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董保存
受访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副主任黄峥等同志，“全总”李文等老同志，陈少敏的亲属陈卫平夫妇，陈少敏的司机项怀玺，中共信阳党史研究室，中共新县党史研究室
采访时间：1990年8月至2000年8月
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这位陈大姐是何许人也？她是否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她怎么就敢公然唱反调？她是一时冲动还是深思熟虑？
表决的时候,陈少敏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趴在桌上,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1968年11月1日,寒冷的北风袭击着京城。全城的广播喇叭里都广播着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在北京胜利闭幕。随着萧瑟的寒风,人们断断续续可以听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刘少奇……叛徒……一致决议,……永远开除……一切职务……”
就在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这位1928年入党的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老同志说:“一致个屁,我就没举手!”
陈少敏是带着病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肾脏严重下垂，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是病入膏肓了。
那时,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也没有当今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是鼓掌通过或举手表决。播音员宣读完《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便是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齐刷刷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此时此刻,趴在桌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的陈少敏,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不知是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出于对陈少敏大姐的爱护,反正没有人在会场上把这一情况讲出来。
事后，那位戴眼镜的“康老”,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你为什么不举手?”
同康生打交道,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陈少敏对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惧怕。她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在她身边工作的同志尤甚。司机项怀玺至今记得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
项怀玺担心,这是中央的全会,不能有不同意见啊!“你不举手,他们……”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她得到的评价是: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
按照“文革”期间的说法,扩大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省外,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此时召开全会,解决中央的问题不正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但是,事在人为,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十人,就过了半数。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等,都“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
陈少敏是党的八届中央委员,是会议的当然代表。然而开会的前一天,她还没接到任何通知，甚至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她怎么能知道呢!从1967年开始,她就成了受冲击的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等等。在全总机关挨批斗,还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坐“喷气式”……
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当他发现报到名单上没有陈少敏的名字后,就派中央办公厅的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去问明情况。
挂着军用车牌号的北京吉普来到复兴门外的全总大楼时,得到的答复是:陈少敏是叛徒,不能让她参加中央的会议。中央办公厅的人说,会议马上就要开了,周总理要我们来问情况、送通知的。造反派还是不同意她去开会。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在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他们还是放行了。
陈少敏后来回忆说:当我拄着拐杖走进人民大会堂时,全会就要开始了。周总理叫我的名字,我答了一声：“到!”
全会围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展开“讨论”。名曰“讨论”,实际上是对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进行分组围攻。
上一次(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她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少敏很愤懑。她从理智到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此安慰少奇同志。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 眼泪顺着久经风霜的脸直往下流。她想不通,她有意见。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她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这一帽子,又有了新的材料。
不管怎么批判和围攻,陈少敏拒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对来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同志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在10月23日的小组会上,讨论《审查报告》,陈少敏做了一个“检查”。与其说是检查，不如说是给刘少奇开脱所谓罪行，这必然招来严厉的批评。有人说她“根本没有同刘少奇划清界限”。有人说她“思想上不通,和中央的精神有抵触。”……
随你们怎样说,陈少敏还是不明确表态。
二十四日,继续开会。陈少敏成了江青、康生一伙的重点攻击目标。
“陈少敏,对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这是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刘少奇的罪行,你应该清楚,你和他在一起工作过那么长时间!”
陈少敏抬抬眼皮,回答一句:“少奇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嘛!”
她居然称叛徒、内奸、工贼是同志!这不能不把戴眼镜的康生激怒。康生站起来,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你的态度? !你要考虑后果!”
后果,陈少敏早就考虑到了。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她是不敢这样说的。
“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这是同一小组的一位人士对她的评价。这句评价印在了当时的简报上。
这时,陈少敏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开会时不投赞成票。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在“文革”最紧张的岁月,陈少敏为什么能敢讲真话,敢于同江青、康生等人唱“对台戏”?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仅有三位女委员,她就是其中之一
陈少敏是我们党内长期负责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女领导干部之一(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属凤毛麟角)。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仅有三位女委员,她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邓颖超和蔡畅。
在豫南、鄂中等地,人们不叫她的大名,而称她为“陈大脚”。那一带的传说更是耸人听闻:红军中有一女将,脚有一尺长,走起路来一阵风,日行千里。骑一匹千里马,手使双枪,左右开弓。日本鬼子听说“陈大脚”来了,闻风丧胆……她被描绘成一个“巾帼英雄”。而在革命队伍中,则传说她爱骂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陈大脚来谈话”……
陈少敏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她的父亲是个有“反骨”的汉子,是全村第一个剪辫子的人。他具有反抗意识的个性影响了陈少敏,使她成为全村第一个反对裹足的大脚闺女。
后来，21岁的陈少敏又外出求学,寻找为穷人翻身解放而奋斗的“穷人党”。在文美女中,她参加了马列主义演讲小组,第一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罢课,抗议校方的反动行为,又被学校开除。
离校后陈少敏回到寿光县,担任共青团县委妇女部长。1928年,她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有人说陈少敏一生不嫁,是个花木兰式的人物,其实这是误传。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爱人的照片挂在卧室内。同别人说起爱人来,更是很动感情:“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雏!他写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 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任国桢是我党早期的革命领袖之一。是1925年中共奉天市第一个支部的书记，后当过哈尔滨的县委书记、满洲省委委员、临时常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等职务。陈少敏同他组织过一个假的家庭。他们假扮夫妻在青岛展开工作。那时上级同陈少敏谈这个问题时,她还有点发怵呢!
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结成了革命的伴侣,组织批准他们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任国桢牺牲在山西,陈少敏非常悲痛。从此,她再也没有对任何的异性产生爱慕的情感。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她的身影出现在豫南地区,后又向鄂中挺进,与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组建了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解放后，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的纺织工会主席。
是这位新中国第一任的纺织工会主席发现了郝建秀
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
那时候,人们都知道郝建秀工作法,殊不知,正是陈少敏发现了她,认真总结了她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并且安排郝建秀到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毕业后又到华东纺织工学院深造。学成后,有人想安排郝建秀当领导干部,陈少敏不同意,坚持让郝建秀回到青岛纺织厂,从工段长干起, 一级一级的实践。后来的情况证明,陈少敏的决策,无论对工作,还是对郝建秀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在头脑发热的1958年,纺织工业战线上也放起了“卫星”,陈少敏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她到郑州的一个纺织厂视察,厂里的有关人员兴高采烈地向她介绍创高产的情况,想得到她的表扬,她听完汇报,说:“到车间看看。”
细纱车间,机器隆隆转动,花毛纷飞,断头率很高,工人大汗直流,纺出来的纱还是不合格,陈少敏指着引她进来的干部,很是气愤地说:“你们不要想蒙我,一听你们的数字,我就知道有假。你们这样搞大跃进,这是胡闹!农民种棉花,工人纺纱有多么辛苦?你们就是这样领导生产的?生产出这么低捻度的纱,织出的布一穿就破,你们对得起谁?”厂领导被她骂得抬不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陈少敏长期在工会工作,因而十分注意倾听工人的呼声。解放初期,一些纱厂还有童工,工资低,待遇差,问题拖了好久,不能解决。她很是气愤地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说:“有三千余十来岁的童工,每天站在车边上,扯九个钟头的热茧,所得工资是一升二合小米,除饭钱外,仅余三百元(人民币三元)连买鞋袜都不够!资本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孩子怎么不去做童工?!”
她对政府迟迟不能公布劳动保险条例更是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工人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不断地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政府也应该照顾工人的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中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但我们的政府则爱把粉擦在屁股上,费了一年工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人民眼巴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但至今不见公布。”
1958年，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指浮夸风),狗皮膏药被我们卖完了。如再不解决此问题,只好卖西北风, (这个不要成本)……”
好在那时毛泽东还听得进这些话,对她的这些过激的话,毛泽东也没有怪罪她。
了解了她的个性也就不难理解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表现了。
被下放到当年的老根据地后，老妇女会长说:“大姐，我们像当年一样养活你！”把陈少敏感动得热泪纵横
上海出现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她气不打一处来，“我选毛主席说的那个人才难得的人的票。”
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举动,大大触怒了林彪康生等人。从此以后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件停发,该参加的会议也不让参加了,就连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票也没有了这位老革命家的份儿。
她的心情越来越坏,身体也越来越不好。林彪又发布了所谓“一号命令”,对老干部、老同志实行紧急疏散。陈少敏当然在疏散之列。
此时，她的心脏病、关节炎及肾脏的疾病已相当严重，卧床不起，已不能行走了，她硬是被几个人抬着上了火车。
陈少敏来到河南罗山后，心脏病和关节炎越发严重。又缺医少药，很快瘫痪了。没有人扶，她坐都坐不起来。
可人民群众却无限热爱这位“陈大姐”。河南罗山是当年豫鄂边区的根据地。“陈大脚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老游击战士，农会、妇女会的干部争着来看望她。无奈她是受“监护”的，不准同她接触。当地的群众想尽一切办法，来说服“监护”陈少敏的人，照顾她的生活。
一个老妇女会长，捧出小米、红枣和花生，对陈少敏说:“大姐，他们不要你，我们要你，我们像当年一样养活你！”
陈少敏感动得热泪纵横。
还有一位老奶奶，看陈少敏脚上的布鞋旧了，特意摸摸她那双大脚，回家和女儿一起给她赶做了一双棉鞋。陈少敏收下了棉鞋，却不肯穿，把它带回了北京。
……
她是在林彪摔死后回北京的。情况稍有好转，但心头的阴云依然不散。她看到“四人帮”等人的形象在电视上出现，就用手敲床头柜。
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在举国悲伤的日子里，这位老共产党员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再去看周总理一眼。然而，这点愿望也根本无法实现。她气得把床头柜拍得咚咚直响。恰巧有一位老同志来看她，她怒火冲天地说：“向总理遗体告别，还要资格，凭什么资格？我凭共产党员的资格！”
周总理尸骨未寒，上海出现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消息传到陈少敏耳朵里，她气不打一处来，高声说：“我不赞成，不投票！”“他要当了总理，我们国家就完了！”
一些老同志问她：“如果选总理，大姐准备投谁的票？”
她提高了嗓门，说：“我选毛主席说的那个人才难得的人的票。”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陈少敏有幸看到了“四人帮”的覆灭。那时她兴奋得像个孩子，挥动着能动的右手，叫道：“拿茅台来！干杯！”
她惟一的遗憾，是没能看到中共中央给刘少奇同志摘掉那三顶“帽子”。她被迫害的躯体已经再也不能站起来了，1977年12月14日，她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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