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中国劳工刘连仁状告日本政府一案做出判决：日本政府支付2000万日元赔偿金(相当于130多万元人民币)。

　　刘连仁，1944年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做劳工，其间受尽虐待，后逃亡北海道深山长达13年。1996年，他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历经5年、开庭23次后终于宣判时，刘连仁已含恨辞世10个月。

　　由于这是60多起战后对日民间索赔案中第一起“认定被告方责任，并做出赔偿判决”的案件，其不言自明的意义让人们欢欣鼓舞。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判决：一个“意外”的胜利

　　7月12日下午1时，东京地方法院审判庭外。新华社驻东京记者张焕利在长时间的等待里，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结果出来时，张焕利才敢相信：“意外”真的发生了。这是战后对日赔偿问题上前进的一大步。

　　7月12日下午1时，东京地方法院审判庭内座无虚席。审判庭外，新华社驻东京记者张焕利和60多名媒体记者、当地华人华侨、日本友人在焦急等待着法院对刘连仁一案的判决。

　　10分钟过去了。又一个10分钟过去了。

　　在这并不算长的时间里，张焕利的心里却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以前，由于日本政府一直不承认强掳中国劳工等历史事实，日本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原告败诉宣判往往只需要一两分钟。刘连仁一案的宣判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们等在外面的人就猜测这次是不是会有‘意外’发生。”

　　尽管刘连仁的苦难经历在北海道无人不知，日本各地乃至世界各国了解此事件的人也很多，但大家对案件的获胜却没有太大把握。因为在对待战后民间索赔上，日本法院不是以时效为借口不予理睬，就是回避是非妥协“和解”。

　　下午1时30分左右，当写有“忍容”字样的条幅(注：日本人打完官司后习惯打出表示胜利的条幅，“忍容”表示法院接受了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和面带微笑、手捧父亲遗像的刘焕新出现在法院大门前时，张焕利猜测的“意外”真的发生了：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西冈清一郎在宣判时说，强行绑架和强制劳动迫使刘连仁长期逃亡，日本国家有责任赔偿刘连仁所遭受的损害。判决日本政府向刘连仁支付2000万日元的赔偿金。

　　对于这样的判决，不少人感到很受鼓舞——在强抓劳工方面认定被告方有损害责任，并做出赔偿判决的，这可是第一起。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对这个经历了5年多的诉讼获胜表示高兴，认为这是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希望也有助于其他赔偿问题的解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主任李宗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胜利，将对其他类似诉讼产生影响。张焕利认为，尽管2000万日元只是对刘连仁被迫过着13年逃亡生活的赔偿，但这个宣判则在去年“花冈事件”达成和解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对于这样的判决，不知抱恨辞世的刘连仁老人在九泉之下是否会感到慰藉？

　　变数：日本政府会不会上诉？

　　专家认为，不管日本政府是否上诉，判决书中已经承认了强抓中国劳工赴日从事苦力的事实，历史的真相谁也推翻不了！

　　尽管不少人为这样的判决感到高兴，但大家在惊喜之余不免担心起来：被告日本政府会心甘情愿接受这个判决结果吗？

　　人民网记者孙盛林认为，如果日本政府不服这个判决，上诉到上级法院，将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庭斗争，又是一个结果为未知数的长期等待。他还对此“举例加以说明”：1998年4月日本山口地方法院曾判3名“从军慰安妇”部分胜诉，命日本政府支付90万赔偿金，但遭到政府抗诉。今年3月该案在广岛高等法院终审，原告转胜为败。

　　中新社记者刘敬师说，由于这个判决仅仅是一审判决，被告还可能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甚至日本最高法院，终审结果还可能出现变数。

　　新华社记者张焕利和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专家何天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最终能不能获胜，现在很难说。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主任李宗远却表现得非常乐观：“不管日本政府是否上诉，法官在判决书中已经承认了强抓中国劳工赴日从事苦力的历史事实，也确认了刘连仁本人的遭遇，历史的真相是谁也推翻不了的，胜诉将是必然！”

　　诉：一个艰难的过程

　　刘连仁案长达5年，经历了23次法庭辩论。2000年9月，87岁的刘连仁含恨离开人世。临死前对儿子说：“没有看到胜诉的那一天，我死不瞑目呀！”

　　对于山东省高密市草泊村村民刘连仁来说，1944年是他生命中永远的痛。

　　就是在这一年，命运之河的急速转弯让31岁的刘连仁还来不及细细品味新婚后的甜蜜和幸福，就被侵华日军强行抓到日本北海道的煤矿充当苦役。

　　1945年，不堪忍受非人待遇的刘连仁逃出矿山，在北海道的深山中躲躲藏藏、风餐露宿了13年。1958年被人发现时，刘连仁已目呆口讷，面无表情，形同“野人”。在中国政府和旅日华侨的救助下，基本丧失语言功能的刘连仁回到了祖国怀抱。

　　刘连仁罕见的悲惨遭遇在中日两国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当中引起了轰动。根据日本诗人木岛始的同名长诗改编的大型合唱曲《脱出》，就讲述了刘连仁的苦难经历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在北海道，刘连仁的故事更是人人皆知。

　　遭受巨大身心创伤的刘连仁回国后曾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谢罪、赔偿要求，但得不到应有的答复，遂于1996年3月8日以日本政府为被告，向日本法院提起了诉讼，以讨还历史的公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事实非常清楚，理由非常充分”的案件，在日本却被拖了5年时间，经历了23次法庭辩论。

　　2000年9月，87岁的刘连仁老人含恨离开人世。临死前，老人难过地对儿子刘焕新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胜诉的那一天，我死不瞑目呀！”

　　1942年11月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召开会议通过的强征中国劳工赴日的决定官司：移到美国去打

　　在日本本土的战后对日民间索赔案基本上都以原告失败告终。当美国加州通过一项特别法案后，一些乐观人士认为，把官司搬到美国打，增加了胜诉的机会。

　　由于日本政府冥顽似铁，拒不承认历史事实，在日本本土的战后对日民间索赔案基本上都以原告失败告终。因此，1999年7月，当美国加州通过一项特别法案，要求与加州有生意往来的日本企业向一切战争受害者做出赔偿时，立即成为舆论、劳工受害者及亲属关注的焦点。

　　这项法案看似只是美国的地方法案，但它的意义重大。因为日本在美国的主要跨国企业均设在加州，在这些跨国企业中，包括鹿岛、三菱、三井等大企业均强制奴役过中国劳工。根据该法案，只要中国受害者或其亲戚、后人有一人生活在美国，就可以向加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企业赔偿。

　　2000年，来自山东、河北的古稀老人叶永财、苏爱珠等人在美国加州高等法院起诉日本三菱、三井公司，控告他们在二战期间强掳、奴役中国劳工，并要求赔偿。此案在当年8月22日首次开庭，双方30多名律师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辩论。虽然目前尚难预料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但不少乐观人士认为，把官司搬到美国去打，无形中增加了胜诉的机会。

　　赔：没有谢罪是虚伪的

　　刘连仁当初下决心提出诉讼的首要目的是：日本政府真诚谢罪、道歉。但该判决并未承认日本的战争犯罪，也没有表示谢罪之意。

　　翻看劳工的回忆录，无不是“字字血，声声泪”。

　　在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中，许多劳工就像刘连仁一样，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里，身心却受尽了种种非人的折磨，惨痛的记忆伴随终生。刘焕新曾提到，回到家乡后，父亲虽然很高兴，但却很少言谈，日不出屋，夜不能寐。一闭上眼睛就惊恐万状，噩梦口呓，冷汗满身。

　　由于不堪忍受折磨，劳工曾多次暴动，但都遭到了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1945年6月30日，花冈暴动失败后，130多名中国劳工被严刑拷打致死。而在被日军强掳的中国劳工中，有7000多人魂断异国他乡。强征劳工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

　　刘连仁当初下决心提出诉讼的首要目的就是，日本政府要对受害者真诚谢罪、道歉，让更多的日本国民知道劳工被绑架、被强制劳动的悲惨历史事实，防止悲剧重演。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日本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只承认日本国在刘连仁被迫过着13年野人般的逃亡生活上犯有“国际赔偿法实施后救济义务不履行”的罪责，而否认原告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或国际习惯法、违反强制劳动条约、禁止奴隶制条约、违反人道罪等等的指控，也特别指出不能承认原告基于“强制抓人”、“强制劳动”在法律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7月12日，出席当天判决的刘焕新也指出，该判决并未承认日本的战争犯罪，也没有表示谢罪之意。希望日本政府认真反省历史，促进中日世代友好。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的李宗远就此接受记者采访时，援引了日本议员田英夫说过的一句话“没有谢罪的赔偿是虚伪的，没有赔偿的谢罪是假意的”。

　　李宗远认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日本应该向德国学习。德国领导人在纳粹受害者面前低头认罪，政府和相关企业赔偿受害劳工100亿马克。而日本政府非但不积极主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在教科书问题上、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伤害中国人民乃至亚洲人民的感情，这不仅会使自身产生信任危机，也将使日本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晨报记者张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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