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18日 星期三 天气： 晴

　　买票 又是春节，忙活了一年，也该回家看看了。

　　我的家在湖南西部的一个小县城里，算上来回倒车的距离也就3000千公里左右。去年没有回去，今年怎么着也得回家一趟。

　　其实，我也很想回去。可一想到将我这瘦弱的身体置于滚滚的春运人潮中，就不禁头皮发麻，脚底生凉。可是，妹妹在电话里说了，再不回去就不认我这个哥哥，这是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

　　忙了两个通宵终于赶完了手头的两篇稿子，17日，将回家的想法跟领导一说，领导特英明的大手一挥，“早点回去吧，给老人问个好。”

　　于是乎，赶紧给北京的同学打电话，同学在电话里犹豫了一阵，“这都什么时候了，车票怕是没了。”一听这话，我的心都凉了半截，难得请下假来，还买不到票，没有比这更惨了的吧。

　　不过，还是老同学够朋友，今天早上9点钟左右，他打来电话告诉我，票买到了！

　　原来，为了买这张票，他5点钟就爬起来排队，还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本来是留作回家路费的几百块钱代我买来了一张硬座车票。

　　一颗心总算放下了。当同学的电话打来时，真感动得我当即就想请他来济南撮一顿。那声音，天籁之音呐。

　　2001年1月19日----21日 天气：总在变化 回家这三天除了挤车、坐车之外没有别的事。

　　19日，背起行囊回家过年，又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就要见这家人了；紧张的是这么远的路程，这么挤的人，怎么熬呀。

　　本来女友不大愿意让我走，她准备让我去见未来的丈母娘。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先看父母吧，她家人本就不同意我俩的事，这么冒冒失失地送上门去，被丈母娘扫地出门怎么办？还是再等会儿，等我的糖衣炮弹打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再说吧。丈母娘的事容后再议，容后再议。

　　19日中午赶到北京。

　　20日上午10点左右赶到北京站坐车。哇塞，这就叫春运！那场景，不用描述，眼前全是人的海洋、包的海洋。有丈夫训媳妇的，有老人哄孙子的；到处都是孩子的哭声，妇女的喊声；每个人都拎着大大小小的包，大包套着小包，小包里还套着更小的包……

　　乱透了！

　　刚走到候车厅门口，我就进不去了，队伍已经排到的门口。11：30左右开始检票，人群夹着大大小小的包裹一个劲的向剪票口涌去，感觉就像电影里逃荒的人群。平日步履蹒跚的老人此时似乎恢复了青春，刚才我还让过座的一位老人几步就窜到了我的前面， 那矫健的身形惊得我一愣一愣的；姑娘们也全没了往日的矜持，我身后的一位女士，那姿势，被别人挤得几乎是贴着我了，但嘴里还在嚷嚷“快走，快走”。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我随着汹涌的人群终于挤上了车。12：15，列车缓缓启动，很多人没有座位，车上乱糟糟的。刚开始的时候还好，有乘务员盯着，但一会儿之后，有人悄悄地抽起了烟，有人十分畅意地脱下了鞋，高兴时还抠抠脚趾头。

　　车厢里，烟味混着臭脚味，空气污浊不堪。

　　车越往南，车上的人也越多，过道很快就挤得满满当当，就连上趟厕所，都得事先狠下一番决心，然后艰难地从众人的身上、头上跨过，那姿势，跟跳芭蕾似的。这时你可得小心，别人允许你从他的头上跨过，可没允许你踩着他，如果一不小心踩上别人，白你两眼是好的，弄不好还会招来一顿臭骂。挤到了厕所还不算完，还要排队，偏偏里面的人又磨蹭，任凭你外面的人怎么砸门，他就是不出来。好不容易轮到你了，刚进出还没解开裤子，外面的人就敲上了。

　　下午5点左右，车行驶在河北境内。该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可左等右等，就是见不着卖饭的服务员的踪影。一直熬到晚上11点多，才在朦朦胧胧中听到有人叫喊“卖饭了，有盒饭供应。”

　　有好事者问服务员为何来得这么晚，服务员冷冷的答曰“太挤，小车推不过来。”

　　1月21日，坐了将近30小时的火车的我终于下了车。伸伸胳膊扭扭腰，我很庆幸，这趟车还不算太挤，想当年，我曾经创造过28个小时不上厕所的“辉煌业绩”(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挤不过去)，现在想来，就连我都佩服我自己。

　　不过，这还没到家，我还得转车。又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终于气喘吁吁的挤上了回家的车。

　　一个小时后，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小县城。

　　2001年1月21日-----25日 天气：一直在下雨

　　幸福

　　终于到家了！

　　时间是21日下午5：30左右。

　　嗯，又闻到了空气中那股湿润的味道，感觉真好。乡音在耳，好亲切。叫上一辆“慢慢游”(我们那管那种载人的三轮车叫这样的名字)直奔家里。

　　父母安好；奶奶安好；姑妈姑父们都好；妹妹胖了……

　　唉呀，真好！

　　父母都很开心。邻居们见着我也纷纷打招呼，“哎哟，回来过年了，去年没回来吧，可把你妈给想死了。”

　　当晚，又吃到了久违的、地道的辣椒，各式各样都有，新鲜的、凉干的、泡酸的，真是太爽了！

　　什么叫幸福？这就叫幸福！

　　22日，无事。

　　23日，大年三十。这几天一直在下雨，我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下午三点左右，我带着奶奶上我家吃饭。母亲已经将饭菜弄得差不多了，这时候正忙着在门口给逝去的先人们烧纸钱。这是我们这的风俗，逢年过节的，在家门口烧上一叠纸钱，倒上一杯酒，以此祭祀先人。

　　在门口烧完后，母亲又在灶前烧了一堆，这是孝敬灶王爷的。他老人家管着吃饭大事，岂敢得罪？母亲一边烧着，一边似乎还念念有词，我和妹妹在一旁笑着。后来听奶奶说，这些年我和妹妹都出门在外，母亲每次烧纸时都特别的虔诚。24日，大年初一，全家人都去给奶奶拜年。爷爷去世后，奶奶一个人住在一边，我回家的时候就住在奶奶那儿陪着她。

　　两个姑妈姑父和表妹们也来了。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历年如此。

　　2001年1月25日----26日 天气：雨姑父的苦恼

　　25日、26日，上两个姑妈家拜年。

　　大姑妈和大姑父都是老师，小姑妈和小姑父自己办了个印刷厂。不过，这些年生意不好做，姑父说，这个，只要上大街上走走看就知道了。

　　县里的工厂本来就没几家，就是这屈指可数的几家企业，也早在好几年前不冒烟了。这些年来，全县上下是山清水秀，没有丁点污染。那水，清澈得看了都想跳下去。

　　全县除了税务局、水电局、公安局之外，好像就再也找不出能发全工资的单位了。不过，这些岗位，早被那些有背景的人的子女占着了，而且也是僧多粥少，每个月也就几百块钱。以粮食局为例，一个传达室就安置了4个人，一个人可以干的活4个人干，一个人拿的钱4个人拿，每月每人200来块钱，每天不是搓麻将就是打扑克，谁也不愿下岗。

　　老师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去年的工资至今还没发呢，据说是县里搞什么“明亮工程”将老师们的工资挪用了。前些日子，在街上碰到一当了老师的高中同学，他指着大街上那些漂亮的路灯咬牙切齿地对我说：“看着没，那都是我们的工资呀。”

　　不过，最窘迫的还不是他们。那同学告诉我，现在那些在乡镇里工作的人才叫惨呢，每年都有各种收费、提留的任务，完不成，不但年前交上的保证金全部玩完，就连年底的工资奖金都没有。那些人，想哭都没眼泪。那同学自豪地告诉我，前段时间当地乡镇想让他去当秘书，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还不如做臭老九呢，我同学说。

　　2001年1月26日 天气：阴同学和朋友

　　今天是大年初三，在家屁股还没坐热，又得准备返城的车票了。

　　早上7点乘汽车赶往怀化市。半路上，遇到一帮舞龙灯的拦在马路中间，说是拜年，实是敲诈勒索，不给钱不让走。

　　湘西民风剽悍，自古就是多土匪的地方。司机没办法，只好乖乖交钱。到怀化后，我打110报警，接电话的人告诉我，那个地方不归他们管，给了我一个电话，让我自己再联系吧。

　　来到火车站，买票的人不是很多，但没有人排队，全一窝蜂地挤在售票口，谁也不让谁。在卧铺票窗口，一个人在跟售票员争吵，听了半天，总算听了个大概。那人一个劲的质问售票员为何明明有票却不卖给他，售票员就说没有。双方争了半个多小时，那人把持着窗口也不让别人买票，最后售票员极不情愿地给了他一张卧铺票。

　　那人临走时忿忿地撂下一句话：“不跟她吵，能有票吗？”

　　该我了。我要的是4天后去北京的车票，在我们那，往北京方向去的人不多，票应该很好买。

　　但售票员头都没抬就告诉我“没有了”。

　　“不可能，你别骗我了。”我说。

　　“去北京的要单位开介绍信才行。”

　　“我就是北京的。”对她这一手我早有准备，我掏出在北京上大学时的身份证。那售票员看了看，“你28号再来吧。”

　　“28号？我29日坐车，28号来还有票？你别开玩笑了。”

　　失望之际，我抬头一看，突然发现售票口的上方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军人、记者凭有效证件优先购票。

　　“哎，我是报社的记者，得赶着回去发稿。”

　　这句话似乎对那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她拿回本已扔回的钱，给了我一张卧铺票。趁着她给别人卖票的时候，我总算看明白了她说的没票是怎么回事了。外面排队的人买一张票，那人就在电脑里敲上两张或是三张，一些穿着铁路制服的人正拿着钱在她身边等着呢。还有一些等在外面的人，他们从来不用排队，而且要哪的票、要多少都有。

　　27日，初四。晚上，与高中时一死党相约出去逛街。县城不大，一会儿就走了个遍，死党说：“在这里，除了赌和嫖没什么好玩的。”此言一出，着实让我惊诧了一番。上学时，他可不是这样。

　　正在这时，一帮高中时的校友走了过来。“哎哟，老同学，好久不见，走走走，我带你找个小姐玩玩，保你安全。”

　　半道上，我借口离去。

　　唉，两年没见，以前的同学怎么都变了？

　　2001年1月28日 天气：晴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奶奶28日，初五。明天，我又要坐上火车返回单位了。毕业两年来，细数与父母在一起的日子不过短短的11天时间。两年不见，父母比以前老多了。

　　这天上午，母亲围着灶台忙活了半天，做我最喜欢吃的油煎辣椒和酸辣椒。父亲坐在火炉旁，默不做声，只是偶尔提醒我几句“路上小心”、“到单位要尊敬领导”的话，我“嗯、嗯”地应着。

　　到中午时分，母亲忙完了。她给我做了很多，用包包着，足够我吃半年的。母亲总是这样，担心我在山东吃不着辣椒。

　　说来惭愧，我这个做儿子的长这么大竟然连父母的生日与年龄都不知道。今年回家本想问问，可看着父母日渐苍老的面容，看着他们见到儿子后的幸福与满足，我却怎么也张不开嘴了。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很偏远很偏远的小山村里。后来，父亲到了县城工作，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一趟，母亲一个人在家既要干男人们干的农活，还要带着年幼的我，着实辛苦。记忆中，那时的我，就像个跟屁虫一样成天跟在母亲的身后。白天；母亲下地干活，我就在旁边玩耍；晚上，母亲做饭，我就给他递材火。再后来，我到了上学的年纪，父母决定将我送到爷爷奶奶那里，这样，家里就只剩下了母亲一个人。

　　直到我上到小学二年级，我们一家人才团聚。我也一路上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并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临行那天，母亲是哭着送我上的车，少不更事的我坐在火车里很兴奋，一点也没在意到父母的伤心。终于自由了，我当时想。毕业后，我分到了广东，后来又到了山东。去年，妹妹也考上了大学。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建筑工人，给别人盖了一辈子的房，最后自己还住在五六十年代建的简陋的平房里，我们兄妹俩这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已经耗尽了父母所有的积蓄。父母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大房子。

　　28日下午，我从奶奶家离开，准备坐车去怀化，奶奶将我送出门外。半个小时后，当我回来拿忘下的车票时，发现奶奶还站在送我离开的地方，眼里全是泪。(记者 田连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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