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徐丽泰，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受人尊敬的政界女强人。

　　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范徐丽泰是不苟言笑的。这几乎是跨入政坛的女人都要付出的代价：她要展示的是自己的干练和威仪，美丽则悄悄退到了幕后。

　　实际上，范徐丽泰是一个爱笑的人。她的笑容里没有掺杂一丝一毫职业化的虚伪，充满了真实、质朴的魅力，让人如沐春风，眼目清凉。

　　步入政界，丈夫鼎力相助

　　范徐丽泰1945年出生于上海。至今她仍会说一口又糯又快的道地上海话。

　　8月11日，范徐丽泰来到了故乡上海。她与大学生交流座谈，参加世纪出版集团新书《范徐丽泰》的首发式，又欣然应邀参观了文新大厦，接受《新民周刊》的独家专访。

　　落座之后，范徐丽泰介绍了自己的从政之路。她笑着说：那纯属偶然。

　　范徐丽泰4岁时随全家一起迁港。在香港，她的人生之路十分平常：小学、中学、大学，然后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直到1983年，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岔路口出现了。

　　当时范徐丽泰担任香港理工大学学生辅导处处长。这年正值香港立法局换届，范徐丽泰暑假过后由外地返港时，收到了港督尤德的约见通知。不过当时尤德正出外访问，负责约见她的是署理港督夏鼎基。

　　一番交谈，范徐丽泰才知道港督尤德想委任她担任立法局议员。她开门见山地问：“香港能干的人很多，为什么要找我？”夏鼎基也直来直去：“你别问这些，只是请你考虑是否愿意为港人服务。”

　　范徐丽泰首先想到的是征求丈夫范尚德的意见。范尚德明知政坛风高浪急，妻子将无暇顾家，依然鼓励说：“我们在香港成家，我们的事业也在香港。香港给了我们很多的益处，应该给予回报。既然你有这个机会，我首先支持你！”

　　范徐丽泰被委任为香港立法局议员的消息传出，几乎她所有的同学都很惊讶，怎么徐丽泰会去从政呢？那条路完全不适合她呀！范徐丽泰回想自己的学生时代，形容自己是读书资质不高、体育不出众也没有什么姿色的学生，“像个薯头般，哪有人喜欢？”这当然是自谦之词。在同学们眼里，昔日的徐丽泰中规中矩，心直口快，而在有些人眼里，“政治人物都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权谋机变”，老实的徐丽泰哪里应付得来？

　　无欲则刚，淡泊从容，是这样的心态帮助范徐丽泰在政坛慢慢成长。第一次走上讲台演讲时，她的声音愈来愈轻，最后人们已经听不清她究竟在讲什么了。范徐丽泰笑着说：那是由于当时自己缺乏自信。如今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了。除了自信心增强之外，在将近20年的从政生涯中，她早已学会了把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根本不会心虚，因为没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说话时就能更有理据。”

　　范徐丽泰说：“其实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和先生、儿女一起在家里共享天伦。如今面对的却是繁忙的工作，我不敢说这是为香港人作出的牺牲，而是我对香港社会的回报。这样的选择使我有一点满足感，觉得自己做人还是有良心的。”

　　侠肝义胆，获赠雅号“黄飞鸿”

　　从政之后，范徐丽泰在教育这一老本行上倾注了无数心血，对香港的教育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和大胆的改革，大幅度提高小学老师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为香港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过，真正让范徐丽泰一举成名的，是她在越南船民案中不畏强权、为港人利益鼓与呼的精神。

　　越战结束后，越南难民、船民问题成为全世界的难题，美国作为越战的发动者，不仅不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反而强迫香港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收容难民、船民，把包袱扔给了别人。港英政府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顾港人的利益和意愿，担当起“第一收容港”的角色，香港前后接待过20多万名越南船民。数以万计的越南船民长期滞留香港，给这个弹丸之地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香港承担了这么多额外的义务，却迟迟不能收到联合国拖欠的相关费用，而英国政府不但自己仅接收了很少的越南难民，对香港人承担的重负也是视而不见，根本没有尽力为香港收回欠款而呼吁。

　　更令人气愤的是，对于大量涌入香港的非政治难民，美国政府不肯收容，又不准香港进行遣返；美国的人权组织还不断批评香港，给港人抹黑。

　　范徐丽泰挺身而出，要为受了委屈的香港人呐喊，要对这种不公道的“规则”辩理。她从来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1964年刚进香港大学时，有一天她在运动场上见到有人打羽毛球，也挥拍上场，不过技不如人，很快败下阵来。一旁有个男生说：“你快靠边吧，瞧你根本不是打羽毛球的料。”这句话让范徐丽泰深受刺激，她每天苦练，终于在第二年成为香港大学羽毛球比赛的女子单打冠军。

　　不过，这一次的情形可不相同。一个在香港叱咤风云的议员显得是那样弱小，因为她要面对的是美国和英国。范徐丽泰想得很清楚，这的确是一件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如果不去争取，就真的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范徐丽泰不但自己率领代表团到英美介绍香港的困境，争取解决方案，连到北美洲休假时，也不忘抽空到华盛顿约见国会议员，反映香港所承受的不公平待遇。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律系召开的一个越南船民问题座谈会上，与会200多人中只有3位是范徐丽泰的支持者，她依然毫不怯场，舌战群儒，辩论持续了近三个小时，直到对方提不出任何反驳的理由。

　　有一次，一位美国右派议员的助理狂妄地对范徐丽泰说：你现在坚持要遣返越南船民，有没有想过1997年之后，也会有很多香港人同样逃到海上？范徐丽泰马上针锋相对地回击：“请你放心，1997年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人没有任何理由逃到海上；此外，你们美国人阻挠遣返船民，真的是口口声声维护人权吗？你们只不过是在赎自己的良心罪而已，而且是用的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虚伪方式！”一席话说得对方哑口无言。

　　虽然范徐丽泰清晰响亮地表达了香港人的声音，越南船民问题的解决依然遥遥无期。直到1991年，美国也要遣返大量涌入的海地难民，他们再也不能对香港实施遣返计划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终于有了转机。

　　范徐丽泰从小不喜欢女孩子的洋娃娃和唇膏。却酷爱《西游记》、《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岳全传》、《隋唐演义》……最爱的还是金庸的武侠。当时金庸的小说先刊载在报纸上，然后每两周出一本单行本，售价一元二角。母亲每天给她九角钱的饭钱，范徐丽泰就用四角钱买汽水和面包打发一顿饭，余下五角钱买金庸和其他作家的书。她说：“我觉得侠客打抱不平、行侠仗义非常可爱可敬，自小养成了一种打抱不平的心态，看见这件事情不对，我就觉得应该要做点什么。”

　　对这位敢说敢为的女议员，香港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赠与范徐丽泰一个雅号：政坛黄飞鸿。

　　风口浪尖，担纲“临立会”主席

　　1992年，彭定康出任港督。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范徐丽泰发现与新任港督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不是范徐丽泰的处世之道和政治哲学。道不同则挂冠而去，她主动辞去了所有职务，专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尽自己10年来对家庭未尽的责任。

　　1993年7月，由于英方强行推出“三违反”的政改方案，破坏了原有“直通车”的安排，为了维护香港的平稳过渡，中国政府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范徐丽泰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应邀出山，重新参与社会事务。1993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范徐丽泰被邀请为筹委会成员。1997年1月25日，范徐丽泰又被选为临时立法会主席。

　　在风口浪尖上出任临时立法会议员，范徐丽泰依然先征求了家人的同意。回答还是那样简单质朴：“我们在香港读书、成家、立业、社会给了我们很多，我们要回报社会。”

　　范徐丽泰又加了一句：将来可以不做，现在不能不做。

　　港督彭定康时不时会“踩一下”临立会，企图打乱临立会的工作步伐。范徐丽泰责无旁贷地为临立会护航，向市民及传媒阐明临立会的必要性和历史任务，据理反驳彭定康的言论。她说：“这是我从政生涯中最困难的时期。在着手解决越南船民问题时，虽然任务艰巨，但我有香港民意的支持；而这一次，由于许多传媒倾向于港英政府，舆论对临时立法会的工作并不支持，反对声和拥护声起码是一半对一半。”

　　俱往矣，回首这段艰难岁月，范徐丽泰充满欣慰和自豪：“我没有选择，必须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平稳过渡是香港人最大的利益，就必须有人来做好准备工作，避免出现法律真空。个人如何被丑化没有关系，关键是完成自己的历史责任，做一个尽责任的香港人。

　　1997年6月30日，是中国历史上永远值得记取的日子。随着那一天结束，东方之珠回到了祖国母亲璀璨的珠链上。

　　也就在那一天，港英政府要借最后的机会耍一耍殖民者的威风。香港的官僚阶层严格秉承英国阶级森严的传统，在政府官员的坐车安排上反映得尤为明显：港督的专车是劳斯莱斯，司级官员的专车是“积架”，再低一级的署长是丰田。而港英政府居然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安排了一辆丰田车。

　　要是在其他场合，董建华本不会计较这些小节，但这次他十分坚决地拒绝了这种无理安排，并明确要求港英政府重新作出调整。他是借此提醒港英政府：对未来的特区政府必须给与起码的尊重。

　　对于范徐丽泰，港英政府根本就没有配置专车，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临时立法会。临时立法会成立以来，每一次开会，议员们都要驱车来到深圳，开完会再返回香港。这一天大雨如注，范徐丽泰是坐着自己的车来到庆典会场的。她告诉记者：“我感到这场大雨落得太好了，它把我们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耻辱都洗刷掉了！”

　　23时47分，查尔斯王子登上讲坛，他不无伤感地说：片刻之后，联合王国的责任，将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徐丽泰永远无法忘记那个“片刻”，她说：“这一片刻凝聚了香港历史的改变与延续。”

　　在五星红旗升起之后，范徐丽泰带着所有的临时立法会议员，在全香港、全中国、全世界无数目光的注视下，举手宣誓：

　　我谨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议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范徐丽泰说：登台之前自己有些惴惴不安，生怕自己因为紧张而忘了词。而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一切紧张都烟消云散了，心里唯有一个念头：我们回家了！今后只有尽心竭力，才能对得起祖国和人民！

　　在顺利完成历史赋予临立会的使命后，经过议员互选和无记名投票，范徐丽泰正式当选为特区成立后的首位立法会主席，并在两年后换届时再次连任。

　　说起这三年多来的风风雨雨，范徐丽泰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道路并不平坦，路上有大大小小的石头，有的还是别人搬来给我们的。不过没关系，能绕的就绕开它，绕不开的就搬走它！”

　　范徐丽泰回忆道：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草案出台，我在事先答应到工会联合会讲话。去之前得到一个信息，港督尤德不希望立法局议员在他之前表态。但我已经答应了，你不喜欢我也要去。我在会场说，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试验，如果这个实验要率先成功的话，只有在香港。

　　范徐丽泰说：“现在看来说这出番话真的是当时年纪轻、胆子大，不过回头看，我的话没有讲错。

　　本色依旧，家庭事业两不误

　　香港政坛有不少耀眼的女性。除了范徐丽泰，还有政务司的陈方安生，律政司的梁爱诗，保安局的叶刘淑仪……

　　不过范徐丽泰说：“你不能以这几个人来推断整个香港妇女的地位。在这里，男主外女主内还是惯例。丈夫回家可以穿着拖鞋，边看报纸边等开饭，吃晚饭之后呢？看电视，冲凉，睡觉；妻子就不同了，要煮饭、洗碗，还要照顾小孩子的功课。”

　　虽然范徐丽泰常常为香港妇女打抱不平，她却为自己不会烧菜而感到歉疚。身为议员，每天对记者说的话常常超过了与家人的交流，范徐丽泰一直认为自己对家庭有所亏欠。结婚以后范徐丽泰一直和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几乎担当起所有的家务，范徐丽泰也总把婆婆挂在嘴上。一说起丈夫和子女，范徐丽泰更是满脸笑容：“我和先生有深厚的感情，在婚姻生活中有过各种困难，大家一起携手度过，在我的心目中，与丈夫之间没有‘责任’，只有‘感情’。对于子女，我们看着他们长大，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有什么做得到的正当的事，父母一定会去做。我不刻意讲究什么‘三从四德’，只是让自己心安。”

　　范徐丽泰的先生范尚德，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好丈夫。每当太太被记者包围，范先生就不声不响地让到一旁；太太要上讲台，身旁的范先生总不忘接过她的手提包；在高尔夫球场上，一看太阳出来了，马上递上遮阳帽和防晒霜……在香港，人们都亲热地称呼范徐丽泰为“范太”。记者问她：“身为广东人的范先生听得懂上海话吗？”范太幽默地回答：“他想听得懂的就会懂，他不愿意懂的就装不懂。”说罢夫妇两人都笑了起来。虽然几乎在每一个场合，范徐丽泰都是主角，但她说丈夫才是一家之主。

　　17年前港督有意委任范徐丽泰担任立法局议员，她表示要征求丈夫的意见。记者问：如果当时先生反对的话，你会如何选择呢？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就不做了嘛。直到今天，我仍然是这样认为，能够做的话就做，如果家庭不支持，我就做不来了，做不来就没必要拖下去。”范徐丽泰对“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之类的说法不以为然：“牺牲小我？说得轻巧，那么容易吗？牺牲小我的结果，常常是也拖累了大我。”

　　范徐丽泰从不讳言自己的真实想法。她说：“如果现在家庭需要，我可以立即放弃自己的事业。”读了那么多的武侠书，范徐丽泰最喜欢的还是令狐冲：“开始有点傻，其实这个人也是很聪明的，只是当他一条心做一件事情时往往看不到其他。但是后来慢慢‘放’出来了，把名利看得很淡。他的生活就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事，是一个很真的人。我就是喜欢他的真实。”

　　小时候，范徐丽泰有一个浪漫的幻想，那就是将来做一个货车司机，一边听音乐一边在公路上疾驶。她说：货车司机握着自己的方向盘，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我也一样。我还是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知道对自己的人生而言，什么是最优先、最重要的。本刊记者／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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