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科学真理性

　　张国祚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的行动指南，这是因为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指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

　　邓小平理论严格地把当代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作为立论的根据

　　研究中国的问题，思考中国的发展，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首先搞清楚中国的国情，否则就无法得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中国处于什么时代？社会性质怎样？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首先搞清楚的客观事实。任何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理论必须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任何违背客观事实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必然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损失，任何违背客观事实的理论都不能称之为科学真理。毛泽东思想所以被称为科学真理，正是因为它搞清楚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客观而深刻地分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所处时代、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并及时把这一胜利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起点。同样，邓小平理论所以被称为科学真理，也正是因为它客观而深刻地分析了当代中国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并提出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搞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重要的事实，中国今天就不能走上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之路，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和伟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失误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偏离了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因此对当代中国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脱离了中国实际，所提出的解决办法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在实践中遭受挫折。近2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依据这个理论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合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要想在当代中国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科学理论来指导。这样的科学理论既不能从外国模式中搬来，也不能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个别论断中抄来，而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作为立论的基石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也可以说，这样的科学理论必须着眼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问题，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着眼于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管用”。邓小平理论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理论。

　　邓小平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只是近代落伍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中国人民陷入了任人宰割、任人凌辱、任人压迫的深渊。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寻求救亡图存的强国之路，进行过不懈的探索和奋斗。其中最杰出的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他首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为中国打开了进步的闸门。但是，辛亥革命的理论在革命领导权和主要依靠力量等问题上存在致命的缺陷，决定了其无法拯救人民出水火、指引国家奔富强。因此，振兴中华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系统而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像中国这样四分五裂、极度贫穷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并不失时机地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以至于从50年代后期开始，犯了“左”的错误，走了弯路，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使我国同发达国家刚刚开始缩小的差距又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法得到充分体现。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所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结底都在于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必须面对的首要的根本问题。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紧紧围绕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的进程，当然也是逐渐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进程。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该确定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制定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正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和发展，综合国力得到扎扎实实的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普遍得到明显的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令全世界所瞩目。一句话，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充分地体现在它对实践的伟大指导作用上。

　　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又为其继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它关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分析，关于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不在于它的具体论断或个别结论，而在于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于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于马克思主义为自身的发展留下了十分广阔的空间。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没有看到近100多年来实际生活所发生的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并没有因此被泯灭。恰恰相反，预言社会主义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必然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趋势，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多次强调过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无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坚定的信念。面对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巨大风波，他泰然自若，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突出地体现在它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说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是因为：首先，它们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认识论，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其次，它们都把通过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第三，它们都把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第四，它们都把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步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目标；第五，它们都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组织保证；第六，它们都主张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吸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丰富、发展自己。

　　邓小平理论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这一点尤其能说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这个“新阶段”可从四个方面去理解：其一，这个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坚持毛泽东思想，又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地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卓有成效地健康发展，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其二，这个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鲜实践，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发展规定了内在的质的要求，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其三，这个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对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对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对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的科技革命所能带来的国际经济、政治的深刻变化，对相互激荡的各种思潮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产生的影响，都进行了正确的分析；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主题，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正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要集中精力发展自己，首先是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中国正确处理国际关系，调整发展战略，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其四，这个理论正确把握时代的主题，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科学地、初步地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问题，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当然，任何科学真理都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只要人类的实践没有停顿下来，人们对科学真理认识的深化就不会终止。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科学真理，但它确实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继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人民日报》1998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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