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年谱·1977年

　　3月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4月10日 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严重阻碍了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进行拨乱反正。邓小平的上述观点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出的。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5月12日 同中国科学院两位负责人谈话，针对科教战线的落后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强调要抓科学和教育。指出：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要重新审订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要加强教师的配备。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关键是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加强党的领导，选好科研人员，选好后勤人员，很重要。还要搞规划。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讲得还不够，是根据当时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了。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要抓重点，要抓重点学校、重点科研院所、重点人才、重点项目。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个。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有科学实验嘛。科研人员搞点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他本身是脑力劳动者。自动化技术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

　　5月24日 同中央两位负责人谈话。指出：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我对来看我的两位同志说，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他还着重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在谈到加强企业规章制度建设时指出：要从严要求。我们国家的卫星，有的上去了，有的上不去，就是因为对零件、对工艺的要求有的严格，有的不严格。在谈到在理论队伍中应提倡和实行民主作风问题时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学风问题。总的说来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要继承和发扬起来。关于党风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当时的条件很难有什么建树，列宁有发展，毛主席继承列宁，加以总结、创造，把党风大为发展。我们党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就是延安时期那一套。在谈到“四人帮”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时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我确实是在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这个谈话的一些内容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篇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篇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7月21日 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全会上发表讲话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他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次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9日 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些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四十所到五十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要搞电化教学。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8月1日 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学校的重点就是直接从高中招生。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还有教师队伍问题。教材要精简，大学的教材也应精简。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四人帮”另搞一套，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劳动人民都要知识化嘛！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岂不都成了“臭老九”吗？总之，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他们世界观的改造。要提倡尊师爱生，现在要特别提倡尊师。

　　8月3日 在英中了解协会主席、作家格林六月四日同新华社记者谈关于中国的对外宣传问题的谈话记录稿上批示：“我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议印发给作宣传、外事的同志看看。”十一月三日，会见美籍华人教授王浩。在谈到文风问题时又说：格林提的意见很好，已印发所有搞宣传的人，主要是反对不真实、八股调。我就不愿意看那些八股调。

　　8月4日-8日 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八日，在会上讲话。他首先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接着，讲了六点意见。一、针对当时争议很大的关于如何看待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问题，指出：主导方面是红线，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特别是前十几年，我们自己培养的。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关于调动积极性的问题，指出：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对于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应当鼓励。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按劳分配这个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三、关于体制、机构问题，指出：要统一规划。重建国家科委，这个意见我个人比较赞成。科研、教育部门的调整当中，第一位的是配备好的领导班子。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四、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和业余大学是一条腿。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大专院校。要重视中小学教育。要树立好的风气，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最重要的是党风。改变坏的风气，要从小学教育开始。要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要研究如何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教育制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学制、放假制度、招生制度、跳级留级制度等都要认真研究，该恢复的恢复，能实行便实行。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五、关于后勤工作问题，指出：后勤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务，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他还说：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六、关于学风问题，指出：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

　　8月10日 在万毅要求恢复工作的申诉信上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

　　8月13日 对作家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请求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一事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

　　8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八日，邓小平致闭幕词。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和整个人民内部，认真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8月23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对于军队，“整顿”至少是三五年内的纲；“准备打仗”是打仗以前的纲。他重申在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原则：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一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军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部队训练还要努力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和其他许多必要的政治文化科技知识。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他对办军队院校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第二，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的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学校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第三，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就是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8月24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就中美建交谈判中的一些问题，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指出：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你们说很关心台湾的安全。中国人自己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吧！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8月27日 在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时说：关于恢复“臭老九”名誉的问题，我们正在做。当然要做许多工作，要具体解决许多问题，只讲恢复名誉，不给工作条件不行。

　　9月6日 就成立国家科委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信中说：“我同不少同志交换过意见，看来恢复国家科委势在必行。”“原拟在国务院设科教组的方案，拟取消。教育部将来由中宣部主管(大学科研由科学院统一规划)。国防科研也由国家科委统一起来，特别是必须统一规划。”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

　　同日 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随信附上刘西尧关于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汇报。九月三十日，在《红旗》杂志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成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送审稿上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十月三日，在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十月二十一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一九七七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这一年，全国共有五百七十万青年报名参加高考。

　　同日 在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指出：过去“四人帮”不提倡搞生产，认为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反对按劳分配原则。所谓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现在，我们要恢复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是实行低工资政策，要实行好多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才能逐步提高工资。我们采取低工资政策还因为有个城乡关系问题，如果工资过高，农村生活水平不能很快提高，会吸引许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即使我们的工业更发达，国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顾城乡关系，不能相差太多，当然差距总还是会有的。要按劳分配，要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群众反对“四人帮”，主要是反对他们不让劳动，不让提高劳动生产率，不鼓励劳动有贡献的人，不让他们多收入一点，不让那些在艰苦劳动条件下劳动的人多收入一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对外贸易是随着我们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我们历来提倡自力更生，但并不是像“四人帮”解释的那样，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搞，连世界上先进的东西都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世界上先进的东西？这是人类共同的成果。

　　9月10日 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在谈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时指出：对于福田首相过去的立场我们是了解的，既然他声明他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

　　9月14日 在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指出：“四人帮”说，宁要没有文化的社会主义，不要有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国际间的相互交流是很自然的，是需要的。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指示被“四人帮”歪曲了，他们把引进世界上一些先进成果都谴责为“洋奴哲学”，这是最蠢的。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你们日本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阵营都瓦解了，两个阵营中间存在的中间地带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个新形势的发展，毛主席概括地提出了新的战略规定。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也是属于第三世界。

　　同日 审定《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在《通知》中加写了一段话：“小学、中学、大专学校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基础，而大专学校又是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9月19日 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指出：一九七一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 注【“黑线专政”最先是林彪、江青一伙用来诬蔑建国后十七年文艺工作的用语。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作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断言：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后来，林彪、江青一伙又把“黑线专政”论扩展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工作和党的组织、宣传、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其他党政工作。这种颠倒是非的荒谬估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之一，给各条战线的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工宣队问题要解决。军队支左的，无例外地都要撤下来。重点大学教育部要管起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几个学校，搞点示范。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招生的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科学研究机构已经确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并决定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这是很大的决策，会引起震动，会影响到教育、工业等方面。教育部门要紧紧跟上。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要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科研系统有的人可以调出来搞教育，支援教育。搞教育是很光荣的，要鼓励大家热心教育事业。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教育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这次谈话以后，教育部即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批判。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9月25日 会见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韦尔纳。在回答中国加速现代化的重点是什么时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要使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搞现代化，理所当然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出发点，而是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出发点。当然，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主要依靠自己积累资金，我们不愿意背很多的债。稍长的延期付款，这样的形式我们愿意采取。凡是我们需要的先进的东西，条件适合的，我们都愿意吸收，包括军事技术上某些先进的东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着手在工业方面搞自动化、半自动化，技术革新，在农业方面搞机械化；另一方面，根本上还是从教育和科学研究着手。

　　9月29日 同邓颖超一起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指出：六十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一九六四年我国爆炸了原子弹，这是科研水平集中的表现。世界科学技术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一个新东西发明出来，可以带动其他方面走得很远。一个新粒子的发现，一种新的理论的出现，会发生深远的影响。一九七五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五十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其他方面恢复起来比较容易，教育和科研方面就不是这样，这里存在一个要后继有人的问题。抓科研不抓教育不行，要从小学教育抓起。我们损失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时间，但我们相信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我们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要搞科研，搞自动化。我们的设备能力不小，但生产落后，这是一个组织管理问题。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我们的潜力很大，但有个组织管理问题，归根到底是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

　　同日 会见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华侨、华裔、港澳台同胞旅行团正副团长。指出：侨务工作要提到日程上来，要恢复过去的侨务机构。我们的政策还是那些，在国外生活的，鼓励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但不能强迫。加入外国国籍也可以为祖籍国服务，还有个更好的条件，可以加深两国关系。不愿意的也不勉强。祖国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侨务政策绝大部分要恢复起来，某些要改正，不完善的要完善起来，不妥当的要改进。前不久恢复了中央统战部，过去“四人帮”破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没有了，现在把“庙”建立起来，有人在里面管事，要把爱国人士、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等等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我们要把因“四人帮”破坏而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在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要花更大的精力。这个领域我们损失很大，这是教育一代人的事，培养一代人至少十五至二十年。现在教学质量、教师质量都下降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世界发展到了什么样子，他们不知道，也不敢知道。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

　　10月2日 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及夫人时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中央已下了这个决心。对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么紧，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回来的也欢迎。

　　10月15日 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陈恕时说：林彪和“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最好，马列主义不在话下。这表面上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实际是否定毛泽东思想。正确的解释是，毛泽东思想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反对他们搞“大树特树”，真理是在斗争实践中为大家所接受并运用的。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两者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四人帮”搞的那套上层建筑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上层建筑问题很重要。“四人帮”否认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如果不是生产力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怎么能实现按需分配，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

　　10月20日 在同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重点大学要实行双重领导，以教育部领导为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重点的重点。要利用北大、清华的经验。北大是综合大学，理科要抓，文科也不要丢掉。自然科学固然重要，要搞好，社会科学也很重要。文科，光有人民大学还不够，北大文科是有基础的，搞好文科是很必要的。现在许多科学家提出要“回炉”的问题，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入学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只学了两年，有些人想“回炉”，要办“回炉”班(进修班)。凡是要求“回炉”的，说明他们觉得需要，是有进取心的表现。重要的是打好基础，不打好基础不行，搞专业也不行。要引进一些研究手段，更新研究手段。

　　10月23日 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代表团。在回答关于中国经济计划问题时说：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问题，总是要不断改进的。如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建国初期接受了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批判是对的。但林彪、“四人帮”把合理的规章制度也破坏了。现在合理的要恢复起来，不好的要改进。

　　10月26日 会见法国《地方大报集团》访华团。在谈到对外经济往来时说：由于我们还处于发展阶段，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方面还要发展，我们不仅同法国而且同国际上的经济往来也会逐步发展。我们想把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统统拿到手，但我们历来考虑到自己的支付能力，我们接受延期付款的方式。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发动战争，中国是没有资格的，中国在若干年后强大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只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如果那时我们发动战争，就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大小，不管它发达到什么程度，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所以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对外政策和路线是永远不称霸。

　　11月3日 会见美籍华人教授王浩，肯定他提出的《关于促进教育科技发展的几点意见》。指出：科学领域，总是后来居上，否则人类不能进步。过去我们有些方法有缺陷，不容易发现有特殊才能的人。有的人才甚至是外国发现了我们才注意到，有的是国内同行知道了，其他方面还不知道，没有给他创造条件。要善于发现和选拔人才，发现有前途的，要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帮助他，早出成果。不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要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各种学报和刊物，都是交流的场所，还要召开学术讨论会。要允许犯错误，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要允许犯错误，允许说话。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认为一切都是苏联的最好，其实很多并不是这样。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落后了。“四人帮”也是形而上学，一进口什么东西，就说是“洋奴哲学”，毛主席批评他们是形而上学猖獗。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所以现在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实行“拿来主义”。日本科学发展得快，就是实行“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不坏，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如此。

　　11月18日-23日、25日 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指出：引进外国的东西，还是“一用二批三改四创”，首先是学会用。日本就是这样，引进一个技术，就集中一批人来攻，不仅吸收，而且改进。对质量问题还要提高认识，强调质量可以提高工艺水平和技术水平，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粗制滥造，障碍我们前进，障碍技术进步。企业管理得好不好，产品质量应该是主要标准。从长远来讲，要注意农村问题，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要逐步缩小剪刀差。将来要考虑提高粮价。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这是很大的政策。这个计划还有一点要注意，工业有这样的速度，农业速度不高，很可能出现农业不适应的情况，但是农业达到百分之四的速度也不简单。农业要有一系列政策，要有具体措施。

　　12月6日 在原五机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上指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

　　12月20日 在一封申请去美国投亲的来信上批示：“这类事今后会多起来，特别是华侨，要求家属出国，我倾向放宽政策，利多弊少。”

　　12月25日 在王其梅的妻子王先梅的申诉信上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 注【王其梅，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指“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诬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不应影响其子女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12月26日 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指出：林彪和“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讲生产，谁讲发展生产就说谁是修正主义，那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干什么的？马克思讲，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要有物质基础。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我们的潜力很大，加上认真学习外国经验，在学习外国东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大家劲头都来了，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

　　12月28日 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讲话。在讲到整顿领导班子问题时说：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定要彻底查清。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不仅要看他过去的历史，也要看他在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的表现。今后配备领导班子，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在谈到形势问题时说：国际形势是好的。战争可能延缓爆发，我们要争取有更多的时间，把装备搞上去，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搞好。他还提出：要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使干部既学到现代战争知识，又学到现代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成为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部。对战士的教育训练要做到一兵多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在谈到纪律问题时指出：军队非讲纪律不可。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在谈到团结问题时指出：我们要反对那些搞帮派、搞宗派的行为，要反对任人唯亲。我们讲团结，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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