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2001年8月12日,得到医生家属与浙江省卫生厅方面的确切消息,浙江援马里医疗队从上海回国。这些在一夜之间被外刊炒得沸沸扬扬的15名中国医生,因为在分机行李中夹带总量高达150公斤象牙原牙及象牙制品,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转机回上海时,被当地警察扣留。他们曾被指控涉嫌象牙走私及团伙犯罪,并由比利时内务部长亲自出面处理该事件。一时间,国际媒体各色言论纷然而起,甚至有人怀疑这是政府行为,因为他们分机行李的收件人全部写的是“浙江省卫生厅”。
8月12日下午,记者在浦东国际机场并没有等到来自布鲁塞尔的国际航班,虹桥机场也同样全日没有该类航班。次日,记者再度回到杭州,与他们的家人联系后知道他们已经悄然到家,但是能联系上的医生与家属,一概拒绝了记者采访,可能是惊魂甫定,也可能是有难言之隐,他们的神秘回国与回国后进一步的处理还在未知中。因为中国作为《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成员国,如果走私被列入绝对禁止贸易的附录I的野象象牙,将由CITES秘书处协同国际刑警组织(ICPO-interpol)与国际海关(WCO)监督国内相应机构法办。而据可靠消息,该案目前已经移交中国海关总署走私犯罪监察局,事态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待关注。浙江省卫生厅曾在8月初向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发公函,解释了一般援外医疗队托运行李的规则,以表明这起事件并非政府行为,纯属个人行为。而国家卫生部对外技术合作处的两位负责人也表示,他们猜测这15位医生夹带象牙的用意也绝对不在于商业赢利之类的目的,而是为了个人收藏与馈赠亲友。问题是,他们为此几乎花掉了他们在马里挣到的所有以美元付给的官方补贴。根据比利时警方发给国家濒管办的收缴物品清单表明,这批物品的价值在100万美元以上,而哪怕在马里这样的经济不发达国家,每公斤原牙的非法买卖价格也绝不在少数。也许只能说,他们也太缺乏对《公约》严肃性的了解了。而更深沉的问题是他们不明白这一行为损害的是50头非洲野象的生命。
相关的消息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杭州海关6月份以来共从进境邮件中查获象牙及象牙制品258件。消息中列举了7月22日截取的是由非洲马里寄往浙江金华的邮包,发现原牙一对,不久又在另一件由马里寄往绍兴的邮包内,发现在象牙原牙基础上雕刻成的非洲美女半身像工艺品一对及象牙烟嘴3枚,这两个城市均有本期援外医疗队成员分布。海关方面也表示,在这么短的时间,截获如此多的象牙及其制品,并不多见。当然,基本上不能仅仅通过想象力,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
比利时警方最终裁定这15名中国医生走私罪名不成立,团伙犯罪罪名也不成立。而根据该国法律,如果这两项罪名成立的话,这些中国医生将被判2到3年的刑罚。但是中国的法律并不更加宽容,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与新《刑法》第151条等相关条文,涉及价值20万以上的野生动物走私案属于特大案件,10万以上的就属于重大案件,这不是根据象牙的价格标准,而是根据野象的价值标准。当然,种种迹象表明,浙江援外医疗队涉嫌走私象牙事件仍是一件悬而未决的事件,记者在采访中鲜明感受是:他们也许真的是无心之失,但是为了一次危险而侥幸的旅行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也许是自然与人关系中另外一个相当残酷的例子。(记者/巫昂)
正文事件
比利时警方其实早在7月1日,就在从浙江援外医疗队由比利时航空公司代理的33箱分机托运行李中,发现了那些惹祸不浅的象牙及象牙制品,还有一些蜥蜴皮和鳄鱼皮制品。这些行李是前一天由马里首都巴马科发出的,收件人都是“浙江省卫生厅”。卫生厅国际合作处在6月底,已经收到医疗队队长张蔚胜发来的传真,告知他们的行李将在7月12日左右到达杭州。凑巧的是,浙江省卫生厅的办公地址正好在7月2日搬迁,他们就以为杭州机场无法通知他们行李抵达消息。
7月23日,国家濒危办执法处处长万自明给濒危办杭州办事处副处长李智打了个电话,说他要来杭州出差办一个案子,具体内容没有透露。24日,他带来了CITES秘书处的一份保密函,内容大意是接到比利时方面消息,截获了援外医疗队“走私”的象牙制品。25日,他们一道去浙江省卫生厅,通报了消息并嘱咐他们做好保密工作。同日下午,国家卫生部援外办公室副主任牛忠俊和主管医疗队的对外技术合作处处长林树泉接到了消息,他们随即请外交部出面协商,具体事宜及新闻发布方面的工作由欧美领事处负责。这时候,援外医疗队及其家人还都不知道就里,他们跟家人通好电话,准备着分别两年后的团聚时刻。记者询问卫生部相关负责人为什么不提前告知医疗队时,他们很无奈地说:“首先,我们不希望造成他们的恐慌心理,其次,容易加深这是一个政府行为的错误印象。因为事实上,这些医生夹带象牙的事,纯属他们的个人行为。”记者在8月8日从外交部获得了该事件确切消息后,开始了采访。
各方反应
这次出事的浙江省援外医疗队是1999年7月21日派出援助马里三家医院的,这三家医院中,除了位列国家医院之一的卡地医院离首都巴马科十几公里外,锡加索医院和马尔格拉医院都在条件更为艰苦的马里境内偏远地带。尽管如此,马里仍然不是中非的象牙产地,偷猎者主要活动是在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他们把杀猎后野象象牙取下后,把尸体遗留在荒野上,把原牙买给贩子。而150公斤这样的数目,据濒管办杭州办事处副主任李智的推测,不会是在同一个地方,一次性买下来的,多半要慢慢收集。
记者采访的三位家属分别有不同的反应,浙江外科医生汪定海的妻子胡正妍在丈夫出国前得了重病,动了大手术后一直在家休养,她说丈夫到马里后跟家里很少有联系,直到浙江省卫生厅的通知来了以后,才知道这件事。但她坚信他没有带象牙,事先也没有跟她提到任何有关象牙的问题。她说:“他是个十分敬业热心的人,除了工作没有别的想法。参加援非医疗队就是为了救死扶伤,我认为他不应该会做任何违法或者有私心的事。”浙江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骨伤科医生刘晋闽的妻子杨进红在接到记者电话后十分气愤,她说:“都是媒体不负责任乱讲,等他们回来了以后,我们还要告他们。”在刘回来后,她的语气更加激烈,主要就是要追究媒体责任,而且对以后问题如何解决,他们还不清楚。比较和缓的是温州医生李秀娟的丈夫舒迪东,他觉得只要人回来了就好,李是她所在医院的骨干,单位需要她去,他就十分支持。他也表示,温州人对象牙不那么感兴趣,他没有获知妻子要带象牙回来,就怕是她自己不带,别人叫她带。李秀娟在获释当天就给家里打过电话。浙江省卫生厅因为医疗队被扣押和外方把医疗队夹带象牙行为理解为浙江省卫生厅的事十分烦恼,具体主管援外医疗队事务的江浩斌对记者说:“我们现在无暇受理媒体的采访。医疗队成员最后在两国政府的协商下,比利时方面同意释放,省政府也很关心这件工作。但我们估计他们带象牙是为了自己收藏,因为这毕竟比国内便宜。”事实上,从1981年中国加入《公约》组织之后,国内就绝对没有新象牙的任何贸易行为,市场上只有在此之前的旧象牙是合法的。
国家卫生部援外办公室主任牛忠俊说:“我们认为,这首先是偶发性的事件,而且事出有因。发生在这些医疗队队员身上,政府各级相关组织,以及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象牙是违禁物品,我们在他们出发前长达半年的培训中,已经明确地教育他们我们出去是干什么的,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服务宗旨和将要面临的困难。”他介绍说,援外医疗队是一种公务性的行为,是两国政府制定协议的结果,外派人员必须尊重所在国的法律与习俗。“在当地,什么是正常行为,什么应该避免,我们都有明确规定,包括采购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违法的在内。当然,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和惋惜,这是一个错误的事件,错误地出在一些不该出错的人身上。”牛忠俊最后说。
除了象牙,马里也没什么
2000年从马里归来的援外医疗队成员,在杭州工作的刘阳(化名)医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在马里的援外医疗队成员收入状况在当地应该属于比较优厚的,以一个主治医生为例,每个月的国外津贴是500美元,外加针对马里的艰苦地区补贴350美元,以上是由卫生部发给的。另外加上他们为驻当地中国人,比如中资机构、使馆和工程队专家服务所得的收入,每位的月收入应该在1000美元左右。而在马里生活费用十分低廉,每月不超过300美元,所以一般医生能节余一些钱回国。”也就是说,两年间,每位医疗队队员大约能够省下18000美元左右。总的来说,以当地的价格,15个人购买150公斤的象牙及象牙制品是可以承受的。
他们外出期间国内的工资不变,马里方面提供的待遇包括住房汽油费等,近年来还外加了回国的机票以及70公斤的免费分机托运行李。尽管如此,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医疗队近年来愿意援外的医生与日俱减,主要是在国内期间的收入并不比出去差,因为浙江的政策比较灵活。正因为如此,外人也许才大胆推测,他们想到了另外的途径弥补经济上的损失。但这也可能是一种误会,多数援外医疗队成员并不把到非洲工作当作使自己变得富有的办法,而且去那里往往要冒着被传染上传染病或者遭遇动乱的危险。刘阳就觉得在非洲的两年工作是自己终生难忘的,除了为当地人治病解难外,他最深刻的感受是生活的枯燥无聊,几乎没有任何业余娱乐生活。他们需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在那里继续工作下去。他们都远离亲人,每天见面就这几个人,日子非常难过。“最多也就周末给家里打打电话,但是电话费十分昂贵,哪怕周末都要20元钱一分钟,根本不能多说什么,更谈不上跟家人商谈走私东西这类的细节了。”刘阳开玩笑说,“所以外界传闻他们和家人沟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太大。”
他所在的卡地医院虽然号称是国家医院,也只有200多张床位,条件和国内乡镇级的医院差不多,连首都巴马科感觉都没有我们的县城好,为数极少的房子也是他国援助的。卡地邻近沙漠地带,到处长满了矮小的灌木丛,当地人生活很苦,物价低廉,但是物产除了芒果、棉花与花生外并没有什么。稍像样一点的商品都是进口货,到商店里几乎什么都买不到,方便面也要五六元一包,所以刘阳认为:“等到快要离开马里的时候,我们实在想不出能买些什么东西回国,他们的商品太匮乏了。像象牙手镯这样的工艺品大概几百元一个,比起国内工艺品商店里的一千多元是好一点,我猜他们也就只好买点象牙当作在马里生活的惟一纪念品了。”马里当地医生的收入为300美元到500美元不等,一般人的收入还不到100美元,乐观的马里人习惯在发工资那几天把钱花光,然后到亲戚家蹭饭吃。相形之下,在马里的中国人算是富人了,当地人向他们兜售象牙这样的贵重物品也在情理之内。因为资源匮乏,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走私,邻国野象的生命就遭到更多的威胁。当地人因为受教育的程度非常低,基本上没有多少环保意识,这可能造就了买方和卖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严重违反《公约》规定的事情。人们像买卖马里的另一种特产黑木雕一样进行着象牙交易,并坦然地把它们夹带到行李和邮件中去。一个比较明显的说明就是,15名中国医生并没有对这些象牙进行职业走私犯常常要弄的伪装,比如今年6月12日温州海关破获的一位新加坡商人,就把他邮寄进中国的象牙,改装成让人肉眼不易察觉的“柚木”。
“从我在马里的生活经历判断,他们并不是想靠走私象牙发财,而是实在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买。而且即便把象牙买回国了,他们也不太可能卖到钱,作为医生,他们缺乏这类的买卖渠道。”刘阳认为。因为这期浙江援外医疗队夹带象牙数目的惊人,有人猜测这不是医疗队第一次的行为,而且可能有成功的先例。刘阳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他曾经与这些出事的医生中的八位同在卡地医院共事过一年,他对他们总体的印象是个性比较强,所以他们联合协商“走私”不太可能,有可能彼此都不知道别人买了多少象牙,或者有些人根本就没买。
被质疑的是什么
根据CITES近期的资料显示,非法象牙走私比较严重的地区由欧洲转移到了亚洲,尤其以东南亚为盛。东南亚人对象牙及象牙制品的兴趣刺激了这类违法犯罪的蔓延。但是援外医疗队出这样的事,委实出乎人们的意料。大家普遍不能接受的是一支有光荣历史的团队,在一次偶发事件中,名誉遭到损失。援外医疗队则因为这起事件,重新受到社会的瞩目。
卫生部援外办公室对外技术合作处副处长林树泉的工作就是管理各省的援外医疗队,他认为目前还未调查清楚浙江援外医疗队是否真的“涉嫌”走私象牙,但无论如何,不能抹杀历年来国家开展援外医疗的所有功绩。从1963年第一次向阿尔及利亚派驻医疗队,我国曾向位于亚非拉以及欧洲的马耳他等60多个国家派驻过医疗队,目前有40个医疗队在38个国家的114个医疗点上救死扶伤,共有1100位中国医生参与,其中在非洲的就有800人。开始于1968年援助马里的医疗队是由浙江省卫生厅组建的,在国内医疗队里,属于技术水平和医生素质比较高的一支。马方要求最好要杭州地区的骨干医生,而浙江省的医疗水平在国内应该位居上游。
“这是援外医疗队有史以来出的第一次类似事件,其他很多医疗队都采取分机托运行李的方式,我相信他们知道象牙是违禁品,不能夹带。”林树泉言语间有些无奈,“我们不希望这一事件影响了援外医疗队在公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他们一向与当地人友好和睦地相处,有良好的口碑和社会声誉。据我所知,出事的这支医疗队在马里也是全身心服务当地人民的。”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正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事后才争取了更多方面的支持。尽管如此,比利时方面表示释放并不代表这次事件的平息,因为《公约》不允许对任何人的宽容。
附文:多情的奢侈品与“无情”的《公约》
2001年6月,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一名叫严永富的男子有期徒刑6年,罚金人民币5万元。他在行李中夹带了25段原牙,总重达123.18公斤,价值人民币184770元,这是国内对走私象牙犯罪实施法律惩罚的最近案件。而最高数额当属广东湛江海关在年内破获的另一起象牙走私案,高达1100公斤,它们被一艘走私船夹运在货物内,这是5月7日美国洛杉机警方破获的西海岸最大一起象牙走私案的10倍,后者涉及了113公斤的象牙走私。而不为人知的《公约》在监督其成员国保护野生动植物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公约》之所以显得无情,其实是为了保住更多的濒危野生动物,因为他们的生存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威胁。目前非洲野象不超过1000头,而他们涉及了其中50头野象的生命安全,我们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濒危动物专家李智认为。
每年全球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走私从未因为《公约》的冷酷而停息过,这完全是暴利吸引了众多冒险家的视线。大象原牙每公斤国际黑市价格约合人民币41600元,加工过的象牙更贵。全球每年野生动植物贸易的交易额在60亿美元以上,且含野生动植物成分的药品及其他产品、制成品尚未计算在内。在发展中国家,野生动植物出口贸易是换取外汇的重要途径,当地群众依靠狩猎、制作工艺品加工以及贸易来取得经济收益,政府又可从税收、贷款以及售卖中得到经济利益。如津巴布韦通过象牙及其他野生动植物出口,每年获利620万美元以上。印度尼西亚每年向西方国家出口蛙腿创汇800万美元,斯里兰卡出口热带鱼每年获利超出2000万美元。美国、日本、欧盟等每年进口野生动植物要耗费数十亿美元。单就美国而言,每年进口鸟类的费用要超过1500万美元,进口观赏鱼类支出2500~3000万美元,进口鳄鱼及其他爬行动物的皮张产品要支出2~2.5亿美元。
一些简单的数字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愿为野货狂,一只训练好的猎隼售价达5000~20000美元,一只鹦鹉可能卖到20000~40000美元,一公斤麝香价值50000美元,一条藏羚羊绒织的围巾价值35000美元,一株兰花可能值2000美元,一株其貌不扬仙人掌运气好的话,可以卖到7000美元。而相对应的数字是冰冷的,据统计,近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大概已经灭绝野生动植物数以千计,其中16世纪以来灭绝的鸟类约150种,兽类95种,两栖类约80种,而且物种灭绝的速度越来越快。据世界《红皮书》统计,本世纪以来有110个种和亚种的哺乳动物和139个种和亚种的鸟类在地球上消失了,目前处于濒于灭绝状态的野生动植物达到600多种。那些带给有钱人温暖体面和豪奢生活象征的野生动植物产品,正在无情地分块切割全球的自然景观。当然,《公约》也有它温情脉脉的一面,因为公约组织和国际司法机构的共同努力,使得全世界范围内野生动植物贸易的60%~65%得到有效控制,它已经成为控制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的一个最有力的措施,起到核心和中枢的作用。
危机的例证:比如老虎,因其皮张(狩猎纪念物或相关部分)或者虎骨(用于传统医药),加之栖息地的丧失,整个种群已经由一个世纪前的10万只以上,下降到现今的不足5000只。
比如Lear's macaw(一种鹦鹉),现今野外只有100多对,但每年黑市上仍有几对在售卖。再比如产于南美安第斯山脉的骆马(Vicugnavicugna),由于北美和欧洲国家大量收购其背毛,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短短的十几年间,就有约50万匹被杀掉。当然,更广为人知的是象牙、犀牛角和藏羚羊毛等野生动植物产品的贸易,使原产国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目前惟一拥有特权的国家是日本,只有它可以向坦桑尼亚等三个非洲国家限量进口象牙,此外,它还可以以科研的名义大量捕鲸,半数的“科研用鲸”最后都落实到日本人的餐桌上。
资讯:《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概况(1973年,华盛顿)
全球实施的最重要的保护性的公约之一,在控制国际贸易和保护野生动植物享有权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CITES根据有关野生动植物的濒危程度及其与贸易所产生的连带关系,“科学地”或者说“妥协地”把有关物种分为3个附录,以便限制列入附录的物种本身、其部分或其衍生物的国际贸易活动。此外,CITES秘书处还与国际刑警组织(ICPO-interpol)和国际海关( WCO)组织签署了有关合作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备忘录。经过26年的发展,已有145个主权国家加入公约。先后召开了10次成员国大会(COP10),通过了近500项决议,总计有33900多个动植物种分别列入到《公约》附录中。中国是1981年1月成为公约签字国的,并于同年4月在国内生效。与虎骨和犀牛角一样,象牙属于公约附录I中绝对禁止贸易的野生动物物品,连动物园里这些动物正常死亡后,都要掩埋掉,海关没收的象牙制品也要焚毁,这仅仅标志这它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商品,目的在于保护这些野生动物的生存。
中国援外医疗队工作概况
由卫生部协调组织,各省卫生厅具体组建的中国援外医疗队自1963年以来,共诊治所在国病人2亿以上人次,成功地开展了一些难度较大的手术,如心脏和颅脑手术,进行断肢再植和全鼻再造,治愈大面积烧伤,最著名的例子是用野猪皮进行大面积植皮。他们不仅为民间也为所在国的元首、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治病。还举办了针灸等各种专业培训班,先后为所在国培训了2000多名初中级医护人员。根据1992年一份统计资料,共有31名医疗队员因公殉职。
最后的象牙
2001年8月8日,天已立秋,但仍然闷热着。在京城打磨厂附近一条叫做北官园的小胡同里,47岁的李申师傅正在一颗硕大的象牙上出神入化。他怀抱的牙胚不是通常说的非洲象牙,而是来自西伯利亚的猛犸象,据说,这大概是目前国际准运的唯一一种象牙,不是取之于奔跑的动物,而是已经灭绝的巨象猛犸的牙化石。李师傅说,现在可雕的象牙已经越来越少了。在北京象牙雕刻厂,李申被人们称为大师,他的确切职称是三级大师,比他资格更高的还有一级、二级,都是一些国宝级艺人。30年前,他们选择了象牙雕刻这门手艺拜师学技,30年后,他们早已经成为牙雕高手。但是,“现在,社会文明进步了,保护大象,这道理咱懂。咱们的手艺?唉,过时了。话说回来,好好的一把手艺,使不上,要是万一失了传,可惜了的。”没有人能确切说出在雕刻艺人们手中哪一颗是最后的象牙,但由于国际环保呼声日渐强烈,尤其是《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实施,使中国传统的象牙雕刻艺术事实上已奄奄一息。
牙雕展室全都是非卖品北京象牙雕刻厂曾经是出口创汇的名牌企业,那起码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20世纪60年代,他们是当时的“红旗”厂。70年代,还有一部记录片,专门推介象牙雕刻艺术和一些大师创作的精美工艺品。如今在北京牙雕展室里,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雕塑精品,里外套间大大小小共陈列着五六十件。肖厂长一一介绍,“这几件是50年代的作品,因为当时标价较高,没有卖出去,反倒阴差阳错留了下来。这个百鸟朝凤,雕它的大师如今已经80多岁了,这宝物可说是雕刻厂的看家宝贝。”除了叙旧,肖厂长还介绍了一些近两年的作品,他特地把记者带到名为《五百罗汉》的新作前,那是一个长达一米七的牙雕,从牙的长度推算象的年龄,肖厂长想了一会儿说,“怎么也得是头年过半百的象。”肖厂长说明这是用库存的象牙雕成的,“为的是让大师们的手艺留下来。”其实,在行家们眼里,这些牙雕并不是无价之宝。肖厂长私下透露了“行情”:展室里的物件,随便一件就是一辆帕萨特的价儿。然而,记者看到,牙雕大都挂上了“非卖品”的标签,“不卖,给多少钱都不能卖,这些宝贝,卖一件就少一件。”肖广义厂长说这话时感情色彩很重。
库存象牙已经不足百根象牙雕刻厂有一座鲜为人知的“象牙库”,知情人说,那是一个“战备”标准的地下仓库,专门用来存放象牙原料,里面温湿度非常讲究。问库里的象牙存货还有多少?厂里的负责人没有正面回答。换另外的问法:“里面的存货还有100根吗?”被问者终于摇摇头:“没那么多了。”库存象牙已经不足百根的北京象牙雕刻厂,生意最旺时的景象令人难以想象,“一年里雕刻用料将近10吨象牙”,上了年纪的雕刻大师回想当初没有不百感交集的。据说,当年厂里雕刻车间的工人就有六七百人,现在,剩下不到二十来名有大师头衔的们守着这份已近黄昏的家业。大师们原先带的徒弟也早就在分流转岗中去另谋生路了。听厂里的老师傅说,“从禁运后,厂里就没进过料。”老师傅们说的“料”就是非洲象牙。千百年来,亚洲各民族对象牙有种崇拜的心理,佛教视象牙为圣物,迷信的说法是佩带或收藏象牙制品会带来吉祥。象牙雕刻作为传统的民族工艺,在我国工艺美术中早就成为重要门类,在国内外名声很响。而过去用于雕刻的象牙,最大来源就是非洲大象。80年代以来,中国正式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打击象牙走私方面严格自律,北京象牙雕刻厂的命运就从那时起改写。如今,当初的五层厂房已经改建成宾馆,留守的老师傅搬到隔墙跨院看守着雕刻手艺,小院里仅有的两间北屋被用作车间,每间屋不到20平米。
网上仍有象牙制品专卖店象牙早已经在国际贸易中被亮红牌,但在国内市场上,象牙制品却还有它的市场。几天前,记者登陆了广东一家专门经营象牙制品的商业网站,在精心制作的主页上,象牙制品的目录依次列出,商品来源一栏里显示着“象牙世家迂半个世纪经营积累、家族收藏及象牙雕刻厂库存”字样。有记录显示,记者是它们的第8514位访客。谁知道这八千多的访客里,究竟有多少看客?多少买家?在网上这家象牙制品专卖店里,有这样的提示:因为现代环保问题,象牙更显得珍贵。应该说,这是投资意识的一种。有消息说,近年来,象牙制品尤其是一些雕刻工艺精美的制品行情看涨,一些有经济势力的买家花大价钱寻找象牙雕刻精品,为的是保值升值。有求就会有市,有市就可能有行,象牙行情就成为一些人铤而走险的动力。这个逻辑一旦成立,非洲大象就不会有太平日子过。
网上检索走私象牙记录
有资料显示,偷猎者大规模猎杀大象的行为,使整个非洲大陆上大象种群的数量从1970年的200万头下降到了现在的大约54.3万头。为了遏制这一势头,国际社会于1989年10月在瑞士洛桑召开的第七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大会上通过了全面禁止买卖非洲象牙及其制品的国际贸易修正案。中国1981年正式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尽管如此,走私象牙的犯罪并没有即刻绝迹。1999年10月18日天津消息:一起罕见的走私非洲象牙大案最近被天津新港海关查获。经专家鉴定,这批走私进口物品包括:原始象牙102根、粗加工象牙112根,手杖、笔筒、烛台、烟嘴、手镯、项链、戒指、国际象棋、牙雕人头像等22种象牙制品3249件。此外,还有犀牛角三块以及鳄鱼皮等物。据披露,这批物品是天津新港海关对某工程公司从非洲退运回国的一批承建工程的旧设备进行查验中发现的,物品是该公司员工在非洲工作时在当地低价购买,合伙夹藏在退运设备中,企图走私进口的。2000年5月22日深圳消息:深圳海关查破一宗走私象牙的案件,在一辆准备驶出深圳特区的货车上搜获非洲象牙507公斤,鉴定发现非洲象牙每根长度被锯成1米左右,最粗的直径达20厘米,重量共计507公斤。2000年12月20日上海消息:一名入境旅客从西非贝宁转道第三国由上海市浦东机场入境时,被海关关员在其行李中发现藏匿象牙25段(可拼接成13根完整象牙)未向海关申报。这已是上海海关今年来查获的第七起象牙走私案。2001年6月15浙江消息:温州海关从一进口邮包中截获的244件、重量29.87公斤的所谓“柚木板材”均为象牙半成品。专家说,这批象牙半成品取自非洲未成年象的牙齿,估计至少要十对以上的象牙,即要猎杀十多只非洲未成年象。从取材方式看,很可能是制作象牙筷子用的。2001年5月7日美国消息: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海关官员破获了一起象牙走私案,两名涉嫌走私113公斤象牙的西非人已被警方逮捕。海关官员在对来自尼日利亚的一个航班的进关货物进行X光检查时,发现了隐藏在椅子内的38根完整象牙以及400个象牙段。据报道,这是美国西海岸迄今破获的最大一起象牙走私案。
不可接触的非洲象
“为了创造一个能够与自然相和谐的社会,我们必须首先尊重自然。我们应当根据自然的发展调整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试图去征服或控制自然。这样做需要对自然界发展的深刻理解与认同,也需要能够适应自然界的不确定性的能力。”
这是如今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那一类倡导自然环境与动物种群保护的文字,出自克里斯平·蒂克尔(Sir Crispin Tickell)的一段著名演讲。蒂克尔的头衔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几个是:牛津大学绿色学院学监,华盛顿气象协会主席,英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以及英国皇家地理协会主席。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环境意识觉醒的国际十年"。在这十年里,包括非洲象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的命运通过"野生王国(Wild Kingdom)"或"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在电视上播出的特别节目,引起了欧美普通观众与一些相关团体的注意。就南北而言,北半球居民对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部分国家与地区的环境评判,已经影响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生态环境管理措施的制订。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成为了欧美各种言辞激烈的环保演讲与环保感伤文字经常的针对对象。
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当地保护黑犀牛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而该国的大象数量却与此同时呈上升趋势。从这种奇怪的现象中,可以多少看出一点以津巴布韦为代表的非洲原住民与他们周围的野生环境之间的实际关系。自英国南部非洲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1890年成立后,津巴布韦的原住民经历了规模超过非洲大陆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隔离(land alienation)。依照英国人制订的立法与税收制度,当地原住民只能选择采矿或到边缘地带的丛林地与荒地耕作两种工作。直至1991年,津巴布韦40%的可耕地仍旧只由不到当地人口的1%的农民在耕种,而且这些农民大多是原住民的后裔。但这些并不影响各种税收站与高级酒吧一直占据着津巴布韦最好的土地,而另一个占地“大户”就是各种自然保护区。当地农民不仅要搬离最好的土地,而且也被禁止在分配给他们的贫瘠土地上捕猎野生动物。1890年以前,津巴布韦的野生动物资源得以保存,也许是因为当时人口密度较低,以及土著居民一直将野生动物当作一种日常食物资源有所保留地利用。津巴布韦恩德培王朝的最后几任国王都曾经努力限制欧洲人在他们国土内的狩猎。其中罗本古拉国王就曾明确禁止猎杀母象与收集鸵鸟蛋,还尝试过限定狩猎区与征收猎物费等措施。
殖民政府建立后,原住民反而变成了偷猎者。原住民曾经用于当作获取食物与举行典礼的狩猎活动成为非法行为,捕杀大象或其他危害他们部落安全的濒危动物的行为也被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宁愿除掉所有野生动物。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在津巴布韦东北部进行的一次调查仍显示:84.8%的当地居民认为野生动物对他们的生活毫无益处。
1975年在津巴布韦公布的《公园与野生动物法案》标志着政府对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归属问题的态度转变。政府官方承认野生动物是居住在该地的居民的财产。不过,按照当时的土地划分制度,大片商业农场的拥有者显然能比普通农民从这一法案中获得更多的利益。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国内马上掀起了一场捕杀大象的风潮。根据当年一位狩猎监督官的回忆,当时90%的捕杀大象行为不是出于获取象牙的目的,而是出于对被保护的野生动物(尤其是在欧洲人管理的国家公园里的野生动物)的反感。直至1989年,津巴布韦国家保护区听证会的十名成员仍全部为白种人。白种人在诸如自然保护之类的问题上,似乎比黑人中的上层精英人物或上百万黑人农民更感兴趣。这种状况无疑影响了所有保护区政策的制订,也限定了参与决定保护区的发展以及人类-野生动物关系的讨论的人员范围。
大多数野生动物保护者同意:非洲象的数量在过去15年间减少了一半;野生动物保护者间没有达成认同的是:非洲象数量的变化在整个非洲大陆上并不平均。事实上,当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大象因为捕杀而急剧减少时,南部非洲包括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博茨瓦纳与南非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大象群落数量正在增加。津巴布韦与博茨瓦纳甚至已经宣布本国的大象数量过多;如果不加控制,有可能会对自身的生活环境造成破坏,并对临近它们居住的人类带来生命威胁。
东部与中部非洲对大象的捕杀的确是这种动物遇到的最大威胁。非洲大象与犀牛偷猎者通常装备着AK-47、电锯乃至火箭筒。理查·里基(Richard Leakey)1989年接管肯尼亚野生动物救助协会(Kenya Wildlife Service)之前,肯尼亚政府内部腐败横行;野生动物救助协会的雇员也涉嫌参与野生动物捕杀活动。作为补偿的一种姿态,肯尼亚政府号召推行全世界范围的象牙禁令。1989年,里基通过演讲、电视节目与媒体访谈成为国际象牙禁令的高级代言人。这一由政府默许(或至少是宽容)的捕杀到全面禁止象牙贸易的戏剧性转变只用了很短一段时间。此后,肯尼亚执行了津巴布韦已经沿用了五年的对偷猎者的处罚措施。1989年1月发觉自己境内的大象数量由1979年的30万头下降到10万头后,坦桑尼亚开始打击非法象牙贸易,当月逮捕了涉嫌走私184根象牙的印度尼西亚大使。
监督野生动物产品贸易的国际性组织是《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大会(CITES)。CITES目前拥有超过100个成员国,通常每两三年召集一次会议总结讨论某些物种的国际保护等级。CITES的会议报告附录一中罗列了由于濒临灭绝而被全面禁止其产品贸易的物种。1989年起,大象被列入这一附录。在此之前,大象自1979年起一直列名附录二,属于因生存受到威胁而被限制贸易的物种。CITES1989年年会的秘书长雅克·伯尼(Jacques Berney)将成员国之间在大象问题上的分歧总结为:"一方面是那些信奉保守措施、坚持把野生动物当作一种经济资源利用的国家(南部非洲国家);另一方面是信奉彻底保护的国家,而且他们对西方公众舆论的印象力颇为可观(肯尼亚与坦桑尼亚)。即便现在非洲有300万头而不是65万头大象,有人也会提出禁止象牙贸易。
1992年召开的CITES年会上,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在原则上同意“发展中国家有理由从本国的自然中获取利润”这种说法,但他们更关心对有限制的象牙贸易的监督问题。谈及大象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的可持续利用前景时,欧美的野生动物保护者通常更倾向于那些“高收费的经济旅游项目”。即:欧美国家的游客付给非洲政府高额费用,换取在一个相对原始的环境里,坐在空调车内观看野兽的权利。津巴布韦与其他南部非洲国家对欧美野生动物保护者借助立法与制裁的力量保护环境的做法颇为不安。津巴布韦的可持续利用政策的出发点不在执行惩治性的法律或进行道德训诫,而是设法让生活在野生动物附近的居民从这些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从津巴布韦的公共土地丹特(Dante)出发的狩猎活动的收费是每名游客两万美元。这两万美元的收益将大部分用于在当地建造两所新学校和一家诊所。丹特在1989年靠小心监督的大象狩猎旅游挣了25万美元。由于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依赖于对地方大象资源的有序利用,丹特没有出现滥杀大象的事件。
曾经有人感慨:给大象招来杀身之祸的,就是上帝赐给它们的那对象牙。最近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又公布:人类对象牙的滥猎将导致亚洲象出现基因突变,丧失长象牙的基因,出现新品种的“无象牙大象”。同样的基因突变当然也可能出现在非洲象身上。到非洲遍布“无象牙大象”时,以象牙为理由捕杀非洲象或为非洲象说项的人都会少一些。相比之下,乍得的大猩猩的故事显得更悲惨一些。当年欧洲人在乍得捕杀大猩猩时通常以20个为一组,因为大猩猩肉里以嘴唇最为味美,而20头大猩猩的嘴唇恰好能凑一盘菜。乍得附近的大猩猩被捕杀灭绝后,欧美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保护组织宣布把大猩猩列为受保护动物。只可惜非洲其他地区的大猩猩目前还没有变成“无唇大猩猩”的趋势。(记者王星)
本刊记者专访比利时检察官
8月9日晚上9点(比利时当地时间下午3点),本刊记者拨通了负责15名中国医生涉嫌走私象牙案的布鲁塞尔检察院检察官克庞(COLPEN)的电话,这位检察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请问检察官先生,比利时警方因为什么对这15名中国医生起疑?
检察官克庞:6月30日,比利时海关人员发现了33只可疑的箱子,它们被从马里运抵布鲁塞尔机场,目的地是中国北京,在对纸箱检查时发现了44条未经加工的象牙及象牙制品多件,总重量大约150公斤,价值近100万美元。这些箱子上标有"个人物品"字样。8月4日凌晨,这批"个人物品"主人,15名中国医生从马里飞抵布鲁塞尔,准备转机回中国,因此,比利时警方在机场立刻拘留了他们。
记者:比利时地方法院在什么情况下对他们提出了犯罪指控?
检察官克庞:对这些中国医生进行预审后,他们被关押在布鲁塞尔的一座监狱内,目前的罪名是走私象牙和团伙犯罪。但这起案件必须交给当地的弗勒芒地方法院来裁决(比利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法语区、荷兰语区、德语区和弗勒芒语区)。这些中国医生已经在当地聘请了律师,因为这个案件非常复杂,所以目前有15名比利时律师介入。
8月10日,新华社记者从比利时播发最新消息,布鲁塞尔初审法庭9日对涉嫌走私象牙及其制品的15名中国医务人员进行法庭调查取证,排除了团伙非法走私象牙嫌疑,宣布将他们释放。本刊记者在再一次与检察官克庞电话联系。8月5日,对15名中国医生的拒捕令就是比利时布鲁塞尔检察院签发的。
记者:检察官先生,您对布鲁塞尔初审法庭的判决结果如何评价?
检察官克庞:初审法庭只是排除了这15名中国医生团伙走私嫌疑,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合法。初审法庭认定,中国医生私带象牙、象牙制品和其他受保护动物制品,不仅违反比利时法律,而且也违反国际社会严禁买卖象牙的规定。在宣布释放中国医务人员的同时,宣布没收他们偷带的全部象牙等违禁品。记者:让这15名医生返回中国,是否表示布鲁塞尔检察院将不再继续追究此案?
检察官克庞:当然不是。同意释放这15名中国医生的决定是在8月9日晚(北京时间8月10日凌晨)作出的,但这并不表明这些人是被无罪释放,比利时法院将根据嫌疑人的行为事实,进一步追踪取证。初审法庭的判决不是最终裁决。(记者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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