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从京郊怀柔农村只身闯荡京城，他利用影视机构中的一些不规范做法和人们的疏忽与善良，作下诈骗两台影视用摄像机设备，涉案价值达30万元的案件。

　　“典艺”被骗

　　2001年6月19日，北京普惠北里8号，典艺影视策划中心。上午，公司业务经理王艳宇接到一个自称姓杨人的电话，说要来租摄像机。王艳宇嘱咐他：“带上你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再带上本人身份证和1000元押金，明天上午来公司办理租机手续。”在电话里双方经过协商，免去了押金这一项。

　　20日上午十二点左右，一个夹着黑色公文包的男青年出现在公司里。“他有二十六七岁，中等个儿，戴副眼镜，皮肤黝黑，头发偏分，操京郊口音，言谈举止比较沉稳，音容笑貌给人一种憨厚的印象。”王艳宇后来这样描述他。“我叫杨波，昨天给你们打电话的那个人。”杨波斯斯文文的，王艳宇接待了他。杨波接着说：“我是北京华星广告公司的，要在北京拍旅游风光片，想租用你们一套摄像机。”王艳宇疑惑地问：“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公司有摄像机的？”杨波一笑：“我是三福恒业公司介绍来的。”三福恒业与公司有过业务往来，王艳宇客气地说：“咱们是第一次见面，你把所需证件让我看看？”杨波说：“我带有我广告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广告经营许可证副本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这些证件可以押在你这儿。”

　　王艳宇看了复印件后，考虑到有熟人介绍，又有执照、许可证、身份证复印件押着，况且证照上还盖有广告公司的红印章，现在赚钱不容易，人家又是上赶着找上门来的，于是就与杨波签了10天的租用协议，租期从6月20日至6月30日，租金每天为350元。协议签订后，杨波不好意思地说：“我在你们这儿再呆会儿，一会儿单位有车来接我。”他抽了会儿烟，又聊了会儿天，不耐烦地说：“单位的车老来不了，我打车走得了。”杨波租的是前期全套摄像设备，索尼DXC－637型机，价值人民币20万元，包括摄像机、充电器各一台，角架一副，托盘、话筒、角轮、灯和灯架各一个，电池7块，连箱子带包一大堆。看他一个人提不动，王艳宇亲自扛着三脚架，提着摄像器材箱帮他送到路口并帮忙打了一辆夏利车把他送走了。

　　6月25日，有客户想租用摄像机，典艺公司也想了解杨波的拍摄情况，就按杨波在协议书上留下的手机号码与他联系，结果一直拨不通，这下子让公司经理秦海龙心神不安起来。26日上午，秦经理带着华星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来到位于石景山区八角北里的广告公司。经过核实，公司上下都不记得曾聘用过杨波这个人，负责人说：“由于公司业务没有开展起来，营业执照一直由会计锁在保险柜里。”那么，复印件是怎么传出去的，红印章又是怎么盖上去的？秦经理感到十分困惑。

　　下午，秦经理拿着杨波身份证复印件来到崇文区广渠门北里居委会，居委会和片儿警介绍，随着“两广路”建设，这儿已全部拆迁，查找极不方便，建议到户口可能迁往的龙潭派出所查询。派出所同志看了杨波的身份证说：“身份证有问题，去案发地派出所报案吧！”疑虑变成了现实，秦经理懊恼不已。

　　“日新”被骗

　　再把时间拉回到6月20号下午四点来钟，一位不速之客站在北京日新影像中心门前，声称有重要事和经理面谈。公司经理、法人代表关朋把他迎进自己的办公室。这名自称叫刘海洋的男子肩背手提着一整套索尼DXC－637型摄像设备，他说公司想卖掉这套设备更换新的，并向关经理出示了华星广告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广告经营许可证副本复印件。刘海洋要价4.5万元，价格十分低廉。对影像设备很内行的关经理心里暗自琢磨，20万元的设备才卖4万来块钱，价格相差太远了，这套机子来路不正。想到这里，他不禁回忆起日新在1月13日被一名叫杨波的男子骗走一台松下数字专业新闻采访摄像机的事。

　　2001年元月12日下午，日新公司长期业务合作单位中视全线影视策划中心朱小姐打电话给新员工鲁军平，联系租用前期摄像机设备事宜。13日中午11点40分，朱小姐与杨波前来办理租赁手续，他要了松下AJ－D400型便携式数字摄像机、充电器各一台，电池两块，三脚架一副，还有话筒、公文箱、电源线等物品，总价值达10万元。在办理手续中，杨波称：要用此设备拍摄北京某个会议，要租用设备三天。因设备紧张，鲁军平要求杨波在元月14日晚八点之前必须归还设备，15日再为其重新调整，杨波答应肯定照办。由于是熟人介绍，没管他要任何证件和押金，简单地办完登记手续后，朱小姐与杨波带着设备一道离去。

　　元月14日下午，鲁军平通过电话与杨波多次联系，但拨打杨波留下的手机，他总是关机。于是鲁军平立刻把这一情况电告朱小姐，朱小姐又给他一个市话号码，鲁军平照号拨过去，电话无人接。以后两天也是如此。朱小姐说原先她也不认识杨波，而是通过大三峡出版社的王小姐介绍的业务。经与王小姐通话，王称：她本人不认识杨波，是他主动打电话与她联系的。但事发前王并未向朱小姐说明她不认识杨波。线索至此中断。19日，日新影像中心通过电话局调查出杨波留下的电话号码是广渠门内大街某号，是个摩托车修理部，当天经理和保卫处的同志迅速赶到现场，却发现那里早已被推土机夷为平地。2月9日，他们通过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向刑警支队经侦大队报了案。

　　巧摄骗子

　　关经理对该人产生了怀疑，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一则中心设备被骗时他没在场，即使跟杨波有过短暂接触的员工对他的描述也是似是而非，关经理没有把握；二来你说人家是非法得来的，那么事主是谁？谙熟法律的关经理决定先稳住他再说。他作出真心想买的样子与其讨价还价，装出一副便宜占尽，不依不饶的样子，最后把价位定在了4.2万元。他先付给刘海洋2万元定金，要求他留下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单位电话、本人呼机号，让他写了2万元的收款证明。“明天你带上你们公司销售介绍信和你本人的身份证来我公司，由我认证后再结余款22000元。再有，你得把摄像机留在我们中心。”关经理说这话之前，信手抄起一部摄像机随意摆弄，偷拍下了刘海洋的正面像。而后不露声色地将他送出中心。

　　6月21日一早，关经理按刘海洋留下的华星广告公司的电话进行调查，发现电话总是占线。他又打“114”查询后得知，华星广告公司的电话与刘海洋留下的联系电话不一样。他按查询后的电话打过去找负责人，一名男子说：“华星公司确在八角北里，但现在已有一年多不经营了。”

　　打完电话联想起前后发生的事，更证实了关经理对刘海洋的怀疑。恰在这时，刘海洋打来电话说：“我在西单路口被出租车撞伤，正在处理，要晚些时候来中心办理相应手续。”“小子，想探我的虚实，你还差点儿！”关经理心想这家伙有22000块钱放在这儿，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开始设计应对之策。

　　警方介入

　　6月21日下午3点，北京西站公安段刑侦队长王志平到某部保卫处办事，处长老董偶然向志平聊起发生在日新影像中心的事，想征求志平的意见。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北京市劳模王志平是老侦查员出身，在打击犯罪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西站开站近六年来，他带领刑侦队员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0余起。一些诈骗犯罪分子视西站如畏途，相互告诫“千万别去西站，小心撞上‘雷’”。

　　志平让董处长将案情向案件管辖的海淀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报告，并向所在地管辖的羊坊店派出所汇报。之后，志平又拿起电话把案件情况向北京西站公安段段长郎晓空作了报告，郎晓空段长指示：“既然我们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但要注意与兄弟公安机关搞好配合，案件一旦侦破后，做好移交工作。”得到领导的支持，志平更有信心了。他和董处长商量好了侦查方法。

　　恰在这时，日新的员工打来电话急切地说：“关经理让我通知你们快过去，刘海洋来了！现在关经理正稳着他呢！”

　　原来，下午4点半左右，刘海洋突然给关经理打来电话说要到公司来。没想到放下电话没一会儿，刘海洋就进了公司，从他身上看不出一点遭受车祸的迹象。关经理跟他心照不宣，悄悄让员工马上通知保卫处。员工过会儿偷偷告诉关：“保卫处和北京西站公安段的同志都来了，并且也报告了羊坊店派出所。”关经理与刘海洋巧妙周旋：“你的身份证复印件不清晰，我们要原件；还有，销售证明不管用，必须得有销售发票才行。下星期一6月25日，你把我要的东西准备全了再来办吧！这样我才用得踏实。”刘海洋毫不含糊地说：“没问题，下次我让我们经理亲自来和您谈这个事，这回您就放心了吧！”

　　跟踪骗子

　　王队长见关经理客气地把自称叫刘海洋的男青年送出门，立刻带领队员和保卫处的同志按分工跟踪而去。他们发现，刘海洋出了公司大门，一路上不停地左顾右盼。“纯粹是做贼心虚！”志平心里暗笑：“别理他，隐蔽好，注意内紧外松！”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队员们听令后心领神会，使用各种手段盯住目标，以防止他“脱梢”。刘海洋从木樨地乘52路公共汽车到了永安里，改乘43路从团结湖下了车，之后一直步行到朝阳区水碓子8号楼钻进了阴暗、狭窄杂物乱陈的地下室八号简易房。

　　这边，关经理和羊坊店派出所的民警把全线影视策划中心的朱小姐叫到公司来，让她看关经理偷拍下的刘海洋的正面像。经仔细辨认，确认“刘海洋”就是今年元月13日诈骗日新公司摄像设备的犯罪嫌疑人———杨波！看来下一步就是寻找杨波卖与日新公司的这套设备的事主了。

　　7月1日上午，全线影视策划中心的负责人张明亮去典艺公司拜访秦海龙经理，无意中说到北京西站公安段侦查摄像机诈骗案的事，嘱咐秦经理今后要小心这方面的骗子。秦经理听后叫苦不迭地说：“哎呦！你要早点提醒我就好了！我这儿6月20日刚被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骗走了一套索尼摄像机。”张明亮急问：“怎么回事儿？都骗走了什么东西？”秦经理一五一十地把受骗的经过和损失的具体情况向张明亮介绍起来，张明亮说：“我的合作单位日新影像中心经理关朋20号低价收购了一套索尼前期摄像设备，型号、附属配置和你被骗的一样，关经理的公司也有被骗的经历，所以人家没贪图便宜，发誓非把骗子抓到不可。人家向警方报了案，现在正协助警察破案，寻找事主呢！回头我让他跟你联系。”张明亮走后不久，关经理马上把电话打了过来。经查证，关经理收购的果然是典艺公司秦经理被骗的机子，而且诈骗手段如出一辙。

　　万事俱备，只待抓捕。王志平队长把案件进展情况迅速向郎晓空段长汇报，郎段长下达了抓捕的指令。

　　零时抓捕

　　7月1日零时许，天边云遮月，树影鸟还巢，城市的夜空一片沉静，一辆警车闪着警灯载着王志平和刑侦队员们向朝阳区开去。

　　到了水碓子8号楼，民警们敲开通往地下室的铁栅栏门，向店老板亮明身份，开始了搜捕。刚走到地下室门口，就听到男厕所里有“哗啦啦”流水的声音，往里一看，那个叫杨波的男青年正光着膀子洗衣服，志平和保安队长刘红军毫不迟疑地冲上前去把他牢牢地控制住，给他戴上了手铐。

　　在两个人居住的狭小杂乱的8号房间，民警们忍着闷热开始搜查。首先发现了“杨波”本人的身份证，上面写着：杨兴利，男，满族，1975年4月20日出生，住北京怀柔县长哨营乡三岔口村。从身份证照片来看，这个戴眼镜的男青年既不叫杨波也不叫刘海洋，他真实的名字应该叫杨兴利，男青年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在杨兴利的旅行箱里有几张姓名为“杨波”、“刘海洋”的身份证复印件，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伪造的。还有两样东西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几张盖有华星公司红色印章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其中一张执照复印印章后有明显的刻画、描写痕迹，还有一枚“华星广告公司”的红色印章。后来，经对执照副本复印件和印章鉴定，证明：副本复印件和上面的红色印章是华星广告公司的，但杨兴利家中的红色印章是私刻的假章！

　　这又是为什么呢？秦经理带着疑问再访华星公司，当问起杨兴利这个人时，经理苏某说：“杨兴利确实曾在这儿干过，他离开公司后为了走‘私单’、赚外快，也经常回来跟我们合作，用我们盖了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去谈生意。”民警们问杨兴利：“你私刻公章干吗用？”杨答：“为图用着方便，万一人家管我要介绍信或证明呢？”

　　搜查在继续。在一堆物品下压着的有一只一米来长的三脚架包，里面装着曼浮图501型摄像机三脚架，一只黑色手提公文箱，里面装有：新闻灯、采访话筒、话筒线。经关经理当场辨认，这些摄像器材都是他们公司元月13日被骗物品。但搜遍每个角落也不见杨兴利销赃所得的那2万元钱。最后杨兴利交代：6月20日销完赃，他和女朋友陈某在不足一天内挥霍了近两千块钱，两人把剩下的1.8万元存入了团结湖建行陈某的银行卡里。当过保姆，后来又在一家日本料理餐馆当服务员的陈某乖乖地把卡从包里拿了出来。

　　骗子供述

　　人赃俱在，看骗子如何抵赖！在北京西站公安段刑侦队里，王志平和队员们趁热打铁，连夜对杨兴利进行讯问。杨兴利只是不停地抽烟，交代问题时断时续，看得出来，他思想斗争得十分激烈。民警们适时抛出人证、物证和证词证言，胸有成竹，情理交融地与其交锋。对他的侥幸心理和企图扰乱侦查视线的不实供述，用法律与政策给予严厉回击。特别是7月2日一早，典艺公司的秦海龙经理和王艳宇出现在他面前时，杨兴利最后的心理防线全部瓦解。他不得不交代了2001年1月13日诈骗日新影像中心一套价值10万元摄像设备、6月20日诈骗典艺影视策划中心一套价值20万元摄像设备的犯罪事实。

　　在审讯中，民警与杨兴利有过这样的对话：

　　“你在诈骗典艺时留下的手机号是谁的？”

　　“是刘海洋的。”

　　“你诈骗日新公司的那部松下摄像机哪儿去了？”

　　“让刘海洋给骗走了，他原先是我在华星的同事，二十六七岁，好像家在门头沟。几个月前，他听说我有一部摄像机就来借，说是拍广告用，那时他是‘中国海外网广告公司’的职员。等借完我的摄像机，他就不在那儿干了，我给他打手机他总是关机，呼他也不回，所以我在诈骗典艺时使用了他的手机号。还有我在诈骗日新时留下的其它电话号码，都是我在作广告业务时了解到的关机或移机无人接的号码。包括‘杨波’的身份证也是我作业务时人家留给我的复印件，我又把‘杨波’伪造成‘刘海洋’，在诈骗摄像机时怕人家抓到我，就用了这两个复印件，当然也有嫁祸于人的意思。”

　　“你在元月份诈骗了日新的摄像机，6月份为什么还敢去销赃？”

　　“我元月13日去日新诈骗时留的是寸头，穿的衣服不一样，姓关的经理也没在场。所以6月20日我去的时候就直接找经理，如果销赃成功就算白落了；如果有人当场指认我是元月13日骗机子的人，我就把那套价值20万元的索尼机子拱手相让，就说我也是上当者，这回是来还机子的，天下哪有猫不吃腥的？结果一切平安无事。谈好价钱，21日我找关经理要剩下的钱，姓关的讲身份证不像我的，让我叫老板来。我一想瞎了，姓关的‘黑’上我了，所以让我25号再来办理手续，我哪儿敢去呀，索性销声匿迹得了，没想到姓关的报了案，没办法，命中注定，谁让咱缺钱哪？”

　　“其实我跟日新和典艺联系租机的事根本就不是有熟人介绍，而是通过中介和他们刊登在报刊上的广告拐弯儿抹角地跟他们取得联系，所以一提就管用，省了好多事儿。”

　　杨兴利大口大口地抽着烟，他自白式的话断断续续地从烟雾中飘过来。

　　“我从小就生活在郊区农村，父母全是土里刨食的农民，没多少文化，也没啥见识，一辈子窝里窝囊地生活，只能保证温饱。我是家里的独苗，他们对我还是疼爱的，但对我的成长就像对地里的庄稼一样，听天由命，随其自然。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福之人生在州城府县，无福之人落寞在野岭荒山’，与其说是自嘲，不如说是无奈。所以我初中毕了业，高中还没上完就进城当了合同工，我曾发誓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和父母的生存状况。但那活儿又脏又累，没干多长时间我就不干了，通过朋友介绍进了北京交通台广告部当业务员。后来我又分别在明山、华星、诚利缘广告公司干。应该说干这一行我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也感到自己在知识上的不足，所以我上了‘北京高自考’的文秘专业，以缩短同那些科班出身的同行的差距。虽然我每个月有两千来块钱的收入，但跟他们比起来却有着天壤之别。回到那几平方米的闷热潮湿的地下室，我就激愤难平，出身、学历有差别我承认，但最终还是一个‘钱’字！有了钱就能摆平一切，钱在我的心里越来越重，我这次犯事儿就是钱闹的。”

　　7月4日，杨兴利被海淀公安分局刑警支队经侦大队刑事拘留，关押进看守所。在那里，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作了全面、彻底的供述。

　　根据线索，7月14日，海淀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民警们将刘海洋抓获，并起获其诈骗的摄像器材。

　　掩卷沉思，留给人们的是对广告市场、日常经济交往以及人生意义的深刻的警示与思考。 (陆国鸿)

　　     短信发送，浪漫搞笑言语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