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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扎根重庆穷县挂职副县长社科院博士图什么?

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2月21日09:07 中国青年报

　　陈昕，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博士。1997年，他和社科院39名博士一起到重庆挂职。别人都留在重庆或周边地区，他却去了偏远的贫困县奉节；一年期满后，“博士团”的人要么留在重庆任副厅职，要么回社科院。陈昕既没当官，也没回京，依旧留在那个离重庆400多公里远的偏僻县，挂职副县长。三年后，他不得不离开了奉节。

　　社科院的人说：

　　“陈昕去的地方最偏远、生活条件最苦、待的时间最长、做的事也最多，结果却最惨。”

　　“他待在下边，收入只有在社科院工作时的一半，错过了最后分房的机会，两居室没了，高级职称没评上……重庆那边，最后也没留他用他。”

　　“在底下埋头苦干，就落这么个下场，公平吗？我们的社会，究竟鼓励和倡导什么？”

　　县上的人说：“陈昕到底图什么？现在的人，县里的想去市里，市里的想去省里，省里的想上北京，上了北京的还想出国呢。可陈昕反着来。他是最有条件出国的人，他的父母在美国，他的哥哥在法国。我们奉节的生活条件，哪能跟北京比，哪能跟美国比？

　　“图钱？在奉节，不但不挣钱还要倒贴钱。他一个月就社科院给的600多块工资，县里只给补120块伙食费，80块通讯费。这钱还不够他给公家打手机的。给县里出差的飞机票，常好几个月都报不了。他懂经济，有关系，能搞项目，哪个企业聘他，年薪还不得几万块。

　　“图官？他下来的头一年，就可以回重庆谋个副厅级，可他没去。他在奉节这么干，到底图什么？真是一个谜。”

　　“在中国，县这一级太重要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县里，国家的政策，基层的问题，都是由县一级上传下达的”

　　大巴山的余脉叫巫山，被长江拦腰切断后形成三峡。奉节就在三峡西首的瞿塘峡畔，山河险峻，风光秀美，有白帝城、夔门等名胜古迹，也是未来三峡库区的腹心。但那儿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在全重庆43个区县，奉节排在倒数二三位。

　　可陈昕偏偏选中了这个山高路远的穷县：“待在重庆，从一个大城市，到另一个大城市，那跟我待在北京有什么区别？我为什么不去一个我所不熟悉的，没经历过的，国家最基本的行政单位--县级工作一段时间呢。在中国，县这一级太重要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县里，国家的政策，基层的问题，都是由县一级上传下达的。”

　　陈昕到县里的第一个星期非常难受，不知道干什么。前三个月基本搞调查，在下边跑，下乡再下乡，一待好多天，有时候没车，得自己四处找。他去过政府几十个部门，找了上百人谈话。

　　对陈昕这个北京来的博士，奉节人开始也没太大指望。以前，县里也来过不少下派干部，有的只待一个月，有的只到过县里一次。“反正他们就是来过渡过渡，来镀镀金的。陈昕又不是国家干部，他更可以什么都不干。”

　　调查的结果比陈昕想象的还糟：县里81家国有企业，几乎全部亏损，但又没一家改制；企业效益差，下岗职工和在岗职工经常到县政府请愿；全县不但没一家国外投资企业，连一家县外的也没有；因为三峡水库建否过去处于长期论证阶段，国家对这里的基础施设基本没有投入；农民主要是种苞米、小麦、水稻，产量不高，收入低；政府机关办事效率低下，人的观念不够开放……

　　调查后，陈昕向县府提出几个奉节县改革和经济发展议案，他认为眼下是奉节发展的大好时机：

　　“过去，这里是经济死角，国家投入很少，投资商也不愿投。现在，由于三峡建设，再加上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给了一些优惠政策等等，对库区这些贫困县来说，经济发展的大机会来了。比如过去我们的化肥厂、轧钢厂或食品厂，没有效益，由于建三峡大坝，这里要被淹掉，国家给钱，要你搬迁重建，那我们就不能再原样迁建，要上有市场前景的新项目。三峡移民，有了资金，更有了调整经济结构的可能。

　　“把一批有产业前景的工业项目扶持起来，把农业结构调整过来，把旅游产业做起来，把基础设施搞上来，等搬迁完了，我们经济的架子也搭成了，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

　　陈昕这个挂职副县长担起了一项硬任务：奉节县企业改制和对外招商引资。

　　“企业改制”，不少奉节人听也没听说过，更没干过。陈昕第一个兼并重组的是县糖果厂，他共全程操作了9个企业的改制和资金、项目引进。

　　县水泥厂、磷肥厂、氮肥厂，号称奉节工业的“三巨头”，总共两个多亿资产，三千多职工。号称十万亩的国有茅草坝林场负债累累，十几年发不起工资，养活不了100来个职工，生态逐年恶化，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企业职工怨声载道。

　　面临破产的县水泥厂，被三峡水泥公司兼并；氮肥厂与青岛一家中意合资环保公司合作，引进污水处理环保生产线，两个多月就投产，现已赢利，由制污企业变成环保企业；磷肥厂与汕头一家公司合作，正在建设西南最大的硫基复合肥生产基地；美国亚克投资公司买断茅草坝林场，成为重庆第一家与外资联营的国有林场改制企业。

　　“三峡开发，也有不少人想来投资，可是人来了，也许吃个饭就走了。要有人能千方百计把人留住，及时发现他们在奉节能做什么，帮助他们在奉节策划项目，并为他们提供条件，陈昕就是这个角色”

　　陈昕第一天到县里，县上给他接风，所有在家的县领导跟他一起吃饭。席间，县长陈孝来握着陈昕的手说：我们这是三峡库区，有国家下拨的库区建设资金，我们有钱，但没有好的项目，希望你能帮我们做几个。听县长这么说，他就把这事记在心里。

　　来奉节前，陈昕作为“世行”聘请的专家正在参与“世行”的一个项目，加上他的父母兄长都在国外，同学朋友也不少，听说奉节有个北京来的“博士副县长”，一些投资商也找上门来。

　　“三峡开发，也有不少人想来投资，可是人来了，也许吃个饭就走了。要有人能千方百计把人留住，及时发现他们在奉节能做什么，帮助他们在奉节策划项目，并为他们提供条件，陈昕就是这个角色。”

　　不光留人，还要有个好的投资环境，陈昕策划并参与了县上的三件大事：

　　一，成立“重点项目工作委员会”，设一个班子，由全县主要经济部门领导和各类专业人员参加，作用是集中决策和论证项目。把过去甚至一个局长都有的项目的决定权纳入规范管理和科学决策的程序，改变过去靠个人拍板，缺乏全县统筹，长远考虑的状况。

　　“以前项目有人建，没人管，建一个垮一个，开工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有些官员上项目的积极性很大，有钱来呵，重建设不重管理。‘重点项目工作委员会’，就是行使政府策划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的职能。这是项目运作机制以及重大利益和权力的重新调整。”

　　二，建立“奉节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把县级国有资产投资和资产经营纳入到统一的管理和指导之下，明确谁是老板。过去一个经理、一个法人代表、一个主管局领导就可以决定一个项目、一个企业的命运，甚至把一个企业变成个人的私有财产，最后项目垮了，厂子垮了，他的腰包却鼓鼓的。

　　“真正的老板是县政府，由它授权委托经营公司来经营这些资产。”奉节县所有的国有出资企业，都是奉节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子公司或参股公司，把政府行政职能与直接管理经营企业两者分开，建一个严格按公司法，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三，成立外来企业“一站式办公”，把国资、国土、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统在一块，在一间屋子里把所有手续办完。

　　“这既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也是不得已的办法，说明我们政府一些部门办事效益低下、运转不灵、指挥不动，才专门成立这么个‘小政府’”。

　　奉节引来的第一笔最大的外来投资是美国亚克投资公司，计划投资20多个亿，做四个项目：建一座水库，一个梯级电站，一个10万亩速生林场，条件成熟再准备论证一个年产17万吨的木浆纸厂。

　　陈昕认为：在目前土地使用方式下，农民靠种粮是不能富裕的。在西部种粮很不合算，与我国东部比，农业整体效益要低30%，东部又比北美低。加入WTO后，像西部这样的粮猪型农业是没有生存和竞争能力的。

　　现在“农业结构调整”叫得很响，可怎么调呢？陈昕引进北京的投资商，在奉节上了南非波尔山羊繁育项目。

　　“改种粮为种饲草，再做成青储饲料养羊，这样一亩地的产出价值能成倍数增加。羊的销路没问题，因为我国居民肉食消费结构以猪为主，羊肉消费比较低，但增长速度快，国际国内均有良好市场前景。而且这个项目特别适合贫困山区。”

　　南非波尔山羊，号称“世界山羊之王”，一只种羊卖一万五到一万八。像小尾寒羊、南疆黄羊，都是我国本土培育的良种，生长量和肉质不如波尔山羊。

　　波尔山羊8-10个月就能长到三五十公斤，10个月就出栏，品质也好。山羊吃草根，放养破坏生态，所以要推广圈养和科学饲养。奉节当地也养山羊，但经济效益很低，一只本地山羊养一年才二三十斤，两年也就五六十斤，不能成规模上市，肉当然是越老越难吃。用波尔山羊改造本地山羊品种，奉节成了重庆最大的波尔山羊繁育基地。

　　长江，自宜昌至万县的几百公里河段上没有大桥，这中间过江要绕行很远的路；长江将奉节全县分为南北各一半。交通落后，是制约奉节和湘鄂渝陕边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若能在长江奉节段修座大桥，那北可连陕西的安康、西安，南可通湖北的恩施、湘西张家界直至南方出海口岸，再加上长江黄金水道，奉节，会成为这条走廊上的枢纽，会成为区域经济的重镇。

　　在奉节建长江大桥，意义非同寻常。但建座1000多米长的桥，至少要两个多亿，县里没这笔钱，可大桥还是动工了。在奉节县人民政府给陈昕作的年度工作鉴定里这样写道：

　　“奉节长江大桥工程，原由重庆鸿恩公司作建设业主，在基本完成前期工作后，因资金缺乏难以实施。陈昕同志受县委县府委派，牵头协调谈判相关事宜，使项目业主顺利过渡到重庆房地产开发公司。为使该资金到位，他不辞辛苦地连续数次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争取到了重庆房地产公司扩股募集建设资金的审批文件，使项目建设资金筹措落实。该项目已于去年底正式动工，奉节人民多年的愿望终于付诸实施……”

　　在北京跑项目时，陈昕父母从美国回来，到北京看他。等了又等的老爹老妈只见了儿子仨钟头，陈昕又去忙活县里的事了。

　　到陈昕离开奉节时，县里已经有了20多家外资企业。

　　“陈昕能体现‘三个代表’？”

　　“当然能！”

　　知道我采访陈昕的事，县里的一位主要领导头一句话就是：“我可以负责任地、毫不夸张地讲，陈昕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无论从人品、官品、政绩上讲，可以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你们要是能好好挖掘挖掘，好好写写，对我们县开展‘三个代表’的教育，会起到很好作用的。”

　　“他能体现‘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问。

　　“当然能！”他用四川话大声说。

　　在奉节，陈昕常给党校、政府机关的干部们作报告，讲西部大开发宏观的经济背景，讲奉节经济今后该怎么办，讲怎样大胆开放，又怎样回避风险，不上当受骗等，一气儿能讲4个钟头。

　　“他的观点很新，看问题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对我们的观念冲击很大。”听过他报告的人说。

　　县里熟悉陈昕的人告诉我：“我们都知道他没钱，经常一个月还没到头，钱就花完了。你猜他抽什么烟，抽‘宏声烟’。这烟连当地的一些农民都不抽。”

　　“好歹他也是个副县长，就没人给他送礼？”我问。

　　“有过。有年过年，有个老板给他送了3000块钱，他坚决不要。”

　　陈昕在奉节时，住在县招待所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子里。屋里放了一箱方便面，因为他常赶不上招待所开饭时间。“比如做一个项目，起草合同，他常自已查资料，查法律文书什么的，一弄就是大半夜。在奉节，陈昕大病过三次，肺炎，人挂着输液瓶子还在工作。”

　　“他这人哪儿都好，就是有一个缺点：不理官场那一套。比如说项目干成了，开个总结大会，让他上主席台，他从来不上。还有他这个人说话太大胆、直率，有时甚至偏激。当众批评县里的某些干部，不留情面，让人下不来台。

　　“现在，很多干部都想跟上边搞好关系。上面的领导来县里，别人恨不能赶紧接触接触，拉拉关系，他不但不搞，而且说话又直、又冲，就事论事，对领导也毫不客气。对当官的是这样吧，可他对下边的老百姓特好，越是下层的人，他反倒是越和气。他在县里交了不少朋友。”

　　“像他这样的人，在官场上吃不开吧？”我问一个在县委工作的年轻人。

　　“不一定。你想，他是研究社会学的，官场这一套他能不懂？凭他的智商，要想玩这一套肯定没问题，关键是他讨厌。

　　“他要是当官，下边肯定欢迎，底下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干实事的人。像孔繁森吧，是我们从媒体上知道的，而陈昕，就在我们身边，是活生生的，是真实的。现在，这样的官太少了！”

　　“你们愿不愿他留在奉节？”我又问。

　　“当然愿意，老百姓喜欢他。他走了，我们还常提起他，他要真留在奉节就好了！”

　　陈昕离开奉节时，怕县里给他开欢送会，想悄悄走，只跟几个要好的朋友说了，嘱咐等他走后，代他向县领导辞行。

　　第二天，县委秘书小吴跟县委书记刘本荣下乡。就这么让一个为奉节拼命工作了三年的人悄悄地走了？路上，小吴实在忍不住，就说了。刘本荣一听，这哪行！他调转车头，赶回县里，以个人名义请陈昕吃了顿饭。县上的人也知道陈昕要走了，陈昕只好在奉节多待了一天。

　　“陈昕对奉节有很深的感情，我们也舍不得他走。”刘本荣说。

　　“我更愿做些实际工作。我就是写了论文、写了书，对中国社会，能起多大作用，给老百姓，能带来什么好处？”

　　在北京东长安街社科院那栋咖啡色的高楼里，我见到陈昕。他长得高瘦，脸色苍白，没有光泽，说话直言不讳。“刚回社科院，有些不习惯，觉得这栋大楼很苍白，可能是下边的生活与这里的反差太大了。中国现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太多太复杂，变化也太快。”

　　陈昕说下边老百姓贫困到什么程度，他能想象到，但有一个问题他没料到：“如果一个最基层的地方官吏不关心群众疾苦，不主持公道，甚至欺负老百姓，那老百姓除了失望、愤怒和痛恨之外基本上没什么办法。某些基层政权对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关切度，在很多方面甚至不及以前的人民公社。政府有些部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机会主义盛行；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过了头。结果恶化了生活环境，大家就都乱来，凭借各种力量，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真正成了‘适者生存’，常给人明显感觉是正不压邪。总的来说，下头老百姓在很多场合提到某些当官的都在骂，不管你做好事还是坏事。”

　　但他也不认同“当官的全是些贪官污吏”。“在下边，我也看到确实有一批人，是在埋头苦干。他们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做着每天的工作，既要体现老百姓的愿望，又要执行上级政策。他们确实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基层工作中的栋梁，也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人在，我们国家才没垮下来，老百姓才没造反。”

　　我问他：“在社科院里搞研究和在下边做实事，你愿选哪个？”

　　“原则上选当县官，我更愿做些实际工作。我就是写了论文、写了书，对中国社会，能起多大作用，给老百姓，能带来什么好处？”他反问道。

　　“博士团”下去第一年期满时，人全被招回重庆，商量去留。愿意留下的人可以申请去什么部门，有11个博士被安排任了副厅职，其余的人回社科院。征求陈昕意见，他要求仍留县里。

　　“现在，纯奉献的事有吗？不去镀金，不被提拔重用，没好处下来干嘛。你不回北京，又不在重庆谋个官做，你陈昕想干嘛？”有人这么问过陈昕。

　　“当时，县里三个最大的工业企业正在改制，还有国有茅草坝林场和长江大桥项目都处在关键时刻，它们强烈地吸引着我。另外，在与当地老百姓和干部接触中，我对奉节有了深厚的感情，我不想为做个官或计较个人得失，把县里的事情突然中断。”

　　说到三年来的得失，陈昕直率地道：

　　“从个人利益说，那是疯子才干的事。我正式的人事关系在社科院，但又不在社科院做工作。我就是把奉节县干成香港，也是不务正业，跟社科院没关系；从另一头说，我不纳入当地行政系列，不领当地工资，我是为重庆在奉节县无偿打工。

　　“要从个人利益盘算，我待一年就回，也算镀了金，这边什么事也不耽搁；要不留在当地做个副厅级。结果我还在下边挂个副县长，工作那么苦，压力那么大，别人是不好理解。”

　　“是什么让你在县里待得下去呢？”我问。

　　“在县里，90%以上的人认同我，县领导也很支持我，这是我克服不平衡，待下去、做些事的主要原因。我还愿意再待三年，看到三峡成库和县城搬迁，哪怕让我自己往里头贴钱，我也愿意，感到充实。我不是一个很理性、很实际的人，我就想看到事情的结果，看到我亲手做的项目，一个个都做起来，都见了效。”

　　他念叨着他惦记的事：再过三年，长江大桥就能建成。奉节是个旅游资源大县，有白帝城、夔门、天坑地缝等，应该可以超过“小三峡”。已经引来了一家香港公司在九盘河上搞漂流。美国亚克公司投资建的茅草坝水库、九盘河梯级电站都还没成……里边还有许多需要沟通和协调的事要做……

　　“既然你愿做这个县官，就继续做呗。”

　　“这就涉及到体制问题，这个体制里的一些人，不喜欢我这种人。”

　　“我是在这儿白白做奉献，这样的人你不用，还要轰他走？”

　　第一年“博士团”到期后，社科院社会学所就不断要陈昕回来，重庆市不断延期。后来所里与重庆交涉：他不能老在你们那儿挂着，你们又不正式安排他，每次都是延期，到底有没有诚意留。你们要是不用，我们还要用他。

　　最后，陈昕主动提出留在县里工作，重庆有些人不信，三次打电话印证。“我说没错，我就是要做奉节县的副县长，再干三年。社会学所不同意这么安置我，要我回去，重庆有人就顺坡下驴，三番五次催我办回社科院的手续。”

　　有次，陈昕刚下乡回来，水还没喝上，县委组织部就来了电话，要给他办手续。

　　“办什么手续？”

　　“我们接到上边通知，给你办离职手续。”

　　陈昕说他当时就拍桌子，火了。他把电话直接打到上边，说了五层意思：

　　你们三番五次催，是什么意思？咱们今天把话说明：第一，欢迎我在这，什么时候办手续不是你来通知我，而是我来通知你；不欢迎，我明天就给你办手续。第二，我一不占你们的指标，二不拿你们的工资，我是在这儿白白做奉献，这样的人你不用，还要轰他走？第三，社科院不放我走是很正常的，我这一生，走了七八个单位，没有一个单位是痛痛快快放我走的，只有你重庆催着让我走。如果社科院真不放我，我可以回去做工作。第四，三年来，我待在奉节，你们连问都不问，工作上没有给我任何一点儿支持，现在又要扯我后腿。第五，你们作为上级给县里打电话，催我办手续，这对我工作是极为不利的。我现在的工作，是面对老百姓，面对下岗职工，是在盘活国有资产，你们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

　　“他们三番五次施加压力，我的工作有了一定困难，我想还是走吧。”

　　我奇怪地问：“现在西部大开发，不少地方都跑北京招人，连上海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也到北京搞人才招聘。你都送上门了，自己又愿意，他们为什么不留你？”

　　“留我是个麻烦。从大的方面讲是体制问题；从微观上说是官场里的事。我临回来时，重庆那边还有人说我三年来没学会‘稍息立正’”。

　　“什么叫‘稍息立正’？”

　　“就是没学会官场里的规矩。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底下做事，没去跑官。好不容易去重庆见上一次，也不‘稍息立正’，谁看你顺眼？可我把事做出来，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就行了嘛！可你关心的那100万奉节老百姓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真正当回事吗？”

　　作为一个社会学博士，陈昕三年来基层工作的体验，总结出的观点，不能不让人深思：

　　“西部大开发，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是领导、是政府问题，资源并不是最重要的，落后也不是最可怕的。如果靠资源，日本应该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可它偏偏是世界经济的强国。像离我们奉节不远的开县，比我们的自然条件差得多，过去比奉节还要落后，但现在经济要比我们好，社会也稳定，为什么？关键就是那里的干部。

　　“腐败最大的根源，与组织人事制度的腐化和不健康有重大关系。我们反腐败，反的都是具体犯了错误的人，可这些人都是怎么犯的错，怎么上来的，我们的组织部门是怎么考察的？你把那么多垃圾输送到党内、政府里，光靠公检法、纪监委扫垃圾，扫得过来吗？

　　“这种腐化，不在于你拿了多少钱，你可能一分钱都没拿。但你惟领导是从，惟关系网是从，惟个人利益是从，得到的是官位更稳固，领导更重用，提拔得更快。这就是一种交换，本身就是腐败。”

　　我问他：“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理想被现实撞个粉碎？”

　　“没有！我本来也不是给那帮官僚干的，我是给中国人干的，给老百姓干的。”他干脆地说。

　　“中国自1840年以来，受尽外国列强的欺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现在不怕穷，不怕社会问题多，最令人担忧的是人没骨气、没气节！”

　　有人替陈昕不平衡：像你这岁数、这学历，在北京，存折上没一分钱的人还真少有。你陈昕是怎么混的？到现在还未定职，连房子也没有，什么都没落下。陈昕读博士时研究的课题就是消费主义。他说：“家里有没有大屏幕彩电，能不能铺开地毯，有没有豪华装修，养没养私家车……其实，有些人更多的是把这些东西当成一种符号，一种标志自己生活成功的符号。我不拒绝享受高档豪华的东西，但看是怎么得来的，你得来的过程也很重要，也是你生活质量的一部分。

　　“在奉节，我惟一得到的是：在我这一生中，我有一次难得的机会，在一个最基层、最复杂的地方扎扎实实地干了三年多，而且真正深入进去了。我尽了我所能、所有，为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也是为咱国家，做了一些事情。从这点上说，我陈昕，是没什么可后悔的！”本报记者董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