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选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名外语教师，1997年3月开始练“法轮功”。回忆起习练“法论功”三年多的痛苦经历，她流着泪对记者说：“要不是在党的‘教育、团结、挽救’政策感化下，在领导的悉心帮教下，在亲人的关怀下，曾痴迷‘法轮功’的我，哪能重新过上一个正常人都过着的幸福、温馨的生活。如果不是党的挽救教育使我终于醒悟，我可能也会像刘思影的妈妈一样，带着心爱的孩子走上‘白日飞升’的绝路！”

　　张老师痛惜地向记者讲起了迷途的经历：1999年7月22日，我参加了哈市“法轮功”练习者在黑龙江省政府的非法集会。2000年6、7月份，我开始上宣传“法轮功”的反动网站明慧网。那时的我已根本不看电视，不读报纸，严重的偏听偏信让我失去了基本的辨别能力。2000年10月中旬，借口探望患病的母亲，我请假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请愿”。当时爱人出国在外，我狠心地要把7岁的儿子全托在幼儿园里。儿子说，妈妈，我讨厌住幼儿园，我不同意你去北京。妈妈，你这么做，我受不了。爸爸不在家，也没人给我做饭。我却对孩子的话不予置理。

　　2000年11月8日晚我又踏上了去北京“上访请愿”的路，而且明知道爱人一行几人次日就要起程出国。11月11日，孙本清书记等去北京接我。北京工作的6位同学和朋友苦口婆心地劝解，希望我迷途知返。其中一位朋友还怀着身孕。我爱人说：“你明知我9号带团出国，却不辞而别，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两万元……”听着他们的诉说，我没有痛心疾首，心里反而高兴自己终于迈出了“圆满”的决定性的一步。被带回学校后，领导、家人、同学又轮番劝解、开导我。儿子哭着说，妈妈，你就不能退一步？当时痴迷的我毫不动心。

　　我被送进市第二看守所。关押初期，我以对抗的心理对待管教的管理教育。孙本清书记到看守所看望我，谆谆劝导我早日放弃“法轮功”，早日觉醒。我爱人数次来到看守所，向我讲述孩子没有母亲所受的心灵创伤，在学校的不良表现和生活上的无助，他自己工作上的艰辛和感情上的痛苦。我弟弟也从河南老家赶来，面对我的顽固与痴迷泣不成声，劝我看在住院母亲的份上，解开心结，早日回头。在市第二看守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使我体会到政府对不明真相的“法轮功”练习者态度的良苦用心，看到了善良的管教为挽救我而不懈地努力，我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

　　12月28日，我爱人又一次来看守所，交谈中，我喉咙哽咽，泪水涟涟。我问自己，我修炼，修来修去修的什么呢？我做了那么多伤害亲人的事，他们不但不怪我，却反过来找自己的不对。我强咽下泪水说，我一定好好想想。在我反思的同时，来自万家劳教所的姐妹们开导我，使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国家和政府造成的损失，自私自利和“白日飞升”的梦想使我不知不觉走向政府的对立面，触犯了法律。我最终认清了“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本质。明白了这一切时，我失声痛哭。痛定思痛，我下决心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彻底决裂，与李洪志划清界线，重新做人。

　　云里雾里游一圈，梦醒时分方才发现，我所向往追求的美好东西就在身边。“知恩必报”。我主动开始了对“法轮功”痴迷者的转化工作。这真是一场艰苦、复杂、“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在做转化工作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党的宽容和伟大。以前，我把“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漠然地看作广告一般的口号，现在我明白了它的博大深刻的内涵；我领会了“党的恩情似海深”的含义，体会到为什么《党啊，我的妈妈》这首歌感动着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

　　回过头来想到至今仍痴迷于李洪志“法轮功”的昔日“功友”，仍把李洪志奉若神明，练丢了亲情，练碎了家庭，练没了人性，练毁了事业，甚至练到了与党、政府和人民公然为敌的对立面；想想走过的路，我要向他们说：快醒醒吧，党和美好的幸福生活在等待着你们。

　　本报记者 朱伟光 通讯员 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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