面声称的“国家无答责”问题。

　　华东政法学院管建强副教授是本次庭审原告方证人之一，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管建强表示，“十年磨一剑”，他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将从法理上、逻辑上、外交上证明《中日联合声明》放弃对日本的赔偿中不可能包含放弃民间索赔。

　　管建强教授表示，日本方面针对《联合声明》中的条文用了40多页来证明，他也会用同样的篇幅来反驳，他的论述洋洋洒洒约有四万余字。不过，日本方面的材料是政府组织多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而管建强完全是凭借一己之力在奋斗。

　　考虑到保密的需要，管建强教授告诉记者，目前还不是公布的最佳时间，一俟条件成熟，将公诸于众。

　　“国家无答责”是指国家并不需要对由国家行为引起的伤害，包括战争中的伤害承担任何责任，该原则是在明治宪法中确立的。虽然二战后，日本宪法已经重新修改过，但是在诉讼中，日本方面坚持认为修改后的宪法不适用于修改前的行为，要在细菌战诉讼中沿用明治时期的宪法。

　　刘惠明律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家无答责”的理由站不住脚，该原则不是作为普遍的法理适用于任何场合，而且也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此外，从战后的一些判例来看，日本方面并非坚守此原则不放。

　　在最近的一些“劳工诉讼”的判例中，日方固守“国家无答责”的立场已经有所松动。但是具体到细菌战诉讼案中，还需要相当的努力。

　　不仅仅是为了中国

　　在细菌战调查和诉讼中，有一些可敬的日本老人，他们就是日本律师辩护团的律师们，据了解，他们都是和平运动团体的成员或支持者，无偿为原告团提供法律服务，在诉状的结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看到了长长的日本律师的名单。

　　日本和平运动强调日本应该通过对战争的反省，在恢复亚洲的战争被害国信赖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他们提出了“历史的共有”的思想，即日本人不应仅仅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也应该关注饱受战争催残的国家的受害者，考虑他们的感受，历史应该是共有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国际上对日诉讼案的日益增多，以调查历史真相为目的的和平团体开始涌现。1995年，由多位知名人士与和平团体组成的“支持中国战争被害人诉讼要求会”成立。日本律师界进步律师也成立了“中国战争受害人调查团”，多次到中国来调查。

　　协助细菌战受害者进行诉讼的是以土屋公献为团长的律师团，土屋公献已经是81岁的老人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多次到中国进行细菌战的调查取证工作，坚持不懈地为诉讼案奔波。

　　这乍看起来有些令人费解，为什么要帮助别国来控告自己的国家呢？在日本国内，对于日本律师团的攻击声不绝于耳，认为他们是在出卖自己的国家。

　　土屋公献律师表示:“目前日本在亚洲到处挨骂，作为日本人，感到深深的可耻。诉讼胜利不但能解决受害者的问题，同时也能将日本的坏名声扫去，使日本恢复尊严，可以在亚洲站起来重新做人。”

　　土屋公献强调:“我不是卖国，我是爱国，他们越攻击，我决心越大。”老人的话令人动容。

　　其实，即便是口口声声否认细菌战的日本官员中，也有人私下对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苦难表示同情。

　　一位常德受害者一次在东京会晤日本政府官员时，面对日方的种种推诿之词，不禁大怒，质问日方官员对于细菌战的私人看法，该官员两眼含泪说:“作为日本人，这种事情我都知道，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适当的处理。”

　　只是，这一天何时到来呢？

　　仅是冰山一角

　　事实上，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所起诉的日军罪行即便是在细菌战领域，也仅是冰山一角，原告团成员只是湖南、浙江两地的部分受害者，而日本细菌战的范围决不止这两个省。

　　在中国民间，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与整理正在越来越多的省市展开。《瞭望东方周刊》获悉，在山东、山西、浙江、湖南、河北、内蒙古、辽宁等省区，目前都有调查者在开展工作。

　　2003年2月14、15日，首届原告团辩护团共同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日本辩护团律师、中国法律顾问团、中国原告团以及各地细菌战受害者、调查者代表汇聚一堂，就如何作好细菌战调查交换意见，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各地的细菌战受害者代表以及细菌战调查者都纷纷发言，交流调查清况。从目前调查结果来看，受害者无论数量还是强度上都远远超出了原先的估计，但是，由于普遍年纪较大，如何尽快记录、保存这段口述历史成了重中之重的事情。

　　中国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谈到受害者的窘困现状时，这位面临困难从不退缩的老人几度哽咽。

　　各地调查人士也都面临着类似的窘境，经费的短缺，法律知识的缺乏，使得调查困难重重。原告团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正在筹划请法律人士对调查者进行简单的法律培训，就调查取证方面的法律知识进行讲解。经费问题短缺是调查者面临的严重问题，虽然很早就有人提出希望建立某种形式的基金来解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只是在筹划阶段，而在中国，愿意出资捐助的企业或个人少之又少。

　　据悉，大陆的许多有关日本的课题都是由日本方面出资赞助，这让中国的研究者们在选择研究范围时颇费踌躇，只能选择一些不太敏感的选题来进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者告诉记者，目前对于日本研究实际上很大部分集中在古代中日交流领域，因为这部分比较保险，不会出问题。

　　不过，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在细菌战的诉讼中，原告团得到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就是最好的证明。

　　吴永明博士是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江西与浙江、湖南一样，都是日军细菌站重灾区，但是在调查工作上才起步，目前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历史证据的收集和历史事实的认定。等到时机成熟，将会走向诉讼的道路。

　　诉讼只是形式

　　年过半百的王选开始细菌战调查工作已经近10年了。这位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与日语的女性甘愿放弃高薪，从事危险的工作，这在许多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

　　不仅王选的电话与邮件经常会受到莫名其妙的骚扰，她的家人生活也受到了干扰。王选的丈夫赵先生温和地告诉记者，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对外贸易业务，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自从王选开始走上这条道路，来自日本的订单明显减少了。

　　闲聊中，记者谈到，目前日本经济有复苏的迹象，赵先生笑了，他说:“看来是假象吗，要不我的订单怎么没有增加呢？”

　　王选是一个很西化的人，吃饭的时候，其余的人吃米饭，她则在自己面前习惯地摆上了刀叉和面包片，涂上黄油。

　　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并不仇恨日本，也不是盲目的反日分子，我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使中日两国能够将历史事件做一个彻底的解决，只有卸下了历史包袱，中日关系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显然，王选的目光越过了诉讼案件本身，对她而言，诉讼的结果，甚至包括诉讼本身都只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能让中日双方充分地进行交流。

　　她关注的是一段历史片断的复原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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