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乐倩报道 谈起成克杰等几宗腐败大案，代表们的表情都是义愤填膺。在呼吁严查严打腐败分子之外，朝阳区的几位代表还提出几点思考。

　　一位代表举了一个例子：某人为了炒股，挪用了大量公款，但却并没有人去举报。过了一段时间，这人又把挪用的钱款补回公家账上，外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其实已经发生过挪用公款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更是无从查起。

　　讲完这个例子，会场里一片低声议论，代表们觉得这类现象还真有存在。一位代表说：“我曾经问过检察院的人，现在是不是‘民不举，官不纠’？他说差不多就是这样。有时候即使是有人举报，如果是匿名信，提供的证据线索又不是很确凿，检察机关同样无法去查。”代表们认为，这就说明我们的举报检察制度是有漏洞的。

　　杨音员娟代表认为，要彻底反腐败，一方面是要严查严打，另一方面应该先查查我们的制度有多少漏洞。某经披露的腐败案中，案犯去澳门豪赌，这边就有上亿的款项源源不断地汇过去。“这钱究竟是怎样通过财务出去的呢？”杨音员娟代表质疑道。她认为如果我们能把财务、检察等制度中的“洞”先补好，就可以制止相当数量的腐败行为。

　　杨音员娟代表还提出，反腐败工作要做在前头，防微杜渐。她说：“过去我们听说贪污个几万元就已经是不得了，可现在呢？”

　　此问一出，马上好几位代表接过话头：“现在？几十万都不算事儿！”“大案、要案都得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呢！”“像成克杰那样的，牵出一串人，金额更大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杨音员娟代表说，如果能够加强日常对干部的管理，常做预防工作，一些人就不至于滑得那么远。

　　本报记者杨晓光报道昨天下午，在朝阳区代表团二小组讨论两院报告时，代表们就“索贿”和“行贿”、“受贿”和“受礼”，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下面是记者辑录的讨论片断。

　　“当领导的住院了，下属去看望，送钱送礼，算不算行贿？”

　　“不算，该算送礼。”

　　“应该算，这个下属肯定日后有所图。反正这种礼我的原则是不能收。”

　　“不能算，当领导的又没向他要。”

　　“伸手要就算索贿了。”

　　“暗示算不算索贿？”

　　“我觉得明着要和暗示没区别，行贿的人大多数是属于无奈。”

　　“向索贿的人行贿有罪吗？”

　　“给的人没罪，要的人有罪，法律上有规定。”

　　“强迫性索要肯定是索贿，索贿有罪。但暗示性索贿比较难以取证。”

　　“我办过一个案子，索贿的人向企业要了5万元。被起诉之后，他四处活动，把5万元还给企业，又补了一个借条交给法院。企业一看，钱也拿回来了，撤诉了。得，那个索贿的人没事儿了。”

　　“所以说，反腐败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复杂的任务。我们这些代表要经常上上这样的普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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