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革命风格

　　王　宁

　　邓小平在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并作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也在斗争中表现出了个人鲜明的风格和独特的魅力。

　　通脱达观，处变不惊

　　萧榕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曾这样描述邓小平：“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①

　　生性达观、内心光明、襟怀坦荡、处变不惊，这是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留给邓小平的真实烙印，是一份历史的馈赠。

　　邓小平生于1904年，几乎是本世纪的同龄人。在近代和现代，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在寻觅救国救民真理的路途上会历尽艰辛，在确定信仰、投身革命之后，更要经受各种磨难和严峻的考验。这是中国革命者的特殊历史命运。对邓小平来讲，坎坷的际遇和复杂的斗争经历从他青年时代即已开始。逆境，在很大程度上锻造了后来他开朗豁达的性格和坚强的心理素质。

　　早在苏维埃斗争时期，邓小平就曾遭到当时中共党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批判和处理，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但作为一名入党多年的红军干部，他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并以此为精神支柱，与错误路线展开了顽强的抗争。1933年5月，邓小平被贬到江西乐安县作巡视员时，对前来探望的两位党员干部讲道：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革命哪能一帆风顺呢?②他深深地埋下了个人的委屈，依然心胸开朗，谈笑风生。他的战友们对此有着深刻的印象。

　　1985年7月，81岁的邓小平接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客人毫不掩饰对邓小平身体健康程度的羡慕，并向他请教长寿秘诀。邓小平答道：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他还说，我是三下三上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邓小平第二次和第三次被打倒都是在“文革”之中，所处的历史背景比起第一次要深刻得多，也复杂得多。他在答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问时谈到，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但每当外国客人问及他在“文革”期间个人的遭遇，他总是一带而过，他想得更多，谈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这场灾难，使党和人民能够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过去的错误。

　　邓小平已经有了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受力，对个人和家庭的屈辱与不幸能够淡然处之。也许他内心波涛起伏，但外表却十分沉静，刚毅。在遣送江西、骨肉分离、吉凶未卜的时候，他泰然处之，每天劳作于工厂，或躬耕于田园。他开玩笑地说此次下放等于上了一次劳动大学，邓小平还把江西的谪居生涯看作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潜下心来博览群书，从马列著作到二十四史及各种古今中外名著，从中推演，探寻社会发展和世事兴替的规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南昌的将军楼和北京的宽街二号老院是邓小平默默思考，徐图振作的好去处。豁达，无私的心胸支撑着邓小平，使他涉过了道道险关，攀上了人生的顶峰。

　　政治上的三落三起虽然奇特富有戏剧性，但这在邓小平坚强心理素质的形成上只能算是一个方面的因素，他的人生经历和底蕴则要丰富和深刻得多。除去历次党内斗争，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已经有了太多的出生入死的考验，上海地下工作时的血雨腥风，长征路上的围追封堵，抗日战争中的枪林弹雨，中原战场上的硝烟炮火，……他和他的同代人是一批从生死线上冲杀出来的人。生死考验经受住了，个人的荣与辱，得与失，进与退，对邓小平来说已无足轻重了。挫折与磨难为信念和忠诚淬火加钢。内心万顷波涛，外表静如止水。很多老革命家都有这个功夫。因邓小平有着三下三上的不凡经历，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清醒镇定、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不仅有益于邓小平的身心健康，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邓小平的政治行为中，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几次大的风浪中安然渡过险关。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针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陡然严峻的形势，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要求我们不信邪，不怕鬼，不示弱，自己不乱，埋头实干，认清形势，利用矛盾，把握机遇，等等。

　　举重若轻，作风果断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有一次与薄一波谈到了他对刘伯承和邓小平工作方法的感受。他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③

　　“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都是领导者不同的工作特色和领导方法，并无高下之分。战争年代，刘邓是一对出色的搭档。刘伯承才大心细，运筹周密，几近算无遗策；邓小平器局宏伟，调度有方，含雄奇于淡远。邓小平举重若轻的风格，一大特点，就是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一旦形成较为正确的思路或决策，在行动上决不迁延，而是当机立断，指划自如。那份从容，那份淡然，令党内同志和下级部属钦羡不巳。一位曾在西南局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把邓小平行云流水般处理棘手问题和复杂局面的领导艺术比喻为“庖丁解牛”。

　　由于长期处在工作的第一线，邓小平面临任务的沉重与繁杂是可想而知的。他的高明之处，是能够在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诸多头绪中，迅速而准确地把握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果断地加以解决，并由于日久天长的积累而达到一种艺术的境地。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打了许多关系全局的硬仗。每当战役开始，刘邓常常是集思广益，反复比较作战方案。一旦决定下来，邓小平只是宣示总的战略意图、部署作战目标，“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对具体指挥作战则敢于放手给下级指挥员，让他们自主行事，自己则坐镇中枢，沉着调度。正是这种“放手”带出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也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以便集中精力思考大事。陈野苹回忆说：“我感到他的领导艺术之一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④到了和平年代，他这种领导方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新时期施行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过程中，邓小平总是在方针、政策、原则方面作出明确的交代，具体方法不多讲，给人留下广阔的用武之地，使执行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有一个肯定的评价：“有些人怕他，但是他办事比较果断。”作风果断，雷厉风行，这是邓小平领导方法的另一个特色。

　　据曾志回忆，“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她带着女儿陶斯亮找到即将复出的邓小平，要求为“文革”中蒙冤而死的丈夫陶铸平反昭雪。邓小平听着母女二人的悲切陈述，既没有急于表态，也没有更多的感情流露，一度使她们感到非常失望。但是，邓小平复职后，立即把平反冤假错案当作纠正“文革”错误的关键，迅速把陶帱的案子从专案组调出，直接交给中组部审查，并亲自讲话，作出批示，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他以最快的速度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工作，给共和国最大的冤案刘少奇一案平了反，给反右倾中被错整的彭德怀平了反，给彭、罗、陆、杨平了反，给被称为“阎王殿”的中宜部平了反，为教育战线摘掉了十七年“黑线专政”的帽子……可见，在邓小平的工作原则中，时机不成热，宁可隐忍不发，政策持重；时机成熟，则雷厉风行，迅疾行事。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中央顺应民心，应时而动，在不长的时间内办了许多澄清过去、开辟未来的大事，这都与邓小平的勇于任事、果断拍板、大力推动有关。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权威与声望使他威重而令行，使他的思想决策能够被迅速贯彻。

　　坚持真理，刚正不阿

　　邓小平性情忠直、耿介，充分表现出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节操和坚持真理、不附权势的政治品格。

　　如果说，战争年代邓小平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表现在敢于反对错误路线的领导而不怕诬陷和打击，表现在甘冒矢石，戎马疆场，表现在以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决议、指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那么到了和平年代，这种血与火洗礼出来的品格则表现得更加丰满、鲜明，即：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能够表明自己的主见，对各种错误倾向敢于据理力争。

　　5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对党内政治生活中逐渐滋长起来的不正常现象和国家经济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经常提出自己的意见。如，他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提出过严厉批评。据王任重回忆，1959年容国团夺得乒乓球世界冠军后，邓小平讲过这样的话：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1961年，对林彪要求“带着问题学”《毛选》，邓小平与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起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毛选怎样学，要研究一下。搞疲劳战术，社会强迫，不行。在青年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一些基本的东西，是要提倡学的，但一年四季这么搞也不行。可见，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邓小平在“左”的气氛开始弥漫的初期，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敏锐和巨大的勇气。

　　邓小平是个极有决断、极有主见、不怕冒风险、担责任的人。1961年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深入北京顺义农村视察。针对当时“平调风”、“共产风”给农村经济带来混乱与凋零，公共食堂弊端百出、难以为继的情况，他果断地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⑤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邓小平的敢作敢当都很欣赏。1957年，毛泽东评价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1974年11月，毛泽东在谈起邓小平抵制江青等人一事时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同年12月，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思想“固执”，不肯改变对‘文革’的态度表示不满，并对邓小平发动过不正确的批判，但对他的政治品格从没有加以指摘。

　　1975年，邓小平在“文革”尚未结束时主持整顿。对这次整顿，他本人后来认为是改革的一次“试验”。他强调党性，整饬秩序，大张旗鼓地抓生产，与“四人帮”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这一切举措的灵魂，就是一个“敢”字。他常对人讲，要有一点精神，“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被抓辫子，不怕犯错误，不怕第二次被打倒……邓小平已经无暇顾及个人的命运，表现出少见的焦灼、执着与强硬。明哲保身、中庸调和与他的做事原则是不相容的。这种强者的性格不仅表现在对敌斗争中从不畏惧任何对手，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所流露。如，他喜欢在波涛翻卷的大海里游泳，感到那里“有股气势”；打桥牌喜欢与高手对阵，觉得“输了也有味道”。

　　1975年8月评《水浒》开始以后，邓小平的处境开始恶化。11月，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对“文革”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坚决而巧妙地拒绝了。这种骨子里的对抗情绪导致了对他的批判逐渐升级，导致了他的又一次被打倒。

　　但是，邓小平的抗争以及在那一回合悲壮的结局，促使更多的人从“文革”的噩梦中惊醒，分辨出是非曲直，也更加了解“邓公”的为人。这就为他第三次崛起并领导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大变革赢得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思想和政治束缚依然严重的那两年又一次表现出了极强的斗争精神。他甘冒“犯下弥天大罪”的风险，率先出来否定“文革”的理论基础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搬掉了一座又一座障碍思想的大山。从破除现代迷信到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到树起改革生产关系这面旗帜，他鼓咙而呼，对于全面改革，他有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不要怕冒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⑥大无畏的精神使他思想锋芒更加锐利。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敢于创立新的理论，敢提前无古人的构想，敢讲真话，敢为天下先。

　　善理大局，善断大事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邓小平的年龄并不算大，毛泽东说过他是“少壮派”。但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才智却是人所共知的。他既善领兵打仗，又会做政治鼓动，更善于谋划国计民生，具有主持中央和地方工作的经历和多方面经验。由此，练就了他目光远大、思维开阔、统率全局的本领。

　　建国之前，邓小平曾两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一次是1927年底到1929年夏，一次是1935年初到这一年的六七月份。在这个职务上，邓小平经常列席或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在更多的时间里，他被委派下去抓武装斗争、抓政权建设。邓小平长于思考，每当领命而行，都能正确地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地、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意图，进而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迅速打开工作局面。

　　抗战时期，邓小平的大局意识得到更突出的展现。从跃马太行到挺进华北，接触的工作纷繁复杂，但他没有陷入事务主义或思想局圃于小范围，而是时刻提醒自己的同志，“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⑦他详细分析、精心指导解决本地区的财政与供给问题，兵运与民运问题、整党与建政问题、发展统一战线与开展对敌斗争问题，并能从中提出一些对抗战大局有指导意义的思想。他还积极地为中央出谋划策。

　　在处理问题时特别能顾全大局，邓小平的这个特点在解放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挺进大别山，刘邓所部已经付出了重大代价，在最困难的时期，邓小平仍不同意中央调陈谢等兄弟部队南下支援的考虑，而是提出让他们多休整，以利在以后打大仗。他指出：“中原困难是中国革命最大最后的困难”，⑧鼓励大家坚持到底。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全歼南线蒋军主力黄维兵团是战役取胜的关键。为此，邓小平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叫花子烧铺草”的精神，从大局出发，拼死一战。他有一句话在军中广为流传：“只要歼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⑨这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以大局为重的做法博得了同志们的信赖和中央的倚重。

　　从1952年起，邓小平从西南调回中央工作，与毛、周、刘、朱等领导人共商党和国家的大致方针。他身兼数职，参预全面。在工作中，他并不是事无巨细，一一过问，而是着重抓全局性、方向性的问题。戎子和同志后来回忆说：“他的特点是抓大问题，不管小事。”⑩他抓财政工作时讲大局，1975年整顿时讲大局，80年代初经济调整时讲大局。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那种理大局、断大事的特点更显突出。在邓小平看来，新时期的大局只有一个，这就是经济建设。围绕着这个大局，十几年来邓小平在现代化建设的步骤、目标，动力及政治保证等方面都精心作了规划，为把握这个大局、大方向不动摇，他不遗余力。

　　与此密切相联，对一些事关全局、影响大局发展方向和前景的大问题，邓小平都能够作出及时而明智的决断。在需要处理的事情已经被推到历史前台的时候，邓小平能选准突破口，毫不迟疑地亲自抓。如，1983年的打击刑事犯罪和1984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就是他亲自抓的。前者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使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后者是为了抢时间，加快引进资金和技术，是扩大开放的关键步骤。邓小平对这些大的问题看得远、想得深、抓得准，敢于决断，敢下大决心，显示出一代战略家的恢宏气魄。

　　思想辩证务实，语言简洁朴素

　　无论在中国人眼里还是在外国人看来，邓小平都是个不喜空谈，讲求实干的人。他自己曾这样自我评价：“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1)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依据千差万别、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指导具体工作，是邓小平的工作原则，也是他的作风和习惯。担任党的总书记时他就一再提倡做深入细致、扎扎实实的工作，反对摆花架子，反对大吹大擂。粉碎“四人帮”后，他又有针对性地教育干部，要鼓实劲，切实解决问题，不要追求表面文章，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特别要求，经济工作中的速度、数字应该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12)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他以丰富的、精细的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出于对这个理论体系的深刻理解，他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的前提就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

　　对辩证法的精通使邓小平的务实作风表现得更加充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太行山工作时有一句名言：要按照辩证法办事。这句话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也说过。毛泽东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总结发言中，高度评价了这句话：总而言之，就是如太行山的同志所说的，要按照辩证法办事。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说：要按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周恩来在50年代中期的一次讲话中也说过：邓小平是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在党内，他最早提出了要节制生育。(13)细读邓小平的著作，处处可以感受到贯穿其间的辩证思维的机智，以及他关于变化而不是停滞的观点，全面而不是片面的观点，“两点论”的观点，揭露矛盾、正视矛盾、解决矛盾、利用矛盾的观点等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内容。

　　但是，邓小平的广博深刻的思想内涵却是以极为简明朴素的语言来表述的。

　　年轻时，邓小平是个能说喜笑、活跃开朗的人。他在法国编撰《赤光》杂志和在中央苏区办《红星报》时，就表现出文思敏捷，思路流畅，语言浅显易懂而颇具战斗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大约在主持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期间，他的性格有了某些变化，话语渐少，不苟言笑，更喜欢读书和思考，逐渐变得内向、沉静。这种性格明显体现在思想表达上，逐渐形成了他的语言风格，即言简意赅，朴实明快。邓小平的感情轻易不外露，在日常生活中他话很少，以至在子女们早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不怎么会讲话的人，更是个不爱讲话的人。女儿萧榕每有战争年代的事情要请教他，得到的回答往往只是几个宇。如问他“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回答是“跟着走”；问他抗战时在前方领导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情形，他只是说：“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邓朴方曾经这样评价父亲：他的沉默往往比他的语言更加有力。

　　他的文章、发育，都是那么简明扼要，针对性强。毛泽东讲话喜欢旁征博引，从侧面点拨，邓小平则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在邓小平领导下征战多年的一些老同志对他的语言特征至今印象深刻，说他“言简意赅，富有回味”，“思维敏捷，言语明晰”，“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讲话内容没有废话，没有套话”等等。邓小平主持西南局会议或国务院常务会议，议一个事情，常常是半小时解决问题，决不拖泥带水。

　　几十年来，邓小平善于把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或一些老战友常用的语言(有些近似村野俚语)加以概括引申，并赋予很深刻的含义。较著名的如“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等等，或阐述一个简单的道理，或概括一个施政方针，或说明一个事物的特点。如著名的“猫论”，它简洁明快，把人们活动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讲得十分精当。邓小平自己曾谦虚地说：“我的东西很平凡，里面没有什么惊人的语言。”(14)他的语言质朴，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和华丽的词藻，十分通俗易懂，邓小平的思维和理论根植于生活和实践，他用生动的比喻把深刻的道理简明化、形象化、大众化，使得他的理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掌握，成为一部活生生的大众哲学。

　　邓小平晚年，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定识之前从不轻易表态，一旦他结束思考，其发言常常是流水汤汤，酣畅淋漓。如现在收入《邓小平文选》的1984年10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6月9日的讲话、同年6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以及1992年的甫巡谈话等等。这类讲话涉及的面都很宽，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党风民意、接班人培养、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等等。他语重心长地帮助后辈们总结过去，启迪未来，所说的都是他夙夜思虑、有感而发的话。

　　乐于知新，渴望创造一位外国朋友对邓小平说过：我不知道还有谁的头脑比您更为年轻了。确实，邓小平始终保持着一种乐于知新、渴望创造的心理。

　　离开广安家乡时，邓小平还是一个翩翩少年，正处在世界观尚未形成、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时期。虽然他已具备了一定的中西学知识，而一旦漂洋过海走出国门，接触异域文明，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个既陌生又精彩的外部世界。在经受现代工业文明洗礼的过程中，他加入了党团组织，并确立了自己的终生信仰，逐渐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与此同时，他对新知识渴求和向往、对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一直抱着极大的关切。西方国家的声光电气、艺术宗教，以及其进步的社会观念，都给了他很深的印象。邓小平虽然很少谈及自己的往事，但在谈到我国经济技术水平这个话题时，他常常能联想到早年在法国目睹的先进的工业制造技术，如本世纪初的万吨轮、大型船闸、巴黎的地铁、先进的医疗水平等等。在赞美的同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倾慕之情。

　　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者，邓小平在洞察世界风云、关注环球动态时更力求格物致知，见贤思齐。

　　对新事物的关注首先表现在他对先进技术及产业的爱护和竭力扶植上。从1978年初到1979年初一年的时间里，邓小平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日本、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许多国家。他对先进的事物没有感到无所适从，而是积极地去学习和接受。当他坐在日产公司的电动汽车上，看到这个由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企业，其设备之精良，自动化水平之高，人均产量之大时，陷入沉思，久久不语，当他登上休斯敦航天中心的太空实验室，进行模拟飞行的时候，又是那样地兴奋。我们不难理解邓小平当时的心境。他兴奋是惊讶于自然的奥妙，科学的神奇和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力，他沉默是因为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为中国的发展前景担忧。在参观日产公司以后，他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邓小平十分关心国内高新技术及产业。1992年南巡时，他在深圳、珠海、上海共参观了五个高科技企业，每到一处，总是兴致盎然，仔细询问，他都要握一握年轻科技人员的手，给他们以鼓舞，似乎要从他们身上吸取热情和活力。另一方面，正因为他对科学感兴趣，对新事物感兴趣，对不断变动的世界感兴趣，才形成了他开放的性格，不拘一格的性格。

　　对因科技进步而导致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和诸多的新气象，邓小平作了较深入的思考。他以崭新的视角、崭新的语言不停地述说着这样的道理：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科技发展速度不是用年而是用月，用日来计算；世界在变化，我们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我们不能安于落后，不要脱离世界；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他从科技发展带来的启示生发开去，联想到思想变革、观念更新的问题，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问题，发展自己的高科技走向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甚至联想到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动力问题以及用新的思想观念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从接触到的新鲜事物中随时得到启发，并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感触到时代跳动的脉搏。

　　他不因循守旧，不拘于成见，不圃于常规，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的一系列新的论断，如：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等等，就是这种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的结晶。

　　有了这种精神和勇气，心田才不会干枯，智慧才不会衰竭。

　　有所不为与有所为

　　邓小平对自身的进退荣辱看得很淡，而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却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深知，共产主义事业本身就是干百万人前仆后继的事业，老同志应该及时发现人才，荐贤任能，自己则应急流勇退，当好参谋，从旁襄助，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因此，在“四人帮”被粉碎、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不久，他就开始考虑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他动员老同志以主要精力选好接班人，准备让位，准备交班。

　　1979年7月，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代表时，邓小平讲了下面一段话：“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15)这个意思的话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讲到十二大，语气一次比一次重。一直到80年代中期，围绕领导班子年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他又多次谈及这个问题。

　　他做老同志工作的同时，自己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他的威望极高的时候，他一直拒绝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党的主席。从80年代开始，他陆续辞去了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职务，坚持让精力充沛的同志在第一线负责。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夕，他准备一退到底，什么职务也不担任。但当时在党内，要求他不退的呼声十分强烈，邓小平只好同意“半退”。两年后，在平息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辞去了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

　　邓小平是重于行、敏于行的，同时他又是勤于思、勇于思的。他思考的问题还包括对他个人对社会、对历史所起的作用的估价，他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命运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是很不健康的，是靠不住的。

　　——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他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

　　——对我个人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份量太重，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消失。

　　这些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话语体现了他坚定的唯物史观和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谦虚谨慎的胸怀。

　　退休以后，邓小平离开了繁忙的工作岗位。1989年9月，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他坦露了真实的内心世界。他说：“我在练习怎样适应完全退下来以后的生活。几十年了，一直在繁忙的工作中，就是后来事情管得不多了，脑子里也放不下问题，总在活动。”(16)可见，他虽退休家居，仍有未了之情，这就是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思虑。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诸多的事体，成为他实在难以割舍的牵挂。作为一个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的老战士，他是无法置身于事外的。于是有了他对受灾地区和失学儿童的解囊相助，有了他对世界局势转折关头中国自处方略的擘划，有了1992年的南巡。

　　还有一些重要方面，如邓小平思想的灵活性，思维的超前性等等，本文未及专门论列。因此，笔者对邓小平革命风格的叙述，是非常初步、非常粗略的，而且可能是挂一漏万，尚有待于大家共同探讨。

　　注 释

　　①《历史在这里沉思》<一>第94页。

　　②《邓小平的历程》上第124页。

　　③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119页。

　　④(13)《二十八年间》三编第288、106页。

　　⑤《邓小平的历程》下第98页。

　　⑧(11)(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3、209、324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43～44页。

　　⑧《二十八年间》第134页。

　　⑨⑩《二十八年问》续编第263、22页。

　　(12)(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8、19Z页。

　　(14)1985年8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英国出版界人士马克斯韦尔时的谈话。

　　《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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