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26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在辖区内统一设立执行局。从此以后，基层法院执行局的所有业务和人事工作，均由绍兴市中院执行局垂直管理和监督。并且实施了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相分离的两级分权制。

　　这两个举动在全国都是首例，目标直指社会上群众反映极大的“执行难”问题。

　　“执行难”在群众中被戏称为“法律白条”，大量的“法律白条”现象的存在，不仅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威信，也对社会信用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自从绍兴中院今年4月被确定为全国两个改革试点之一后，最高法院和省高院就给予了极大关注。在执行局挂牌当天，最高法院执行办副主任葛行军和省高院副院长童兆洪到场为绍兴市中院及下属6个执行局统一授牌。

　　小小消息，引发众多媒体聚焦

　　消息在媒体上露面后，它所产生的力量令绍兴市中院始料未及——因为它在真正意义上迈出了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对于媒体来说，这条字数不长的消息就是一颗重量级的“新闻炸弹”！

　　不久后，就有多家国内知名媒体通过各种方式对绍兴市中院进行了采访。

　　当绍兴市中院的徐东良法官坐在记者对面接受采访时，他显得很平静：“这样的消息引起媒体如此的关注，我并不感到诧异。因为‘执行难’现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老百姓对此反应非常强烈。不少大媒体也对‘执行难’所引发的一系列司法体制问题进行了不少讨论，可以说‘执行难’一直没有离开过媒体和老百姓的视野。所以我们绍兴市中院作为全国的试点针对‘执行难’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执行局’能够引发媒体这样的关注，我觉得是正常的，但同时也从反面说明了‘执行难’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用心良苦推出真正“执行局”

　　“‘执行局’这个名词并不是新名词，全国在我们之前有不少地方已经使用过这个概念。”徐东良法官笑着告诉记者，“但一般都是单个的法院实施，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我们这次是在整个绍兴地区实施，可以说是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在足够大的空间里做‘实验’，手脚才伸展得开。”

　　为了这次司法体制改革，绍兴市中院从1999年酝酿至今。

　　1999年下半年，中央发出有关执行工作的11号文件，要求各地法院下大力气解决“执行难”问题。

　　绍兴市中院对全市执行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加强了对各法院的监督工作。并且还创造性地实施了交叉执行、执行听证、债权凭证、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等一系列新的执行方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工作成效。

　　绍兴市法院有关领导告诉记者，两级分权的构思在最高法院和司法界中已经存在了很久，当终于决定要把它付诸实施时，绍兴市法院由于自己突出的工作成绩，在最后时刻走进了最高院的视野。

　　真正的“执行局”在浙江绍兴横空出世。

　　为什么要成立执行局？

　　在杭州从事了多年律师工作的韩律师对于“执行难”有着很深刻的体会：“我在一年前接手了一个案子，案子很简单，一位浙江大学的老师，在文革期间被错误没收了一套房子，在1991年，他提起诉讼，法院很快做出判决，让现在这套房子的拥有单位把房子还给这位老师，这个单位也很爽快，同意了。但居住在这间房子里的一户人家却成了‘钉子户’，说要给他们一定时间找房子，结果找了10年都还没搬出去，法院执行了无数次也没能让他们搬出去。这位老师现在已经完全绝望了。”

　　韩律师表示非常不可理解，如此简单的案情，却在并不复杂的执行上卡了壳，而且一卡就是10年。最后他对记者表示：“‘执行难’问题不解决，将会对我国法律造成极大伤害，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司法不公’。法律成了一纸空文，还有什么社会信用可言！”

　　但韩律师对绍兴市成立“执行局”感到很兴奋：“毕竟这开了一个好头。”

　　省高院一位有关人士对记者表示，执行工作是审判工作的有机延伸，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执行难”已经成为一个各地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了。作为社会问题来说，它的形成有着法院外部和法院内部的原因。

　　“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而且对于债务人逃避债务的行动法律所规定的惩罚不够细致、严格，这是一方面。”省高院的这位资深人士对“执行难”有着自己的看法，“另外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说地方保护的形成是由于法院‘执行难’而造成的，这是不公平的。但法院在执行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也是无可回避的。体制上的种种问题造成了执行工作的软弱，当一些法律以外的因素出现的时候，执行工作的抵御力量不够强大。”

　　据《中国改革报》报道，到2001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已经生效但一直未执行的案件高达200万件以上！

　　“如此巨大的数目对于法律和社会都是非常可怕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各地的法院被逼无奈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下大力气进行整治，但很快大家发现这只是治‘标’。”省高院这位领导对法院执行工作中的许多“奇思妙想”并不肯定。

　　面对这样的现实，从体制上改革执行制度以达到“治本”的目的成了最高院最终的选择。

　　“这是大势所趋。”徐东良法官笑着对记者说。

　　“执行局”要堵住哪些“司法黑洞”？

　　在基层执法中，最容易碰到，也最难对付的就是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我们这次推出‘执行局’最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基层的地方保护主义。”绍兴中院的有关领导并不讳言“地方保护主义”在执行工作中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

　　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基层法院有着更“真切”的体会。

　　绍兴中院下属某法院的一位法官对记者这样说：“在平常的审判和执行工作中遇到上级领导‘递条子’的现象绝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在本地执法，而且不少被执行单位或个人在地方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在执行工作中得罪了他们，万一自己碰到个什么事情，以后在这里怎么能够混得下去？所以很多时候执行工作中碰到上级领导来说情的时候，也会为自己考虑一下。得过且过吧。”

　　为了最大限度地从体制上减少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对执行工作的干扰。这次改革可谓“用心良苦”。

　　改革之后，绍兴市中院下属的6个执行局全部直属于绍兴市执行局统一管理，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归基层法院管理。中院执行局对辖区内的执行局实行行政领导和司法监督的双重职权。

　　而且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由绍兴市中院执行局统一调度基层执行局进行异地执行。

　　基本脱离了基层政府的直接领导，具备了必要的独立性；而且在执行中实施异地执行，也为执行人员打掉了最大的顾虑。

　　“司法必须独立，才能维护自己公平、公正的形象。执行权也不例外。”杭州的方福建律师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而由于法院内部机制上存在的漏洞，给一些心术不正的内部工作人员有了可乘之机。”徐东良谈及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所以在这次的改革中我们也对这方面进行了制度的大手术。我们的目标是从制度上保证执行工作的透明度，将执行工作的权力划分明晰、细化，将腐败成本提高到相当程度上。我们现在的观点就是‘人并不可相信，制度才是最可靠的。’”

　　改革之后的执行局中将会存在这样的三个部门：执行工作部、执行裁决处和综合事务办公室。(基层执行局相同)整个执行工作将会像一条“工业流水线”一样进行工作。

　　流程如下：首先，立案仍旧由两级人民法院的立案部门统一立案。当需要执行时，由市中院执行局综合事务办公室指令基层执行局的执行工作部进行异地执行。

　　每个案件的执行工作具体到人，如果三个月内没有意外情况，仍旧无法执行到位，监控系统会发出警告，然后立刻换人执行。

　　而如果在执行工作中遇到需要裁决的情况，由各基层法院在限期时间内向中院执行局执行裁决处汇报。然后由裁决处采用合议制的形式，做出裁决。这项举措避免了许多执行工作的“扯皮”现象。

　　在以往最有可能滋生司法腐败的物资评估拍卖这个环节上，新的机制将赋予中院执行局综合事务办公室负责全市评估拍卖的权力。

　　“在以往，物资评估拍卖大都采用暗箱操作的形式，这极容易滋生腐败，”徐东良向记者详细地解释，“我们从去年开始采用招标的形式对全市的物资评估拍卖进行公开化操作，以后一年一次固定下来。把工作放到‘阳光’下来做。”

　　“这是一套完整的体系，”杭州的一位法学专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最大的好处就是权力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只要系统不出意外，你若是想搞腐败，腐败的成本将会很高，而在以前的体制下，或许只要花钱买通了一个人，就搞定了一切。而现在，腐败者将会面临着许多陌生的面孔和一个完善的体制，腐败将很难产生。”

　　这次改革意义巨大？

　　敏感的人都意识到对于长期以来为社会所关注的司法制度来说，绍兴市中院的这次改革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最高法院肖扬院长的话证明了一切：“这是司法体制创新的标志。”

　　“尽管对于司法体制改革有着许多不一样的观点，但绍兴市中院的这次改革是对体制的根本变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制度改革比较合理。应该可以取得不错的结果。”法学界的绝大多数人士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对于未来，绍兴市中院则显得很谨慎：“我们这次改革是最高院酝酿了很久才进行的试点，我们是要创造经验，而不是要留下教训的。所以说我们压力也很大。”

　　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中为本文做了一个最后的结尾：“他们的确应该压力很大，因为这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打开的第一个缺口，从狭义上讲，全中国都在注视着他们。”记者 唐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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