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者：王凡

　　受访者：范硕，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叶剑英传记组组长

　　采访时间：2001年7月

　　“八一”即临，忽闻范硕先生所撰《叶剑英“文革”风云录》即将于香港付梓，怀着拜谒前辈的夙愿赶到军事科学院干休所。范先生两鬓已华，略显消瘦，正是那种焚膏继晷伏案披阅的儒者标准神态。

　　“我原来是四野的，1951年调到广州军区宣传部，当时称华南军区，叶帅是我们的司令员。我到那儿以后，经常写些东西，出席会议做个记录什么的，叶帅对我有点印象。后来写叶帅的传记时，经一位老领导推荐，就把我调来了，一干20多年。”

　　叶剑英第一次和自己传记写作组成员见面，表示愿意“配合”，已是1980年12月。他跟写作组谈了写传的宗旨，不要着重个人，要体现党的作用，要留一段可堪资鉴参考的真实历史。

　　耗时十余年，《叶剑英传略》、《叶剑英传》相继完成。但经历了此番写作，50余次聆听叶帅亲口回溯，使范硕觉得这种面面涉及的整传，反而面面都展不开，远不能反映叶剑英那沧海横流、多姿多彩人生。特别是遭逢“文革”跌宕，叶剑英和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一代领导人声息相应，挽狂澜于既倒，更少不得一部专著来展示。因此，从《叶剑英传》脱稿那一天起，范硕历尽沧桑，披阅十载，五易其稿，写就了《叶剑英“文革”风云录》。

　　-不必为尊者讳。叶帅一贯忠实于毛泽东，毛泽东的一些主张，他曾是认真执行的。

　　“我这部书的写作，有相当大的难度，牵涉的若干史实，包括重大事件的细节，尚处在探索之中。对于重大疑难问题，只能提出我的一孔之见。”范先生说。

　　要真实地再现历史，就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范硕说：“叶帅一贯忠实于毛泽东，毛泽东的一些主张，他曾是认真执行的。对此，《叶剑英‘文革’风云录》给予了如实反映，这里我认为不必为尊者讳。”

　　例如，当毛泽东提出撤销派进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后，叶剑英接到周恩来关于考虑军事院校撤工作组的信，遂责成进入各军事院校的工作组撤回，这些军事院校随之回复到无政府状态；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跟着会议的步调，也做了批判刘少奇的发言。

　　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投鼠忌器的背景下，叶剑英以其坚忍和睿智，与林彪、江青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最顽强的抗争。1967年1月2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开的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他第一个震怒拍案，使“文革小组”揪斗军队干部的吵嚷偃旗息鼓；继而又于2月1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中央碰头会上，当面斥责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陈毅在会后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正是在叶剑英一拍案、一斥责带动下，才有了2月16日上演的“三副四帅大闹怀仁堂”的一幕。大闹怀仁堂”随即被定性为“二月逆流”。所幸的是5年后，毛泽东承认受了林彪的蒙蔽，“大闹怀仁堂”应该是“二月正流”。

　　-江青点名批判叶剑英抓军队运动不力，并指责他“走后门”，送子女当兵。毛泽东复信叶剑英：“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

　　-毛泽东逝世后，为了便于监视，王洪文住到了叶剑英寓所的附近；而叶剑英回以一招金蝉脱壳，悄然搬入9号楼

　　范先生说：在“文革”特殊时期的多数情况下，叶剑英与林彪、江青等人的斗争，并不表现为正面冲突，往往采取迂回的巧妙方式。

　　中共“十大”后，筹备四届人大、新国务院人事安排提上日程。自觉羽翼丰满的“四人帮”，深感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是其插手组阁攫取权力的巨大障碍。借着毛泽东同意展开批林彪批孔子的运动，又夹进了一个批“走后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在1974年1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联系实际“批林批孔”，再次点名批判叶剑英抓军队运动不力，并指责他“走后门”，送子女当兵……叶剑英没与江青在会上争辩，而在当晚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的“错误”。

　　支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毛泽东，并不希望出现新的动乱局面，更不愿江青超出自己的设想，另搞一套。在反复掂量了叶剑英的“检讨信”后，于2月15日复信叶剑英：“此事甚大……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事后，未能得逞的江青、张春桥说叶剑英“用检讨的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心中忿忿，却又莫可奈何，这很能反映叶剑英高超的斗争艺术。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密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为了监视在军内具有极高威望的叶剑英，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洪文，也搬进由部队据守的西山，住在了叶剑英寓所的附近。叶剑英并没有借助他在军中的威望与王洪文公开较劲，而是表面上对他的接近不动声色，悠闲地吟诗散步，几天后却悄然转移去了玉泉山幽静的9号楼。王洪文发现后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叶搬到那里。汪说周恩来生前有交代，让叶剑英住他曾住过的9号楼。“四人帮”监视叶剑英不成，而一些粉碎“四人帮”的运筹就产生于9号楼。

　　-叶帅自认自己一生总扮演收拾残局的角色

　　-重掌军委后，他第一个向毛泽东提议请邓小平复出

　　范硕告诉我，在叶剑英回溯一生和“文革”往事之际，曾多次吟诵过广东潮州韩愈祠堂的一副楹联：“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争让昔贤留姓氏；把酒吊，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

　　叶剑英特别欣赏这副对子，是因为他自认自己一生总扮演这种“收拾残局”的角色。

　　1966年入夏以后，中国大地“夺权”潮涌，党和政府各层组织受冲击多呈瘫痪，社会秩序大乱。1967年初，毛泽东为对混乱局面加以控制，倚重军队，以“三支两军”(支援工业生产，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事训练)之名，正式介入“文化大革命”。

　　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邀集几位老帅，于1967年3月召开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叶剑英在会上反复交代，毛泽东希望大家多反映情况，要与会者把各地遇到的各种问题全部反映上来。根据会上收集的情况，他有针对性地几次讲话，就如何看待“文革”，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做了明确指示。此为“文革”中叶剑英第一次收拾乱局。

　　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借设国家主席做文章，搅乱会议原定议程。洞察“副统帅”居心的毛泽东，深夜约赋闲一载又“放逐”湖南300天的叶剑英，到庐林一号深谈，随后委派以主管陈伯达专案的重任。翌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出逃，周恩来即刻召叶剑英负责善后和紧急军务，与他共同签发“紧急战备指示”。24日他又参与宣布对紧随林彪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隔离审查。中央旋即决定撤销由林彪、叶群、黄、吴、李、邱把持的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负责筹组军委办公会议，军委的日常工作重归他主持。这可算是叶剑英“文革”中第二次出山收拾残局吧。

　　他重掌军委后，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动作，那就是向毛泽东提议请邓小平复出。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要求工作。毛泽东于接信后的一天和叶剑英相遇，把邓小平的信给他看。叶剑英看罢，当即对毛泽东说应该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随即对邓小平信做出批示：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邓小平复出的道路铺平了，而叶剑英的第一进言功不可没。

　　-粉碎“四人帮”后在9号楼一起吃饭时，华国锋向叶剑英流露了请他主持全局的意思，叶剑英听出了话中的潜台词，忙说：毛主席指定你做接班人，我们会全力辅助你

　　叶剑英“文革”中收拾残局最流光溢彩之作，就是在暗中剑拔弩张表面波澜不惊中解决了“四人帮”问题。对于其间细节，许多参与行动的人员都做过相当详尽的回顾，而范硕先生在《叶剑英“文革”风云录》中交代的行动尾声，则是以往的回顾语焉不详的：

　　“10月6日夜，玉泉山9号楼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华国锋、叶剑英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大厅。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华国锋主持下，从晚上10点开到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整整开了一个通宵，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大计。由于紧急开会，与会同志开始还不清楚会议内容，甚至连李先念也不知道‘四人帮’已经解决。他下车时，叶办秘书王文理等迎来开车门，他关切地问：‘开什么会呀？叶帅身体怎么样？’会议接待人员看看来的人多，只好临时找椅子，与会同志听了华国锋、叶剑英等的报告，真相大白，一片欢腾，有的兴奋得当场犯了心脏病，紧急抢救……”

　　特别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一章结束前，范先生轻轻带出的几笔：“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一段时间，党内、军内一些领导同志，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对此他坚拒不受，一再解释：‘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对地方的事情不熟悉。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

　　范先生告诉我，有一个细节他没写在书里：抓捕“四人帮”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到了玉泉山。在9号楼一起吃饭时，华国锋向叶剑英流露了请他主持全局的意思，叶剑英听出了话中的潜台词，忙说：毛主席指定你做接班人，你就勇敢地担起这个重担。我们会全力辅助你。正因为有这么一段故事，所以叶剑英在一首追忆诗中借用了诸葛亮的典故，“托孤不作成都主”。

　　在为叶剑英作传的日子里，范硕曾多次拜访过薄一波。薄一波对他说：“在这场斗争中，他(叶剑英)是核心人物，办了一件大事。特别值得称道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扶持华国锋，主动让位，说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再三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他实事求是，客观评价自己，是难能可贵的，够伟大的，很值得我们学习……他在我们党内有特殊贡献，可以说是个‘特殊人物’。”

　　-军事研究所得到解决穿甲难题的一个方程式，但没人能解开，叶剑英想起了曾主持过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火炮设计的刘光志

　　-西沙自卫反击战时，叶剑英第一个到达作战指挥室，与随后赶到的邓小平并肩指挥

　　-中国海军派出一支舰队直穿台湾海峡而过，台湾军方不仅没表示敌意，反而大开探照灯指航

　　在“文革”国内动乱期间，中国的边境也并不安宁。作为军人，他的第一职责就是维护祖国版图的完整，国民和平生活不受侵扰。

　　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在中苏边界的珍宝岛地区几次挑起事端，制造流血事件，最终酿成一场严重的武装冲突。已经处于赋闲状态的叶剑英，得知在冲突开始时，苏军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T62坦克，而中国边防部队的多种口径反坦克炮都对之构不成威胁。他随即和其他几位元帅，纷纷建议中央加紧研制新型穿甲弹、破甲弹以制敌。

　　中央将研制任务分派给了某军事研究所，该军事研究所亦很快得到解决穿甲难题的一个方程式，但当时所内却没人能解开这个方程式。叶剑英闻讯立即提示有关人员：山东某大学有一叫刘光志的火炮专家，应尽快找他讨教。此时的刘光志，正因为一大堆“历史问题”被管制劳教，他最重要的一个“罪状”，就是在二战期间，主持过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火炮设计。根据叶剑英的提示，研究人员几度找刘光志请教，在刘光志的帮助下，解开了方程式，算出数据，研制出了新型破甲弹和穿甲弹。新型的破甲弹和穿甲弹，在珍宝岛自卫作战中打穿了T62坦克25厘米厚的甲壳，引起苏军将领及有关技术专家的震惊。

　　据悉在苏军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二战中的功臣崔可夫元帅捏着一张照片，反复观看后叹息说：“我想到一个人，他叫刘光志。以前我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

　　1973年秋季，中国南海又起战云。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对南越当局的行径提出严重警告。

　　1月18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报毛泽东同意，成立了由叶剑英牵头的六人小组，处理中央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1月19日，越军首先向中国舰艇开火，并向中国驻岛部队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战斗打响后，叶剑英第一个到达作战指挥室，复出后的邓小平等随后也到了，他俩一直守候在总参作战值班室里，并肩而坐，听取汇报，分析敌情，制定作战方案。此刻邓小平尚无军委总参谋长任命，但叶剑英对他十分尊重，每当下达作战命令时，总是先听取他的意见后才签署。

　　捷报传来后，又得到美国派出舰艇编队从菲律宾向南沙方向驶来的情报。叶剑英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命令中国海军也派出一支舰队南下。以往东海的舰队赴南海，为避免摩擦都绕道公海而行。可此次军情紧急，舰队的南调遂直穿台湾海峡而过。

　　下这样的命令，是需要相当胆识的，板当然由毛泽东最后拍。“中共海军导弹护卫舰4艘清晨抵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的报告立即就送到蒋介石手中，他看罢不假思索便说：“西沙战事紧。”毕竟，西沙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军方心领神会，当4艘护卫舰通过时，不仅没表示敌意，反而大开探照灯指航。

　　通过对前线战况的分析，叶剑英和邓小平都形成了乘胜收复被南越当局侵占的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决心。叶剑英随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并得到了批准。1月20日，叶剑英、邓小平一同签署了坚决收复被占三岛的作战命令。前线部队随之发起攻击，经过激战，逐次收复三岛。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全部回到祖国怀抱，西沙自卫反击战取得巨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初，广东面临春荒，叶帅找到了泰国华侨蚁美厚，请他解了燃眉之急

　　-曾宪梓说，我们都以叶帅这样的同乡为荣；马万祺称叶剑英是他的“救命恩人”

　　叶剑英与港澳地区及海外侨胞的不解之缘，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他十多岁就曾到南洋谋生，以后在从戎粤军、广州起义、留学苏联前后，曾多次路过和在香港、澳门逗留。置身革命活动后，又与港澳爱国民主人士多有交往，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共华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广州市长任上的叶剑英，即临严峻的春荒，一向吃广东米的港澳也仓储匮乏。叶剑英一方面发动广东城乡人民自力更生，节约用粮；一方面设法从国外进口粮食，缓解广东及港澳地区粮荒。

　　此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有限，而帝国主义国家则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进口粮食面临重重困难。叶剑英决定利用归侨在港澳及海外的关系，以私人名义购买粮食经港澳转入广东。他和省政府副主席方方找到参加新政协会议留在国内的泰国华侨蚁美厚，请他通过以往经营船务和进口贸易的关系购买大米。叶剑英对他说：“一要快，二要稳妥。广州人民需要这批粮食。”

　　蚁美厚赶到香港，给仍在泰国的夫人和孩子打电话，要她们购买大米，由五福轮船公司运送。几经周折，大米陆续运抵香港、澳门，又通过澳门知名人士何贤、马万祺等人，将这批进口粮食输送到广东，缓解了燃眉之急。

　　作为“文革”后新领导核心成员的叶剑英，对海外侨胞资金注入国内，推动内地经济的发展，做了大量促成的工作。他在和范硕谈自己故乡时说：“我的老家梅县很穷困，但在外面的大佬很多，很有钱，我常劝他们为自己的故乡建设多尽心尽力。”

　　曾宪梓深情地说：“我和叶帅虽然是同乡，但我是晚辈。我们梅县人和港澳同胞都很敬仰这位国家领导人，以他为荣。”霍英东当年在广东开发经济项目时，就得到过叶剑英的帮助。他回忆说：“叶帅支持我们搞‘白天鹅’，出了许多好主意。”

　　1950年元旦，马万祺和澳门同胞赴广东劳军。初次与共产党将领打交道的马万祺，对叶剑英的爱国爱民之心和儒雅风度留下深刻印象。打那儿以后，叶剑英与马万祺有过多次交谈，谈形势、谈建设、谈往事、叙乡情，心无芥蒂，渐成知己。在叶剑英的鼓励下，马万祺积极带动澳门工商界人士回内地投资各类工业建设。对马万祺和澳门人士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叶剑英都亲自处理，但凡办不到的，必予清楚解释。

　　十年动乱中，马万祺的两个儿子正在内地，长子马有建在北京首钢工作，二子马有恒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林彪党羽得知马万祺与叶剑英的关系，便指使“造反派”拘禁他的两个孩子，企图逼供“黑材料”，制造攻击叶帅的炮弹，但两个孩子顶住了威逼。马万祺将这一情况及时告诉叶剑英，叶剑英非常气愤，虽然自身处境堪忧，仍排除困难费尽周折搭救两个孩子。叶剑英把他们接到寓所，像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亲自给他们讲革命历史，教他们读书学诗，嘱咐他们正确对待“文革”，谨言慎行。他亲与两兄弟朝夕相处，一起游泳、打乒乓球，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他们渡过难关，安全返回澳门。

　　更让马万祺感动的是，马有恒在叶剑英身边滞留期间，叶剑英对他的婚姻大事给予了分外的关注。在他和廖承志的安排下，马有恒认识了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由相知而生爱。经叶帅、廖承志撮合，周恩来同意，马有恒和荣智婉于1973年8月正式订婚。

　　也是在那一时期，马万祺肺病发作，时好时坏，痛苦不堪。叶剑英闻知后，要他将病历从澳门寄来，请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著名教授钟惠澜和北京的著名肺科大夫为之诊断。后来，为了治疗方便，叶剑英特邀马万祺到京，请一代名医吴垣兴、钟惠澜、吴应凯及北京结核病研究所、首都几家医院的著名专家教授会诊。

　　因为沉疴在身，马万祺心情焦躁，提出若要做手术，不如彻底将肺切除，剪除后患，但六家医院有五家认为以不做手术为宜。叶剑英亲询病情，仔细看了病历，明确表态不赞成做手术，劝马万祺用新药治疗。马万祺遵嘱用药，果然奏效，多年沉疴，一旦消除。后来每念及此，马万祺便感怀不已，称叶剑英是他的“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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