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过去在接受台湾中天电视频道专访时曾经表示，台湾的黑金政治不是像脏衣服一样，丢进洗衣机洗洗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必须从新作起，要从心态和制度上进行改革才能奏效。所言甚是，但是台湾当局显然擅于从事政治斗争，没有决心、或是没有毅力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笔者返台还不到一个月，看到当前台湾政坛怪象实在到了让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有一天在接受电视专访时，笔者还不经意的对一位年轻的记者表示，当年大家相信“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的信条，而一个国家要有前途，一定得做到“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环顾台湾当前政坛，找不到几个有为有守的谔谔之士。

　　结果不但惹来这位记者朋友的一阵讪笑，还说这种观念现在不但书上已经不教，更早已不再存在，笔者不但食古不化，还简直成了濒临绝种的动物。年初，笔者曾在《联合早报》指出，台湾当前的问题在于政客充斥、媒体太多，民主政治的庸俗化到了极致，而群体价值观念的错乱更是当前问题的症结。如果不信且看笔者举出一些例子。

　　贪污渎职丑闻频传

　　最近几天，台北媒体广泛报道的一个例子是前警政署署长丁原进(台湾警界的最高负责人)以远超过其合理、可能收入的范围购买豪宅，结果由于装潢问题惹出事端，遭到台北市议员的揭发，认为其中严重涉及不法，或至少是公务员财产申报不实，要求职司政风的监察院进行调查。看来事情还没完了。

　　根据媒体报道，这位署长还算是一位风评、操守不错的官员，如果连此官员都能如此，那幺其它那些操守不好的官警能够坏到什幺地步大家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议的是，这位署长居然坚持不对外作任何说明、澄清，好象天下无难事，只要躲过这阵风头，等到媒体注意力转向，他就能安然无事一样。

　　除此而外，前行政院秘书长、不管部部长黄有惠最近也遭台北检方正式提起公诉、求处重刑。这位政务官不但涉及洗钱、贪渎，还涉嫌利用中信局局长职权给他人(景文技术学院董事长)超额贷款，藉此换取大学诗乡的豪宅，结果贷款人掏空学校资产之后潜逃出境，把烂摊子丢给政府处理，而前教育部次长林朝贤也一同涉案。

　　再来看看台湾的拉法叶军购弊案。陈水扁口口声声即使动摇国本也要把全案查个水落石出，但是事到如今，连个影子也没有，不是推说法国方面不肯合作，就是军方文件未能解密、配合，检方迄今只起诉了几个芝麻小官。民间普遍怀疑，认为还有军、政高层人士躲在幕后，但是检方就是查不出个结果。

　　还有就是李登辉、苏志诚等人的房舍问题，民间有人帮李登辉、苏志诚算过，就算两人不吃不喝，以他们的收入也未必买得起类如大溪山庄及其它地方的高价豪宅。多年来，反对党一再批评、质疑、兴讼，他们不理就是不理。民间的不满、怀疑已经到了认为司法不公的地步，但这两人就是不动如山，真是民意于我何有哉？

　　有法不依

　　当然，受过教育的民众能够理解，台湾是个法治的社会，一切都要讲究证据，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同样重要，政府不能选择性办案，政策性执法，任何人都不能故意入人以罪，每个人也都应受到无罪推论、罪刑法定主义的保障，但是大家同样很难接受，若非官商勾结成风，上下沆瀣一气，局面不会恶化到目前这个样子。

　　还记得当年笔者曾经看过司法行政部门的最高主管官员亲笔写报告给蒋经国，说明已经查获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王正谊(蒋经国母系尊长)违法犯纪的事实，当时蒋经国非但未加阻挠，反而支持依法处理，事后果然获得民众的一致好评。在威权时代的政府都还能够有此认知和魄力，难道果真是今不如昔，新不如旧？

　　说实在的，今天的台湾政府高层官员上焉者只管本业、专业，缺乏平行协调能力，把政务官当事务官来作，把自己和属下忙得半死，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同仁和工作；下焉者只管保住好不容易弄来的官位，把国家名器当成商业职务来经营，以权谋私、藉权玩法的大有人在。宝岛前途、人民福祉哪在他们的眼里和心里？贪污被抓只觉倒霉，不以为错，为官清廉居然成了一项优点这真不知是哪门子的逻辑？

　　谈到这里，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新加坡与香港。只要政府官员不能对其收入提出合理解释，只要公务人员的收入显不相称，政府廉政部门就有权力加以调查、深究，当事人也有义务必须对此提出说明，否则究以贪渎之罪。说起来，台湾也有所谓的阳光法案，也有公务人员财产登记法，只是让人不解的是为什幺事情到了台湾就变了样？

　　将近一年在新加坡的研究生涯，让笔者深切体会，一个廉能有效的政府，能够以发展为重的柔性威权体制并非一无是处，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为其人民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发展机会，这其实远较表象上的民主、民粹更为重要。台湾今天的贪污腐败程度虽然比中国大陆还要略胜一筹，但人要往高处看，想想新加坡，看看自己，台湾岂能不为之汗颜？至少我会！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7月26日；作者：蔡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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