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各族人民的思念

　　中共云南省委

　　小平同志逝世已一周年了，云南各族人民深情地缅怀这位伟人。历史不会忘记，云南人民不会忘记，小平同志一生曾5次踏上云南的红土地。

　　准备干部——云南的奠基之作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势如破竹，相继解放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及苏、浙、皖、赣、鄂等省广大地区，全国革命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5月23日，中央军委确定第二野战军负责进军大西南。这时，小平同志还在远离云南数千里的南京。但他在谋划接管西南所需的干部队伍时，已早早地将云南干部队伍的筹组纳入全盘工作之中。数月后，云南接管工作的成功证明，小平同志的这一决策，是顺利接管云南的奠基之作。

　　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干部是完成党的任务的决定性力量，没有大量的干部，要在大西南地区开展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是不可思议的。但由于形势发展很快，需要的干部量特别大，从哪里解决这么多的干部呢?再请中央从老解放区大批抽调干部显然已经非常困难。怎么办?邓小平同志指示在新解放的南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大中城市，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在广大青年中选拔一些学生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等知识分子，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跟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以适应今后经营西南的需要。为保证把干部选好，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定二野副政委、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任西南服务团团长，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团里专设了云南支队，为接管云南准备干部。 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宋任穷同志率领二野政治部的同志在沪、宁等地人民政府和市学联、青年团市委的积极配合下，很快便以在校的高、初中生为主体招收了政治素质比较好的2万余名团员。7月，这批新招收的人员先后到达南京集中。

　　小平同志很善于从实际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接管苏南、皖南的过程中，小平同志发现，文化较低、知识面窄、缺乏专业技术的干部很难适应新区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为了使进军大西南的干部结构更趋于合理，小平同志请中央特地从老解放区抽调部分公安、新闻、广播、邮政等专业骨干，这批干部于7月到达南京集中。云南支队由山东干部队、皖南干部队和从北京、河北、山西调来的新闻、财经、邮电、广播、书店等专业干部队，还有二野军政大学两个营以及学生队组成，约2000余人。11月初，云南支队在进军云南途经长沙时，小平同志为了保证云南今后建设工作的需要，又批准在长沙招收了进步青年学生1100余人补入云南支队，这样全支队约3800余人。一批在老区担任地、县、区级领导职务的领导骨干为中坚。另外，在小平同志的建议下，中共中央从东北解放区等地抽调了滇籍干部100多人加入云南支队。其中有东北著名抗日将领、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周保中，20年代在云南入党的老党员、东北军区骑兵支队队长刘林元，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等。由刘林元任云南支队队长。 在小平同志的关心下，云南支队干部结构较为合理。从工作经历上看，有老解放区抽调的领导干部，也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从籍贯上看，有滇籍干部，也有非滇籍干部；从民族成分看，有大量的汉族干部，也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于部，如白族的周保中，彝族的张冲等，他们在云南各族群众中颇有声望；从政治面貌上看，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从专业层次上看，有大量的技术员、工程师。各类人才的合理搭配，充分显示了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

　　大量的学生进入西南服务团，脱下了学生装，换上了布军装。但换思想不像换装那样简单。小平同志深知这一转换的艰巨性，指示西南服务团对他们加紧进行培训。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他多次到团里作报告，讲政治理论，讲胜利形势，讲党的政策，讲斗争任务，讲思想改造等。他在1949年8月21日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命令二野到西南去，任务很重，革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后代。你们这两万多学生，必须好好学习，加强锻炼，早日成为革命的有用之才。他在一次讲话中还专门讲了革命的动机问题。他说，你们两万多名团员，是抱着不同动机参加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他风趣地把西南服务团成员的思想分为：“革命团、吃饭团、恋爱团、回乡团、游山逛水团和升官发财团”6种类型，用具体而生动的事例，对每个“分团”都作了分析解剖，教育大家端正入伍动机，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说：“要把6个分团合流成一个革命团，团结起来，为解放大西南、建设新西南而努力奋斗。” 9月20日，小平同志又亲临西南服务团驻地，并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二野进军西南是8000里路的小长征，概括起来说就是8个字：“前途很大，困难很多”。对每一个困难，都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具体有效的办法，而只要搞好以下3件事，克服困难就有了基础。一是会好师，搞好内部团结。这次到西南去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志，如果内部团结不好，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影响，干部们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准搞小山头。团结搞好了，工作也就好搞了。二是团结依靠西南人民。我们为西南解放后准备的2万名干部，力量还不强，人数还不够。这次去西南，人人都要抱着为西南服务的态度去工作，不是去当统治者，不应以解放者自居。人民的解放主要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我们干部不够，要从本地想办法，要依靠当地地下党。特别是云南，有9000名地下党员，2万多名游击队员，解放区人口300多万，建立了专区、县级革命政权二三十个。所以，到云南的部队更要依靠当地游击部队，与当地人民建立血肉关系，共同搞好工作。三是把统一战线搞好。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好，不要树敌过多。 9月21日下午，小平同志又冒着酷暑，来到原国民党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广场，给西南服务团的全体同志作报告。没有讲台，也没有扩音设备，广场中央摆着一张课桌，在热烈的掌声中，他以特有的浓郁的四川口音，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老实”。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对党要老实，对群众要老实，老老实实说话，老老实实办事，老老实实学习，一辈子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小平同志正讲着，国民党的飞机来袭扰，四周警报声阵阵，广场上听报告的人群中有人惊动起来。可是，他全然不顾，并诙谐地说：“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是老朋友，敌人的飞机经常来，已成‘老朋友’了，哪有怕‘老朋友’之理。”说罢，他又镇定自若地继续侃侃而谈：“知识青年刚刚参加革命时，往往背着各式各样的包袱，你们各人摸摸背上，有没有包袱?”大家面面相觑，哄一下笑了起来。“没有吗?不见得。我看，有些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年龄变成了包袱；有些人可以因为其家庭出身不好，有自卑感而背上包袱。”“其实，家庭出身不好和犯错误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还特别提醒青年学生：“你们要尊重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不高，但实际工作能力比你们强。要承认他们比自己强，才会团结一致。因为有一点知识而骄傲，而轻视工农干部，也是青年容易背的一个包袱啊!所以，知识青年参加革命，一定要丢掉这个包袱。” 此事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当年聆听小平同志讲话的人，大多已近古稀之年。他们回想当时从小平同志讲话中受到的启迪，都说当年是心里装着小平同志的这些话走向革命、走到云南的，小平同志的这些话，使他们一辈子受益。

　　1949年9月，宋任穷同志完成组建西南服务团的任务，10月初，在庆祝新中国诞生的锣鼓鞭炮声中，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二野及西南服务团向大西南进军。10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同志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和西南军区政委。

　　邓小平同志从解放云南、经营云南的战略高度出发，立即亲自主持中共云南省委的组建工作。他提议并报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任命宋任穷为进军云南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政委。后来又任命宋任穷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为云南省委第二书记。周保中、刘林元、四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明，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滇桂黔边纵队领导人林李明、庄田、郑伯克以及牛树才等9人为省委委员。可以看出，省委领导班子是一个“五湖四海”团结会师的班子。为了使刚组建的中共云南省委能迅速、正确地开展工作，小平同志找来宋任穷同志及熟悉云南情况的各阶层人士交谈，共同研究云南解放后应采取的大政方针，在多方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云南是个多民族省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巩固革命秩序的关键在于“民主团结，民族团结”，“解除民族间的隔阂，这是一切工作的起点”。这些意见，成为后来中共云南省委重要的工作指导方针。 1950年2月20日，第四兵团和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进驻昆明。2月24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全省地师级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随后开始接管和建立专区、市、县政权，边沿一线以二野四兵团为主、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干部，在地下党同志的参加下，顺利接管了国民党在滇军事单位30个，政务单位6个，财经单位17个，工业企业31个，及交通、邮政、文教、卫生、警务等单位55个。云南支队的其他人员，到昆明、玉溪、曲靖、宜良、武定、楚雄6个专区(市)及其所属的50余个县(区)，与云南地下党“边纵”的同志一起参加“建政”、征粮、剿匪、送人民币下乡等工作。当时全省设立13个专区137个县，这批干部所去的专区占46%，县(区)占38%。加上原边纵、地下党已占领的县，在四兵团进入云南不久，基本掌握了全省县一级政权。这表明，小平同志远在数千里外的南京为接管云南而准备大批干部的决策，不愧是一篇云南工作的奠基杰作。 1950年2月，云南全境解放后，小平同志仍然继续谋划干部的培养教育问题。他指示云南省委要开办各类党校和干部培训班，“大量培养各族人民的干部，以应急需”。遵照他的这一指示，中共云南省委于8月7日作出了关于开办党校的决定。9月1日，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成立，宋任穷同志兼任校长，开始有计划地大批培训干部。1950年11月底，小平同志又批示云南省委，抓紧创办一所民族学院。在他的关怀下，1951年8月1日，全国第二所省办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正式开学，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白族)兼任院长。以后，各地、县委还相继开办党校和干部培训班，培训了大批各民族干部。 同时，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云南省还从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中选拔进步、优秀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到1953年9月，在云南边疆1200余名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中，少数民族上层出身的干部达700多人，占58%左右。

　　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由四兵团、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等外来干部，“边纵”地下党干部和解放后新培养的本地干部组成的云南各民族干部队伍，在中共云南省委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在接管的基础上，很快建立起省、地、县、区四级政权，打下了云南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基础。

　　民族团结——云南稳定的纽带

　　云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有27个县、市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国境线长达4000余公里，有10多个少数民族在国境线上跨境而居。历史上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挑拨离间，使民族之间矛盾重重，纠纷不断。1949年底溃逃到境外的国民党军残部和土匪在云南边境地区破坏捣乱，气焰嚣张。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建设国防、巩固边疆的任务就更为艰巨。

　　解放初期，主政西南的小平同志，从云南多民族聚居的省情出发，紧紧抓住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这根纽带，使云南这个边疆省份呈现出团结稳定的形势。

　　1950年4月，云南省委向西南局书面请示关于边界地区的工作方针问题。小平同志代表西南局在批复中指出，云南面前摆着三个重大问题，即国防问题、民族问题和土匪问题，这三个问题密切联系，互相交错，但“核心是民族问题，只有解决民族问题，才能解决国防问题和土匪问题”，这就为云南省委提供了一把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后来，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有了民族团结，就有了国防，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国防。”云南省委根据小平同志的这个批示，提出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联防自卫，防匪保家”的工作方针。军队和地方派出了3000多人的民族工作队深入民族地区开展“做好事，交朋友”活动，疏通民族关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边防军和各族民兵实行联防。到1954年，联防武装达5.7万人，千里国境线上的人民国防初步建立。从1950年到1956年，同国民党军残部进行大小战斗4363次，歼敌约13万人，捕获特务1689人，建立和巩固边防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云南历史上“有边无防”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 小平同志明确要求云南党政军领导应该真心实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实现自己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实现民族平等。他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民族自治机关，实行区域自治，“不但符合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也是发扬民主、团结各民族的重要关键”。1950年7月，他向中央访问团云南分团团长夏康农等人说：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族群众听了很高兴，要求兑现；“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区域自治，“如果半年不兑现，一年还不兑现，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1950年7月，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到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时，小平同志嘱咐他：“区域自治应速实行，不能等，更不能拖，越拖将会越被动。”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小平同志鼓励云南省委根据云南实际大胆实验，同时，他还明确提出：云南有些地方是几个民族的杂居区，在这些地区，首先组织民族民主联合地方政府，尔后再实行区域自治。 根据小平同志的设想，云南建立民族民主联合地方政府和区域自治的工作进展较快。到1953年，全省在民族杂居区先后建立了普洱、保山、丽江等6个专区级、148个乡级民族民主联合地方政府。在这些政府内合理分配委员名额，适当照顾人数较少的民族，让各民族共同掌管政权。

　　建立民族民主联合地方政府和实行区域自治，体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原则。如西双版纳自治区政府委员中，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占55%，各民族群众占30%，中共党员占15%。到1955年底，边疆民族地区有干部13884人。其中有少数民族干部5630人，占干部总数的42.1%，基本做到了民族自治机关的干部民族化。少数民族衷心拥护党的区域自治政策，他们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把各兄弟民族从苦水里救出来，坐在一条船上，毛主席给我们掌舵，各族人民联合划船，走得快多了。”

　　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他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一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就会出乱子”，“必须使各族人民生活向上，逐步得到改善”。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立即着手把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最大问题”来抓。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各级政府和驻守边疆的部队，采取具体措施帮助各族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当时，云南边疆一些少数民族群众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状况。群众买不起好一点的生产工具，有了也不会用。有鉴于此，小平同志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拨出专款，购买农具，分发给少数民族群众，并派人教他们使用，教他们修理。这种帮助帮到了点子上，劳动效率明显提高。 小平同志大力主张发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贸易。解放前，云南民族地区日用生活品奇缺，交换又极不公平，如用一根针可以换取基诺族群众的一只大母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于1950年7月提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11月，他又强调，要在税收方面对各族人民实行少征的优惠政策，要鼓励私人资本到少数民族地区做生意。贸易要遵循互助互利、等价交换、群众不吃亏的原则进行，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要从群众吃盐、吃肉等小问题抓起，首先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云南省委提出民族工作开展到哪里，贸易就进行到哪里，逐步建立起民族贸易公司、供销社、购销组，开展贸易工作。随着贸易的发展，商品交换价格日趋合理，基诺族群众一只鸡不是换一根针而是换720根针。1952年，省政府还专门拨出28万元解决佤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民族群众的吃盐问题。群众满意地说：“盐巴不能不吃，共产党不能不要。” 解放前，云南各地普遍缺医少药，如藏族聚居的德钦设置的局卫生院只有一名医生，盘尼西林(青霉素)被藏民称之为“色曲”(意即金子般的针水)。各族群众有病只能求神、送鬼或等死。根据这一情况，小平同志提出：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那里迫切需要医药，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医疗卫生工作为重点，才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他不仅这样提醒云南的干部，而且亲自督促西南军政委员会从重庆、成都等地抽调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到云南边疆巡回医疗。1952年上半年，他听说德宏抗疟力量不足，药品缺乏时，便与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商量，决定派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余秋里、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张步峰率领由重庆第七军医大学专家、教授及医护人员200余人组成的抗疟队到德宏帮助工作。抗疟队临行前，小平同志还亲自找余秋里同志谈话，恳切指出：云南历史上是有名的“瘴疠”之区，早在三国时，诸葛亮率兵南征，就有“士卒感染瘴疠，祭泸水以消患”的记载。1939年，国民党政府曾在云南搞过抗疟，但抗疟3年却得出“云南疟疾是不可征服的”结论。我们共产党人，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难道连疟疾都控制不了吗?关键是态度要坚决，措施要得力，军民配合，群防群治。只要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疟疾是可以征服的。余秋里一行到了德宏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制定了“以部队防治为主，军民一齐动手，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组织力量，重点配合，全面实施”的抗疟方针。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不到半年，就有效地控制了疟疾的流行。群众感激地说：“毛主席的光辉，赶走了乌云，驱走了瘴气。” 小平同志在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解决云南少数民族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云南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是云南民族工作的第—个黄金时代。

　　基础产业——云南经济发展的中坚

　　小平同志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以后，曾于1958年10月，1962年2月、1965年12月3次莅临云南，对云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基础产业方面有很多指示，鼓舞云南各族人民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此情此景，至今令人难忘。

　　1958年10月和1965年12月，小平同志两次到云南考察经济工作，非常关心云南的冶金工业发展，两次来到了昆明钢铁厂。1965年这次视察，他进昆钢后，见到该厂领导是7年前的李铎同志，小平同志很高兴地说：搞工业就是需要专业干部。为了保证领导干部能干一行钻一行，应该保持干部的相对稳定，使他们有较多的学习实践、总结提高的时间，早日实现从外行向内行的转变。小平同志的这些话语，一直鼓舞着一大批干部积极努力学习工业管理和生产技能，终身奋斗在工业战线。

　　这两次到昆钢，小平同志都要求昆钢要按照规模生产进行规划建设，并具体提出昆钢生产规划；第一步规模不搞30万吨而搞50万吨；第二步搞100万吨。针对有的同志担心云南处在边疆，搞大了万一有战争要挨轰炸的思想顾虑，他给昆钢人鼓气说，如果搞30万吨的规划，以后还要改造，这不好。今后打起仗来，30万吨也是炸，50万吨也是炸，就搞50万吨。对于设备更新，小平同志指示说，新增设备要考虑好一点，要有现代化水平，加大对旧设备改造的力度，提高劳动生产率。50万吨钢不能再用一万人，几千人就可以了，如果再用一万人，在全国钢铁企业中还是最落后的，所以你们不要当这个“副班长”。 昆钢人没有辜负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经过近40年的奋斗，1993年底，昆钢实现了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年生产能力突破百万吨大关，迈入全国钢铁企业20强的行列。1996年，生产又迈上新台阶，全年产钢150万吨，铁105万吨，成品钢材137万吨。经济效益跃居钢铁企业第十位，成为振兴云南民族经济的重要支柱。小平同志的愿望已初步实现。在昆钢，小平同志还告诫，云南的发展重点，从长期着眼，是有色金属。因为云南这方面条件特别好，“宝”很多，要搞成一个有色金属省。小平同志的这个愿望，也正在变成现实，有色工业已成为云南的5大支柱产业之一。 在这两次视察中，小平同志还十分关注云南的机械工业的发展，两次都考察了昆明机床厂。在1958年10月这次考察中，小平同志对陪同的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和该厂领导同志说，云南要努力发展机械工业，更多地制造一些机器。在机床装配车间，小平同志仔细观看了该厂生产的5米直径的齿轮滚床、7米直径立式车床和20米长、5米宽龙门刨床，当了解到这3台大型机床的性能后，连声称赞“好!好!”并鼓励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说，“你们厂技术设备、技术力量较强，目前国家很需要机床，为加速国家经济发展，你们要发动群众生产更多的机床，为国家作贡献”。1965年12月，小平同志再次来到昆明机床厂视察，看了该厂新开发成功的“光学坐标镗床，”，非常高兴，对厂领导和操作工人说：“你们制造的精密机床，在全国很有名气，但生产量太少，目前国家还要靠进口。今天我来，主要想解决生产精密机床问题。不然天天叫进口，进口几千台还叫不够，日子不好过呀!今天，要解决精密机床的需求必须立足于国内生产。”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深深扎根在机械工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之中。现在云南的机械行业已有了长足发展。据1995年统计，云南机械工业年产量，总产值已达73亿元，利税总额5亿元，出口创汇2.1亿元。 1965年12月这次来滇视察，小平同志还格外关注云南烟草工业的发展。在考察昆明卷烟厂时，称赞道：“云烟，很好嘛!毛主席在1959年成都会议上，吸了云烟，还满意地点点头。我还经常用云烟招待外宾。周总理出访东南亚，还拿云烟作礼品嘛!”当他看到机械卷烟，每分钟能生产1000支烟时，非常高兴地对厂领导说：“烟就像流水似的，机械化就是好呀!”并勉励该厂“要不断改革，提高质量，创名牌，满足市场需要”。这次视察，已过去30多年了，云南的烟草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对云南脱贫致富，积累资金发展其他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据1996年统计，云南烟草企业大力更新机械设备，并达到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每分钟生产卷烟已达8000支，年产量已达648万箱；全年“两烟”实现工商税利365亿元，出口创汇2.3亿美元；创出红塔山、云烟、阿诗玛等9个名牌。 在视察中，小平同志深知云南行路难，故而十分关注改善云南的交通运输问题。1958年10月在视察昆钢时，就提出让昆钢多生产一些钢材，轧成钢轨用以修铁路发展云南的交通建设。1965年12月，他在昆明了解到“三线”建设项目的困难时，指出，受交通的限制，建设项目一时不能摆得太多。云南要搞铁路建设，铁路建设的标准要高些，并具体指示，成昆铁路按年1300万吨运力设计，内江昆明铁路按年800万吨运力设计。小平同志的这些设想，经过云南各族人民30多年的奋斗，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正逐渐变为通途，铁路、公路、航空、水路的立体交通格局已初步形成。贵昆铁路、成昆铁路都早已通车，南宁至昆明的铁路现也已通车，昆明至大理的铁路修建已完成过半，内江到昆明的内昆铁路已列上日程。公路建设有了很大发展。据1996年统计，全省纳入国家统计范围的公路里程为70279公里，占全国各省通车里程的第3位。全省99.5%的乡镇、84.2%的行政村通了公路。航空运输也有较大改善，开通昆明至国内外航线几十条，省内的芒市、景洪、丽江、大理、思茅、昭通、保山等地都已通波音班机。全省有内河航道1324公里，澜沧江到邻国的试航已获成功。 在视察中，小平同志反复指出，云南要继续解决农业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抽出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其他方面。云南条件好，在农业上必须搞多种经营。比如发展棉花、甘蔗、烤烟、亚热带作物和畜牧业等，粮食问题过关了，就要设想更多地安排经济作物、油料作物的生产。1962年2月这次来云南，小平同志一家还去了昆明植物研究所，看望在这个所工作的卓琳的姐姐蒲代英。参观了植物园，对“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木本油料代食品”项目感到非常有价值，他对该所所长、植物学家吴征镒说：“目前我国人民生活困难，你们要多利用野生油料植物来解决人民吃油难问题”。几十年过去了，云南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小平同志当初的这些意见完全符合云南的实际。小平同志的这些思路，在云南逐步得到实现。1958年，云南粮食产量仅54亿公斤，1996年增加到124亿公斤；经济作物产值，1958年时仅3.59亿元，1996年翻了近百倍。烤烟、甘蔗、食糖、油料、水果、橡胶、蔬菜、花卉等已成为云南种植业的支柱产业。“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省政府已列为生物资源开发工程，优先予以扶持。用不了多长时间，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必将结出丰收的硕果。

　　整顿纠错——云南拨乱反正的先声

　　70年代，云南同全国一样处在举步维艰的困境之中。1975年初，历尽磨难后复出的小平同志，国事倥偬，无暇莅滇，但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解决当时云南的几个重大问题，充分展示了他的胆略与睿智，而且这些问题的果断解决，可以说是在云南拨乱反正，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在周恩来总理病重治疗期间，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思想。首先，大刀阔斧地进行铁路整顿。在他主持下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昆明铁路局是这次整顿的5个重点局之一。小平同志主持的这次整顿，锋芒集中指向“造反派”，这就抓住了铁路被搞乱的主要矛盾，充分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不畏艰险的政治胆略。

　　1975年4月初，铁道部派出工作组到昆明铁路局帮助工作。6月中下旬，铁道部部长万里亲自到昆明铁路局落实中央的部署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指导整顿。通过整顿，调整了路局领导班子，对于闹派性的头头，进行了适当的组织处理。通过认真学习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排除派性干扰，云南的铁路整顿工作初见成效。结果，4月份昆明铁路局完成的货运量比3月份增长32.2%，扭转了该路局连续31个月未能完成国家下达的运输任务的被动局面。这次整顿，深得云南各族人民的拥护，在那风云变幻的时期，云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从中看到了结束动乱恢复安定的希望。 小平同志非常关心云南省领导班子的整顿，纠正“文革”中发生的错误。在党中央、毛泽东和小平同志直接关心下，《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云发〔1975〕26号)得到批准。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纠正云南发生的“划线站队”等一系列错误，落实党的政策。尽管后来因小平同志再度被错误打倒，贯彻这一文件的工作受到挫折，但封冻多年的坚冰毕竟已经被打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继续得到贯彻落实，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

　　小平同志关心知识青年，作出了正确解决知青问题的重大决策。1978年10月18日，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的几位上海知识青年给小平同志写信说：“我们敬佩您，信得过您。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腹语向您倾诉”，反映了部分知青的思想动向，中心意思是要回城。此信在景洪街上张贴出来后，农场知青的思想开始波动，后来发展到组织“请愿团”、“知青委员会”，提出“我们要见邓副主席”，“打倒‘四人帮’，知青得解放”等口号。范围从西双版纳波及到德宏州、临沧地区的各农场。当时，这件事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知青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棘手问题。从1968年12月底开始，在以后的10余年中，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支边的多达1700多万人。其中，云南省有23万人，四川、上海、北京等省、市到云南的有10万余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知识青年们对未来的出路甚为焦急。给小平同志写信便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在《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印发了“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同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又给小平同志写信，反映了景洪农场几位知青写给小平同志的联名信被扣的情况，并附上知青的“联名信”。此信转到小平同志手里，12月2日，小平同志作出批示，要求云南省委，“应做工作，不应压制。”云南省委立即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小平同志的指示，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确定了“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多做疏导工作”的方针。并派出由一名省委常委带队的工作组到西双版纳等地开展工作。 1978年12月，小平同志在筹备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际，于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专门就西双版纳的发展及知青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此后又两次作了指示。这几次讲话和指示总的精神是：一、知青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文革”留下的积重难返的问题很多，国家又很穷，彻底解决知青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这要向知青们讲清楚。知青要求回城，关键是当地经济不发达，农场没有办好，限制知青特长的发挥，人家不安心。二、西双版纳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农场有18万职工，60万人口，面积等于海南岛，而且自然条件非常好，自然资源很丰富，气候也不错，一年四季都可以搞生产，发展的门路很多，如果组织起来搞好了，不仅可以养活、养好这18万人，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三、如何搞好？要搞一个科学而可行的长远发展规划；可搞专业队自负盈亏，国家不调拨，不交利润；国家给贷款，将来再还；大力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种橡胶、芒果、香蕉、甘蔗、咖啡、可可、腰果、胡椒等，一方面可换外汇，另外国内发展旅游也需要；可以用联合企业的办法搞农场。总之，要多给他们一些政策，多给他们出一些主意，把那个地方建设好。别的地方如新疆、黑龙江等地有类似问题的，也应这样办。 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为解决知青问题和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充分听取知青们的意见，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国务院同意知青选派部分代表赴京。并决定由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组成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务院迅即批准了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在北京、上海、四川等省、市的配合下，采取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留场等办法，妥善安置了这近10万知识青年，迅速恢复了边疆的稳定。知青们带着在边疆经受艰苦锻炼得到的收获，到了新的岗位，并成为激励他们重新创业、走向成功的强大动力。广大的知识青年不会忘记小平同志对他们的关怀。

　　《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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