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文宁
涉及城市公共管理的重大决策，最忌讳少数人关在办公室里，想当然地拍脑袋定夺，“好心办坏事”的教训，以往不是没有。当然，除此之外，更要警惕类似更名之举成为“形象工程”的新变种。
5月18日，本报及《中国青年报》同时报道了甘肃天水市两区更名引发强烈争议这一事件。报道说，今年1月1日，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北道区”分别更名为“秦州区”、“麦积区”，由此，当地不得不支付巨大代价———所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门牌、公章、信封、稿纸、工作证要换，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银行账户、卫生许可证，居民的身份证、户口簿也要换。仅80多万人的户口本更换一遍，“每本至少6元”。于是，有人质疑：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换两个区名，到底值不值？“把猫叫咪，对老百姓有啥实际意义？”
我们注意到，天水两区的更名之举恐怕也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显然，决策者希望借此更好地向外界推介天水的地域及历史特色，提升天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而客观地说，最大限度地挖掘城市历史、文化、自然资源，提升城市知名度，带动城市发展，这种意识是不能简单与“做表面文章”相提并论的。
况且，此前一些地方的更名举动也不乏成功的范例。如湖南大庸更名为张家界市、四川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四川南坪更名为九寨沟县后，都大大提升了当地的知名度，可谓一“改”成名。“云南的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后，当年新增收入6亿元”。为此，国内一度出现一阵“城市更名热”。
但问题的关键是，某些地方的一“改”成名，并不意味着其它地方的效仿都能如愿以偿。城市更名工程因为涉及面广，决策者必须充分考虑到相应的经济及社会成本，其中包括政府管理成本、企业经营及公民生活所支付的成本。如城市一旦更名，各单位名称、门牌、印章都要更换，各种证件也要重新制作，而且与之相对应，全国交通、通讯信息中相关航站、台站名称也要随之更改，全国各地出版的涉及该地名称的地图要修改重印，所有这些，必然增大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成本。与此同时，城市更名也会给企业经营者及普通百姓带来某些不便，如企业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税务登记证、公司公章、银行开户名称等都要更换，人们的交流交往也可能遇到一些麻烦等等。
那么，先行者的成败得失在多大程度上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后来者在决策前是不是做了充分的考察、分析与对比？是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科学决策，还是一厢情愿、盲目跟风？从现实情况看，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决策者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正确的把握。
众所周知，涉及城市公共管理的重大决策，最忌讳少数人关在办公室里，想当然地拍脑袋定夺，“好心办坏事”的教训，以往不是没有。当然，除此之外，更要警惕类似更名之举成为“形象工程”的新变种。我们应当从决策机制上寻求保障决策科学性的路径，保障政府的良好初衷能够成为现实。
这里说的决策机制，包括倾听专家的意见，也包括广泛吸纳民意。要相信，生活在城市中的百姓更能判断一项公共决策的利弊得失，他们的感受和建议将为决策者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同时，城市公共管理中的每一项决策都与百姓利益直接相关，因而，参与决策也是公众的权利。
“把猫叫咪，对老百姓有啥实际意义？”类似质疑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站在宏观立场的决策者可能更多地看到一项决策的长远益处，而普通百姓可能对其给自己切身生活带来的不便感触更深，甚至由此质疑政府决策的动机。所以，考验公共管理智慧的另一个层面在于：决策之前，政府应与广大百姓做到充分的沟通，尽可能取得公众的认同与支持，这也是减少阻力与磨擦的明智之举———城市更名如此，其它公共事务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