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当时的台湾“外交部长”钱复在接受台湾《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哀叹台湾的外交工作不好干。其大意是说，台湾“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不是人干的。台湾走到哪里，国际间没人答，没人理，甚至连正眼瞧一下的人都很难找到一个，国际弃儿的日子不好受。据了解，目前，台湾能够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一共有16个，其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台湾当局能够参加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

　　王嵎生，刚刚退休不久的中国资深外交官，曾先后出任中国驻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大使。1993年至1998年间，王嵎生出任中国APEC大使，现为APEC中国企业联系会议首席顾问。

　　日前，王大使在北京的寓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并详细透露了他在担任APEC高官和大使期间与台湾当局打交道的种种内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王大使在接受采访前曾于2000年10月出版了《亲历APEC———一个中国高官的体察》一书，对自己在APEC的工作作了全方位的回忆。

　　1991年10月2日，中国同APEC就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方加入APEC问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明确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台湾和香港作为地区经济体分别以“中国台北”和“香港”(1997年后改为“中国香港”)的名称加入。台湾只能派出与APEC有关的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长出席部长会议，其“外长”和“副外长”不得参加APEC会议。此后，中国在换文中提出，为了APEC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各成员的方便，将不在台湾举办APEC会议。王大使说，这份谅解备忘录为我在APEC反对台湾当局拓展其所谓的“外交活动空间”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1991年11月12日，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韩国汉城举行，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作为APEC新成员首次参加会议。

　　“行政院”头衔起风波

　　据透露，1991年台湾加入APEC后，在各级与会代表的职称问题上，台湾不断地搞小动作，比如在其代表具体身份的前面加上“行政院”某部或某委的头衔等。1994年上半年，在中国召开的几次工作组会议上，我方把台方代表头衔中的“行政院”一律删除。台湾与会的“外交部”人员同王大使吵吵嚷嚷，甚至提出抗议，但我方没有理睬。不过，王大使也坦然指出，在APEC其他成员体召开的会议上，尽管我方代表要求删去“行政院”称谓，有时并不见效。比如，1995年2月在日本福冈高官会上，王大使向东道主日本方面交涉此事，就没有结果。

　　王大使说，在起始阶段，我们只一般性地提醒对方，希望他们不要做违反MOU(即谅解备忘录)的事情，我方要求更正，但台方却置若罔闻。

　　然而，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召开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台湾方面委任“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兼任“经建会主委”。其目的很显然，就是要使徐立德能够出席大阪会议，使其出席会议的代表资格升级，从而突破APEC西雅图会议和茂物会议模式。因此，自1994年底起，台湾的各级与会人员更加频繁地使用“行政院”这一头衔。

　　王大使说，为了挫败具有“行政院副院长”头衔的徐立德出席大阪会议的图谋，我方从1994年12月起，连续多次以书面形式通知台方高级官员沈国雄，指出他们使用“行政院”头衔违反了MOU，要求更正，并且把信件抄送给APEC执行秘书处以及印尼和日本(APEC会议1993年和1994年的东道主)。然而，台方不仅装聋作哑，反而使用“行政院”的次数更加频繁。

　　1995年7月在日本札幌举行APEC高官会。由于当年6月李登辉访问美国，对中美关系造成巨大冲击，台独势力也是异常嚣张，我方对此次高官会上台湾方面的小动作进行了还击，当时定下了一个目标：“要力争把‘行政院’打掉”，把“两个中国”斗成“一个中国”。

　　中方要求东道主日本维护MOU精神，删去台湾的“行政院”头衔，但日本高官会主席濑木大使一再要求中方“高抬贵手”，以免为难东道主，并提出两个解决方案：第一，在代表团名单下加注，表明名单中的头衔没有政治含义；第二，台方删去“行政院”，同时中方写信表示今后不反对在台湾召开APEC会议。而且，日本方面还替台湾解释说，MOU并没有规定台湾方面不能使用“行政院”头衔，而且“行政院”头衔的政治含义也值得商榷。

　　针对日本方面耍滑头，中方立场坚决，表示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王大使要在全体会议上发表公开声明，如果台湾方面坚持己见，我方将不再同意在台湾召开能源工作组等3个专业会议，而且今后将不会同意在台湾召开任何APEC会议。

　　就在王大使表态后不久，某个有影响国家的高官来找王大使说，如果我方采取上述立场，台方可能“以牙还牙”，会上可能也会有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言论。“这些话虽然是在餐桌上以轻松的口吻说出来的，但显然带有威胁性。于是，我也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早有思想准备，可能有个别成员要站出来为台方说话，但我们的上述立场是有充分理由和根据的，台方作何反应，我们也作了充分估计。”

　　至此，双方摊牌已不可避免。于是，中方认真准备了一个声明稿，并在高官会的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发表了这份声明。王大使说，这份声明中心意思就是，台湾当局必须面对它是一个“地区经济体”的现实，其一切行为必须严格遵守MOU。考虑到台湾不断犯规的事实，我方不得不宣布，今后将不同意在台湾召开任何APEC会议，原已同意在台湾召开的一些会议，现在也宣布取消，要求有关工作组重新考虑会议地点。

　　紧接着，台湾代表沈国雄发表长篇讲话，对MOU断章取义，说什么中国台北也是一个国家，有平等参与APEC的权利，指责我方“阻挠”在台开会是“以大欺小”，要对大陆采取“反措施”。

　　尽管沈国雄的发言已经大大离谱，但按照APEC协商一致的原则，如果中方不同意，APEC能源工作组10月份的会议就不能在台北举行。为此，中方迅速采取两项措施：第一，写信给能源工作组牵头人澳大利亚，表明我方不能参加会议的原因；第二，召见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郭森若，重申中方立场。在中方的坚决斗争下，澳大利亚从台湾方面得到两点保证：台湾将一如既往地遵守MOU；台湾不派遣有“行政院”头衔的人员与会。至此，这一回合的较量以我方的胜利而告终。

　　“西雅图模式”的诞生

　　1993年6月，美国建议召开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中国很快就面临如何解决台湾方面与会问题。中方的立场很清楚：既要遵守MOU，又要在礼宾中体现主权国家与地区经济体的区别，特别是要便利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参加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方面也明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1993年9月中旬，美国派遣美国国务卿帮办唐穆生专程来华磋商。9月18日晚，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宴请唐穆生和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时再次强调了中方的立场，并希望美方有书面承诺。刘华秋“很有分寸地坚持说，还是有个书面的东西好”。

　　芮效俭当时表示，这个问题他们要请示国内，预计到次日上午10时才能给中方答复。9月19日上午，美方一直拖到11时，芮效俭才来见刘华秋，就台方与会作了5点口头声明：美方将按与APEC的有关谅解和惯例相一致的负责态度，履行其职责，并将根据只有一个中国，北京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一贯立场行事。台湾方面将派“经济部长”与会，会议的安排将尊重主权国家与地区经济代表的区别。

　　10月11日，刘华秋副部长会见芮效俭时表示，对台湾方面的“经建会主任”萧万长参加APEC会议不持异议，但萧万长只能以“经建会主任”的身份参加，而不得以李登辉的“代表”或“特使”的头衔，也不得使用“行政院政务委员”的头衔。芮效俭表示，美国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根据APEC的有关MOU和“一个中国”政策尽力安排好，不使问题复杂化。

　　这就是台湾参加APEC会议的“西雅图模式”的诞生，“西雅图模式”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APEC最高级别的会议实践中，进一步把台湾限定在“地区经济体”上，APEC的MOU得到全面的维护和遵守。1994年的印尼茂物会议又进一步确认了“西雅图模式”。尽管台湾方面还是想方设法做一些小动作，试图突破“西雅图模式”，但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哈托态度坚决，把台湾的不合理要求给顶了回去，后来的日本大阪会议等，也沿袭了“西雅图模式”。

　　据王大使说，后来在1998年和1999年，台湾方面又“重起战火”，进行了3次挑衅，但都失败了。据悉，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又放风试探台湾举办2003年APEC年会的可能性，结果连美国也不支持，台北只好草草收场。陈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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