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获得了成功。

　　-温州的“自费”改革史是一部悲喜交织的历史。阅读温州，80年代是最关键的环节。他们面对的是旧体制的高栏，同志的怀疑、责骂甚至打压。

　　　世界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山赋予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冒险的精神，最主要的是温州人能吃苦。—江泽民引自《温州经济丛书》(李丁富编光明日报出版社)

　　治乱

　　在改革开放前，温州以乱著称。1981年初，邓小平和李先念批示，督促浙江省委彻底解决温州问题。

　　1981年8月，袁芳烈受命来到温州。当时他是副省长，分管浙江的农业。他的使命就是“治乱”。省委只给他一年的时间，让他迅速解决温州的“班子问题”和“治安问题”。

　　袁接手的是一个濒于全面崩溃的城市。“政府瘫痪”、“流氓横行”、“走私猖獗”。让他惊诧的是，流氓可以在一个早晨把两个派出所炸掉。

　　温州的主要官员并不欢迎他的到来。

　　袁芳烈事后回忆说：他们有的观望，有的给我造舆论，出难题。作为衢县人的他，一句温州话也不懂。“我被逼进墙角。3个月不见起色，你就得卷铺盖走人。”

　　但袁芳烈握有两个有利因素：一是省委的特别授权；二是经历多年恶斗，温州人心思定。袁说，他给自己定下的工作方针是：快刀斩乱麻，宜粗不宜细。“对温州的问题，先砍他三板斧再说。”

　　头两板斧

　　温州的乱根子在于穷。1981年，整个温州地区有2／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农民有句顺口溜说：“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

　　制约经济发展的有自然因素，“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４1亩，同时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国家对温州投入极少，30年6个亿，总额仅为同等城市平均数的1／7。

　　七八十年代之交，温州有10万人被迫到外地谋生：乞讨，弹棉花，补鞋，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不一而足，而更多的则推销温州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这10万人，被人讥为“十万细菌”。

　　温州当时年财政收入仅有1亿多，但吃财政的官员却为数不少。地市两级各有四套班子，30万人口的城区却分成3个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加上派系冲突，正常的工作几乎无法开展。

　　袁芳烈的第一步，是要建立一个核心班子。他自出机杼，想出了一个地市合并、以市带县的招儿。现在他回忆说，当时这样做并没有料到会在全国推行，基本的出发点是简化机构，提高效率。“‘鬼点子’是我想出来的，但不能说。反正是省委通过，我就以省委指示的名义执行。”

　　9月的一天，袁芳烈突然召集区县常委以上、机关副科长以上的干部到大礼堂开会。他要求到会者填表，民主推荐地市合并后的常委班子。会开了不到一小时就散了。袁芳烈向记者承认，此前虽有过摸底，但“会议时间长了，就很复杂”。会后，袁把推荐人理了本流水账，朝皮包一塞，就到省委汇报。“我没有任何倾向性意见”。

　　这一方案获得省委的认可。这次“突然袭击”，使原常委27人，只留下9人。

　　“地市合并”后，袁又乘胜追击，合并了三个区，仅区县级干部，就被调整掉1／5。

　　“第一斧头”兵不血刃，他自称是“从政30年最得意之作”，结果是“温州的工作上了轨道”。

　　袁芳烈的“第二斧头”，是治安。

　　那时的温州，流氓活动猖獗。袁命令公安部门抓，但却毫无进展。他很快就明白过来，这些人与“公检法”都有勾结。

　　至今令他十分得意的是两个渔霸案。那时温州的鱼价突然飞涨，水产局向公安报案：有人垄断价格。但公安部门却迟迟不见动作。

　　一个凌晨，袁穿便服到渔市转悠。他问渔民为何不卖给国营收购点？渔民说不敢；问收购点为何不高价收购？收购点说；我们的价不低，但不敢买。调查后，他了解到渔市上有渔霸，人数达几十人，甚至装备了土枪、猫狸弹等火器。

　　次日，袁芳烈秘密布置公安深夜收网，结果大批公安扑了空。“渔霸早接到消息了。我马上去纪委，督促他们查，查不出案子，我查他们。”

　　案子很快有了眉目，内查外调，一共抓了9个“公检法”，涉案干部达33人，才终于把两个团伙端掉。

　　袁芳烈的严厉在另一件走私案中反映得更加明显。这件走私案牵出一个1942年的南下老干部，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长。说客不绝，向法院施压，袁都不为所动。法院判了这个“老革命”。

　　两板斧，赢得省里、基层一片叫好声，大约只花了半年时间。按照省里原来的承诺，袁芳烈完成“治乱”使命，应该班师回杭州了。但袁芳烈没有得到省里这方面的表示。温州，在袁之前有过17位书记，平均任期只有两年半。

　　把他留在温州，是省委的意见。浙江的老干部有一种说法：如果没有以后因扶持家庭工业、私营企业而招致争议，他的仕途应该是星光灿烂的。

　　袁芳烈也承认这一点。

　　实干家的困惑

　　“温州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袁芳烈应该说是带着对个体经济的偏见履任的，虽然他对集体经济已有所反思。

　　他自称曾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在衢县当县长、书记时，年轻肯干的袁芳烈，曾把办公室设在水库旁，在农村蹲点两年，背后皮都晒脱几层。让这位实干家困惑的是，他还是改变不了人民公社“上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的懒散局面。

　　到温州后，他最早着力扶持的也是国有经济。温州当时约有1／3的国营厂彻底垮掉了。温州人希望袁书记在拿到拨款、拿到项目这些方面显示自己的能力。

　　能拿来的都拿来了，不能拿来的也拿来了。当时，温州瓯江上还没有大桥，客货车摆渡排队甚至长达10多小时。关于大桥，早有规划，但为选址各方争执不下：下游近市区，效益好，但怕轰炸；上游不怕轰炸，却远离市区。

　　1982年，省长薛驹路过瓯江，因摆渡拥挤，要求温州派舰船接。一个受到广泛认可的版本是：袁芳烈几度让手下等一等，在大约20小时后，薛省长才被接过江。上岸后，薛感慨不已，袁趁机让省府掏腰包。这就是在温州流传甚广的“计赚薛驹”的故事。

　　但纵有这番本事，对温州依旧是杯水车薪。地方的发展得靠企业的活力，温州哪里去找这种企业呢？

　　一群牛和一位老太太

　　大约在1982年上半年，为温州经济发展、更确切地说是为吃饭问题愁眉不展的袁芳烈下乡调研。两次偶遇，让这个“割尾巴高手”的思想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一次，袁芳烈坐车经过麻布，在河边碰到一群牛，有上百头，个个膘肥体壮，而且还挂着大红花。袁常年在基层工作，见识过的牛，在农闲时大多缺乏照料，落膘的落膘，死的死。于是，他向牛倌问个究竟。牛倌告诉他，这群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他赶这群牛是参加比赛。

　　在乡村干部那里，袁了解到养牛户的积极性所在。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因为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也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也是500元，而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30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

　　“那群牛，让我想了很长时间，产权关系、利益关系明确，人的积极性高，牛的效益也会发挥到极限。”袁芳烈原以为温州人觉悟低，这才觉得是一种偏见。“温州人的观念是先进的，不是落后的。”

　　在瑞安塘下镇，他发现一间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5台简单的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个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领料，守着机器，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

　　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弗如：5台机器投入只要500元，老太太的年净收入是6000元。

　　这使为温州工业化搔破头的袁芳烈十分兴奋，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就有60万；1000个就有600万。那时的温州，纯利60万的企业屈指可数！

　　袁的“第三斧头”就是要“割”这些“尾巴”，但他没有劈下去。

　　政府和老百姓之间默契

　　老百姓是“温州模式”的创造者。

　　十多年后，学者们在总结“温州模式”的成功时，发现了一种机制：来自民间的创新冲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默许。

　　在1981年前10多年，由于外缺投资，内有内哄，温州“割尾巴”的能力实际上也非常低下，群众自发的市场冲动，就有了难得的实现机会。

　　1984年，温州被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结果却变成了一个痛苦的记忆：原以为国家投资的“钱袋子”被打开了，但是因为基础设施太差，温州被变相取消了“比赛资格”。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出了个“自费改革”的温州模式。

　　熟悉温州改革史的作家李涛说，早在70年代初，温州城乡已有数以万计的地下工场和家庭作坊。

　　1971年到1973年，温州市区曾产生数不清的“集体企业”。温州当时有一个人数达几万的群体，名曰“暂缓青年”。他们按照政策可以留城，但“暂时”又无法安排工作。“级别高一点的干部，孩子还没有毕业，必给他们在国营厂安排岗位；像我们这些普通干部子女，只有找‘黑工厂’。”

　　李涛就业的那间“黑工厂”叫做“食品五金厂”，厂长也是“暂缓青年”，他筹资办厂，挂靠在国营企业“食品厂”下边，条件就是帮助几个工厂子弟就业，生产的是与“母厂”毫无关系的小五金。李涛在那里最早收入是18元，几个月后，手脚麻利的他，收入甚至超过了坐机关的父母。

　　由于财政收入有限，干部工资时时发不出，当时有大量干部在这些“黑工厂”里兼职。

　　在农村，家庭工业也受到了乡村干部们的保护。现在已是温州首富的乐清柳市上园村，早在70年代初就集中了几个有木匠手艺的村民办厂，从附近承揽农具维修的活儿。内部分配机制已十分灵活，是计件提成。

　　这些家庭手工业与市场联系的渠道，是1980年的人数已达14万人的“农民供销员”。他们的身份多是弹棉郎、修鞋匠、小裁缝、剃头匠，在行走天下时，顺便带些家庭手工业产品推销。苍南的金乡镇70年代开始，就生产塑料片红膜。当大城市单位食堂一开始用饭票，消息就由购销员带回，随即有上百个作坊做起了饭票生意。他们以销带产，先有市场需求，再组织生产，效率很高。

　　金乡距温州当时有6个多小时车程，是行政力量难以到达的地方。这个过去有名的讨饭乡，由于农民的“创新”，到了1980年左右，工业产值已上了千万。

　　金乡镇一位副镇长说，当年他与爱人新婚旅行，顺便带了些手工产品去上海、杭州等地推销看样，拿回合同，除去差旅费，还挣了两千多元。

　　1981年，苍南的宜山镇已出现了两万台纺机，生产再生腈纶。而创造这一产业的，正是镇上的弹棉郎。他们是用国营企业抛弃的废料组织生产的。

　　在得到“正名”前，正是这些“黑工厂”、“家庭工业”支撑着温州不致破产。李涛说，对民间经济持支持态度的，是利益直接相关的中下层干部和农村基层干部。“吃饭”问题压倒了僵化的意识形态。当时政府对民间经济的态度，是因为无能而无为。这是一种非常低层次的默契。

　　正名

　　情势逼着袁芳烈要为民间经济摘帽解套。

　　这个当年的“割尾巴”高手，在1982年10月策划了温州市的“两户会议”，个体户、重点户，是农村搞商品经济的能人。当时市里下通知，连乡镇干部和村干部都疑虑重重，以为市里要摆鸿门宴，一网打尽。很多人接到通知，连夜逃到外地躲避；有的实在逃不掉，背上铺盖，脸盆，带上干粮，哭哭啼啼地跟家人告别，准备蹲“学习班”。

　　城区的锣鼓和欢迎横幅让他们晕头转向。在会上，他们被戴上“大红花”。袁芳烈向大伙宣布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几项措施。有趣的是，两户代表没别的要求，只要袁的讲话稿和市里新规定的文本，“以后出事了，我们就说是袁书记让我们干的。”

　　温州的官员们也非常吃惊，这位省委常委、副省长，屁股坐在温州思考问题了。

　　同样是1982年，一场“风暴”落在温州。中心是在地处交通要道的乐清柳市。当时，柳市是全国性的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重地。省政法部门在镇上抓了“八大王”————八个“冒尖户”。当时的理由非常简单，其中的“翻砂大王”吴师廉在路边盖了5层住宅楼，省政法委领导路过见到，据此认为“肯定投机倒把”，7个“大王”被治罪，1个“大王”逃亡。

　　“八大王”被打击，一时人心惶惶。袁芳烈当时也到柳市看过，工厂店铺都被封上。一时也没有对策。

　　毕竟，司法裁判是以当时的法律为依据的，身为省委常委的袁芳烈也无力对抗。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明确提倡“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搞活流通”，袁芳烈马上提议，给“八大王”平反。

　　平反是渐次进行的。为郑重其事，每宣告平反一人，袁即要求在报纸上发一则消息。他对秘书王运正说：“自己任上犯的错误，为什么要留给下一任？”

　　袁芳烈在温州4年，温州的家底翻了一番。到1984年、1985年，经济实际年增长率估计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也同时翻了一番多。“模式”一说，在他任上已经形成。

　　袁芳烈没有在省委那里获得一句公开的评价。1985年12月，他平调回杭州，任省政法委书记。

　　很久之后他才知道，省负责同志对他的继任者特别嘱咐，你去是要搞活国有企业，并要求他冻结原来的干部。

　　袁芳烈明白，这是对温州4年改革的否定。　　　

　　董朝才一鸣惊人

　　新任市委书记董朝才上任3个月内，对温州工作不作评价，把袁芳烈的幕僚班子丢在一边，开始跑国企，跑供销社，搞调研。这是个话不多，衣着、作风都像农村干部的书记。

　　几乎没有人知道新书记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15年后，董朝才向记者承认，他是带着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天然警觉”到温州履新的。他去过好多次国营造船厂，让银行50万、100万地给贷款。但结果令他痛心疾首，厂里仍旧杂草丛生，散满了电焊条，没人干活。

　　他跑了7家国企，结局一样。他算了一笔“效益账”，国企每投入10元，一年的效益最多为1元；而私企10元的投入，产生的效益可达8至9元。

　　1986年6月，这个沉静的书记在四级干部会上，宣读了他的文章：《试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董朝才说：一种经济形式占支配地位，当然要达到一定比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形式非要达到比重上占多数的地步不可”。

　　温州人振奋，但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宣言》。

　　正在远处观察董朝才一举一动的袁芳烈拊掌而笑：“温州除此之外，无路可走。老董绕了几个月弯子，终于上道了。”

　　董朝才回忆说，他知道历史上跟农民唱对台戏的教训。“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多少人哪？”当时，他所在的江山县，没有“放卫星”，那些年就好过多了。“凡是我们跟农民唱对台戏的时候，经济要出大问题。”

　　当时温州虽有四五年的发展，但最迫切的还是治穷。“我给自已一句话：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

　　被“冻结”的袁芳烈选用的干部，很快纷纷上任。

　　但随着温州产品行销各地，温州商人闯荡四方，敌意和攻击随之而来。有些也是实际情况：那就是“假冒伪劣”。

　　当时乐清柳市的劣质低压电器、永嘉的虚假广告、苍南的假冒商标、鹿城的皮鞋、瓯北的劣质阀门等，屡屡被新闻界曝光。在三四年时间里，仅瓯北镇即被全国新闻媒体曝光了5000次以上。

　　人们批判的锋芒由消费事件，慢慢地转入“意识形态”上。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说：董朝才任上的5年，风风雨雨就没有停过，民间有句话说：“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温州。”温州的问题，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识形态挂钩。温州不像深圳，有一件“大胆尝试”的尚方宝剑。

　　辩论不可避免。

　　勤于行拙于言的董朝才不想辩论。袁芳烈说：我是常委，省里有资格对我指手划脚的很少；而董朝才只是地级书记，骂就骂了。

　　再正名

　　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而又个人魅力十足的袁芳烈不同，内向的董，集中精力，力图给温州改革创造政策环境。

　　1985年，“红帽子企业”柳市物资储运服务站的两个合伙人分掉了8·６万利润。1986年6月，他们被刑拘，后又以贪污罪判刑。

　　像这样戴“红帽子”挂户经营的企业，在温州约有10万户。此案在挂户经营者中引起大地震：“名为集体，实为合伙”，到底按名算，还是按实算？

　　“工商注册”成了公诉的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只有国家、集体、个人三种企业性质，个人合伙算什么？

　　农民的“制度创新”，已超越了法律的范畴。

　　董朝才调查后表态，不能把个人合伙企业当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旋即法院宣告两个农民无罪。此判决等于承认了新生的股份合作经济的合法性。

　　但敏感的温州人，还是觉得不牢靠。当时，大批资金被投向消费，城乡豪宅成片，山上椅子坟竞赛，赌博非常盛行。人们不敢贸然投资扩大再生产。

　　这些现象给了一些不问因、只责果的批评家以口实，他们据此猛攻温州。

　　政府这堵承重墙需要打入几根钢筋，否则无法保护民间的积极性。董朝才从1987年始，领导草拟了8个地方性行政法规。其中，有关“个体挂户经营”、“私人企业”、“股份合作”的3个行政法规，为温州首创，保证了这里民间投资的重新启动。

　　到1988年，民营企业注册户比前一年增加了3倍，个体不仅户数增加，投入也纷纷扩大，民营、个体的经营额、利润均大幅增加。

　　“股份合作”这种企业形式，在发达的瑞安、乐清等地均达到50%以上的比例。

　　1987年9月18日，在争议多年后，中央终于给温州也批了个“温州实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

　　温州的“自费改革”，终于得到了肯定。

　　排炮之后的一往直前

　　有了“实验区”这块金字招牌，董朝才大展拳脚。

　　那时，温州已在全国率先搞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试点。

　　1989年，温州的干部队伍已经很不稳定；他们是改革压力的分担者，却不是改革利益分配的参与者。藏富于民，官员缺乏利益机制。

　　针对政府冗员众多、因10年改革造成官员收入比较低的现实，董朝才想出了个“买断工龄”的办法，按工龄折现让干部下海，以此精简机构，减少政府运作成本，堵住官员获取灰色收入的可能。

　　仅有几个人下海。

　　董朝才至今非常遗憾，他觉得如果假以时日，政府改革这条道，他能够走通。

　　他说，那时问题已很明显，但没有时间了。

　　那时，温州处境艰难。在全国有数十条“温州街”、数十个“温州村”店铺被封，货物被充没。10000多温州人逃回故乡。

　　温州著名的家族企业挺宇集团，老板潘挺宇将资产几千万交给18岁的女儿，夫妻俩逃到西班牙。

　　那一年间，温州许多企业蒸发掉了。1989至1990年，温州经济增长仅1%至2%。经济专家说，实际很可能是负值。

　　省里要求董朝才写报告，请求中央撤消“温州实验区”。董的回答是：“要不要撤，由中央定；要写报告，你写。”

　　“不跟农民唱对台戏”的董书记，只有面对“排炮”了。

　　温州人永远记着在杭州开的那次会议。会议针对温州，连续骂了几天。“轮到温州代表表态的前一天晚上，代表们聚在一起，相向而泣。”

　　1990年1月，任期未满的董朝才离任。

　　“温州实验区”的招牌他没有放弃，省里也没有人写报告。这是翻本的本钱。董朝才说，如果放弃了，温州改革的空间会更小。

　　他离开温州那天，是个夜晚，下雨。他去了温州蒲鞋小商品市场。已经22时了，那里依然灯火辉煌。

　　董朝才脸上有了笑容，他喃喃地说：“要是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市场，该多好！我哪里错了？”有着与温州农民一样的“改制情结”的董，被调到省体改委。

　　但温州的韧性很强。

　　董朝才改革思路的继承者是刘锡荣。

　　这个朴素、儒雅、大学学养蚕的书记，与温州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是抗战时牺牲的中共第一任浙江省省委书记刘英的遗腹子。

　　萧规曹随，需要勇气。在温州追随袁、董10年的刘，认定的也是袁、董的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提出“不等不靠不伸手要”，集资为温州建成了机场。为此他曾宣布，市委市政府3年不买车、不建房，咬紧牙关建机场。

　　马津龙说：“在改革方面，刘锡荣不事张扬，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温州的经济。”

　　在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发表前不久，刘锡荣调任省纪委书记。

　　小平讲话发表后6个月，全国到温州取经的车辆堵塞了浙南的山间小路，车祸频频，以致国办发出了《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通知》。

　　温州的改革跃过了山隘，后边几乎是一马平川。“温州模式”也进入扩张时期。□本报记者杨海鹏翟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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