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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到安徽蒙城县当副县长的事,新闻已经“炒”了多时。人们对此事件议论纷纷,有叫好的,有不以为然的,有质疑的,有解释的,煞是热闹。现将采访和搜集到的各种“说法”简略展示如下,供读者朋友欣赏、评说。 能如此“合作”吗? 宋先生:蒙城人似乎事先并没有期望牛群真的管理这个县,他们本来是要借牛群的“名气”来宣传自己,进而创造经济效益的。 单先生:就算牛群利用他的名人效应,能把蒙城的牛肉和牛奶推销出去,但这与当副县长有什么关系?他可以直接成立经营牛产品的公司,也可以为蒙城做各种广告嘛。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事,他们为什么要舍简就繁,多此一举呢?报上说他和蒙城县领导“达成了合作意向”,既然是“合作”,理论上就会有利益关系。个人得益与否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它将使“县长”这个角色变得暧昧和可疑起来———他到底是公职人员,还是个商人? 汪先生:牛群称他不要蒙城一分钱。他当然不能要人家的钱,因为他还在单位拿着工资———他难道还想拿双份工资不成?但是这对他自己就没有无形的好处吗?再说蒙城方面,牛群因为姓“牛”,预期能给县里带来利益,就赐他一个“副县长”;若是有人姓“钱”,不但不要蒙城一分钱,还要捐给县里一亿元,这比养牛得利快捷得多,还不赶紧“一致通过”,给人家一个正县长?这更是一个“强强合作”嘛! 能如此“挂职”吗? 周先生:出于锻炼、扶贫、体验生活等需要,一些“非在职国家公务人员”也会被任命为“挂职副县长”,这在我国各地并非稀奇之事。致力于科技扶贫的安徽大学教师何家庆,数年前就曾到皖南某县挂职副县长;同样在事业单位任职、身为出版社领导的牛群,为什么就不能到蒙城挂职副县长?曾经有人到一个贫困县挂职副县长,从原单位调集资金为该县修了一条乡间公路,当地百姓至今仍津津乐道。 孙先生:过去的文艺家讲究“挂职”,是有一种“外行领导内行”理论支持着。不知道成本核算、不知销售运作的书呆子,可以“挂职”厂长;不知几月份种棉花、不知花生喜欢什么土壤的笔杆子,可以“挂职”公社副书记。如今再这般“挂职”,还有意义吗?今天是竞争就职,领导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文艺家又不是万能钥匙万金油,以一个外行去领导内行,行得通吗?“挂职”也是“官本位”的产物。文艺家深入生活,应该成为人民群众的一份子,应该“挂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奋斗,而不是“挂官”。牛群能做到“三同”吗? 王先生:牛群的“挂职”,从报道看,不是“深入生活”,不是“扶贫”,也不属于上级政府指派,而是县里和牛群双方通过中间人“策划”的所谓“强强合作”,是为了推销县里的牛产品。蒙城县正在进行机构改革,据说现在连当地人,都不大清楚县里究竟有多少个副县长,而这些副县长中也不乏上边派下来挂职锻炼的。先不说牛群的“挂职”是否合理合情合法,其实中国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召开县或市一级人大会时,代表们那么认真,反复酝酿考核,正正经经选出的副县长或副市长,到下次开人大会时,不止一个都换过了———当然都合法,经县或市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了嘛。牛群这件事,说到底真有点“虚名大于科学”的味道,也许牛官人到蒙城确实能推动该县养牛事业的发展,那他就是蒙城的大恩人了。但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蒙城那么多副县长干什么去了?蒙城人自己的志气哪里去了? 说相声的就只能说相声吗? 马先生:相声不景气喊了这么多年,可如今还有多少相声演员在说相声、研究相声?“不务正业”地下海、玩票者越来越多,成了挡不住的时髦。牛群也真够忙的,一会儿搞摄影,一会儿当主编,很是热闹、风光了一阵子。牛群兵败《名人》之后,应该明白,说相声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本行。 李先生:美国人可以让电影演员里根当总统,中国人却不能让相声演员牛群当副县长。因为在中国,做官是一种职业,演员也是一种职业,做演员就永远做演员好了。牛群你认命吧。 王先生:里根并不是以他在电影界的名声而被选为美国总统的。他在好莱坞算不上一流演员,但是他对演员工会的工作却做得非常出色,展示了他的从政才能。后来里根放弃电影事业,又竞选州长成功,积累了从政经验,终于入主白宫,可谓水到渠成。此时的里根,已经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什么艺人了。 能不能议论“牛县长”? 水先生:名人身上没小事,就看什么事。不好不坏的事,搁在他们身上叫趣闻;好事叫佳话;坏事叫丑闻。 王先生:有人说议论牛群当县长太无聊。不对!他的这个举动如果悄悄地进行,不让媒体“炒”,人们不知道,自然便不会议论。就像牛群走马灯似的办《名人》杂志、当出版社社长、做壮阳药广告被暴炒一样,这回他当副县长也在媒体上“炒”了个不亦乐乎。前面几桩闲事,人们也许懒得管;当县长涉及严肃的政治,公民当然有权利议论。有人提到何家庆挂职扶贫,当然是中国特色,但那也是人家干出成绩以后媒体才追述的;牛群的事儿八字没有一撇,为什么就暴炒开了?这跟牛群标榜的“干实事”有什么关系?他主持《名人》杂志,跟人家订的是5年合同,干了不到一年就突然离开了,惹下一屁股麻烦还没有拎清,去了出版社;在出版社屁股还没有坐稳,又要“挂职”副县长了———是不是太浮躁了?他不能把一件事踏踏实实干好之后再去干另一件吗?他有三头六臂吗?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对大众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再说,他刚刚“牛气十足”地做完一则壮阳广告———那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一转脸,他又当了政府首长,“壮牛”去了。而从政可是非常严肃的事。他的这种反差极大的变化,总让人心里难免疙疙瘩瘩,怎么不能议论?紫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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