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是今年以来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从年初开始，我们就在不同场合听到许多专家、学者探讨户籍制度改革的声音。从经济学、社会学到法学、人口学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解剖着户籍制度。

　　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丁水木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教授，专家的思考也许能够给正在实践中的地方政府一些启示。

　　户籍制度一直被动适应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记者：在我的印象中，50年来，国家关于户籍管理制度的点滴变化都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丁金宏：是的。多年来，我们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一直是被动地适应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颁布，严格划分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这是我们后来关于户籍管理法律条例的基本法律依据。当时出台这个条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稳定社会，二是适应当时供给不足的社会经济状态。

　　“文革”以后，社会面临新问题———知青回城、农民进城。1977年左右，公安部发布关于控制户口迁徙的规定，其中有10条原则，并制定了相当多的细则。比如，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结婚，应该在农村务农，子女的户口也落在农村。不仅如此，从农村到城市、小城市到大城市的户口迁徙都被严格禁止。

　　20世纪80年代初期，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寻找机会。到1984年，国家颁布相关法规，农民可以进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附带的条件是：必须“自理口粮”。

　　这一政策对农民没有太大吸引力，因为集镇能提供的市场机会很小，城市仍然对农民充满诱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又出台了暂住人口管理办法，要求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办理暂住登记。

　　1999年，是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步子迈得最大的一年。这一年，国家出台有关规定，放宽对几类人的户口管理，如知青子女进城、老人随子女、城乡通婚人口等。

　　丁水木：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户籍制度是和计划经济配套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物和人都以行政性指令来调动，人们改变生存方式的一个机会，就是大学毕业分配，或者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但是，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在社会发展中，人很容易和固定不变的户籍制度发生对抗。

　　记者：对抗的结果就是，流动的商品、流动的市场、流动的人推动了沉重的户籍制度改革的车轮。

　　丁水木：这种推动力，不仅来自经济的力量，还来自人们对平等的追求。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社会学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商品经济发展与户籍管理。做这个课题前，我正读着路遥的小说《人生》，高加林一个人的悲剧，正折射着一个社会中某一群体的悲剧。

　　改革户籍制度实际是改革其附属的权利不公

　　记者：户籍制度的改革，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还公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事实上，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中曾明文规定，公民有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

　　丁金宏：是的。但是，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户口管理条例，规定：从农村迁往城市，须持有城市劳动机关的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证明中的一种。

　　记者：显然，这一变化是有其经济和社会原因的。

　　丁金宏：单纯从人口管理的角度而言，户籍制度是一种管理方式。这一制度对外的翻译就是“家庭登记制度”。问题是，我们的户籍制度不单单起一种户籍登记的作用。在户籍制度背后，有着许多与之相关连的社会福利和权益，这才是这一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比如，就业、医疗、住房、物价补贴，以及目前高考招生中存在的地区间差异等等。

　　丁水木：我们说，城乡户口差别存在着价值性、等级性、固定性、继承性。按理说，户口不是商品，没有价格。但是，因为城市户口背后隐含了许多的福利和权利，所以城乡户口之间存在价值差别，这一差别反映到现实供需上，就是价格。“农转非”要交钱，要收城市建设费，并且因城市规模大小不同，其价格也不同。

　　记者：现在的“投资户口”也是如此。

　　丁金宏：所以，我更愿意强调改革户籍制度背后的权利不公，而不是形式上的户籍登记。户籍登记仍是可行的一种国家获取人口管理信息的办法。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最好的推进器

　　记者：人们对现行户籍制度阻碍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点已有共识，但对户籍制度改革本身仍然存在争议。怎么改，如何掌握分寸，改革配套措施能否跟上，这些都是问题。

　　丁金宏：积弊多年，一动必然牵涉社会方方面面。改革的最大风险，来自多年社会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落差。户籍制度好比一个堤坝，横亘在城乡之间，一边是平静的盆地，一边是高高悬着的来势汹汹的潮水。不引流，堤坝的压力可想而之。引流，又不能一下子放开。

　　丁水木：靠什么来引流？政策的循序渐进是一个方面，现在试行的人才引进———“知识户口”、购房入户———“投资户口”，以及一些地区放开小城镇户口等，都是国家在户籍制度改革上的探索。另一个方面，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里所说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个大概念，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记者：现在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还在摸索当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可能更是困难重重。

　　丁水木：困难是有，但这一步必须走。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城乡之间不可能绝对没有差距，但在社会基本保障和社会权利上的差距应该逐步缩小。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人口自由流动的平台。

　　丁金宏：还有个观念改变问题。户籍制度改革肯定会给城市带来一定冲击，社会问题的增多，就业竞争的压力加大，城市的急剧膨胀等。这些问题我们无可回避，但不能因为担心犯罪的增加，而否定居民的基本权利。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把这些问题减到最少。比如就业问题，一些城市就业机会多，流动人口相对也多，对这些城市，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政策上的调节。

　　丁水木：这其实也考验城市管理是以行政控制、还是以经济杠杆来调节。用强制的控制手段来加强城市管理，不是科学的办法。在上海，早些年苏州河岸一些桥洞里，总有些农村流动人口非法搭建的小棚子。以前总是采取遣返的措施，强制送回户口所在地。第二年，又来了，还在老地方，搭上同样的小棚子。

　　记者：好像很多专家的专业研究方向都不是户籍制度，但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都接触到这一问题。

　　丁金宏：这正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户籍制度改革已不可回避。但是，它牵扯面广，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关注。本报记者郝洪《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1年08月10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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