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鲜明而集中地反映了历史唯物论的思想精华。把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置于“三个代表”的首要一条，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概括。这样就抓住了党的先进性的最深层的现实根据、最高的本质体现。把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新概括，也是社会主义利益原则的发挥。无论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社会主义利益原则的贯彻，都要通过人的社会活动，落实到人身上，才能实现。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包含并发挥了历史辩证法所固有的客观逻辑。它弘扬了“能动性原理”；强调了“先进性”的主导原则；突出了“慎终如始”的发展过程论。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顾和总结了我们党80年奋斗历程与基本经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进一步明确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从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坚实的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基石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鲜明而集中地反映了历史唯物论的思想精华。其中，既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又实现了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它创造性地运用和内在地体现了科学的生产力论、社会主义的利益原则和人民主体论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

　　第一，科学的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石。江泽民同志把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置于“三个代表”的首要一条，从而抓住了党的先进性的最深层的根据、最高的本质体现。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物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4页），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1页）。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实现民富国强，全面振兴中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呢？这是因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先进性和革命性源于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则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自近现代以来，只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工人阶级，才是先进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的真正代表者。所以，在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历史就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事业领导者的伟大使命，赋予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正因为这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在中国，我们党只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是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志和确证。

　　应当指出，其中所体现的生产力论是具体的、现实的和完整的。其一，这里所讲的“先进社会生产力”，应有纵向和横向的双重动态的定位座标。纵向看，这是指中国今天相对于昨天的生产力发展与进步；横向看，则要求我们着眼于赶超当今世界的先进生产力。其二，这里既讲“先进社会生产力”，又讲其“发展要求”。生产力无疑是根本。但我们不能离开作为体现其“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条件，而抽象、孤立地讲生产力。我们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应该体现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三，这里讲的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不只是某个地域或行业的生产力的发展。这包含着要求指导生产，协调经济发展的全局观点、战略眼光、社会尺度和社会效益，以防止发展的失衡、畸型与浪费。总之，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科学生产力论的思想，是我们的立党之本。

　　第二，社会主义的利益原则及其实现，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集中反映，也是“三个代表”之重要的历史唯物论根基。在历史唯物论看来，“人们所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7页），而作为生产力发展之本质要求，“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也是这样。在“三个代表”中，把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利益原则的发挥。它坚持了社会主义事业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的原理，体现了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为从根本上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和历史主动性，找到了现实基础。当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党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信赖与拥护，就有坚如磐石的“执政之基”，社会主义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社会主义利益原则的人格化，坚持“人民主体论”，这同样是“三个代表”所体现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因为，无论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社会主义利益原则的贯彻，都要通过人的社会活动，落实到人身上，才能实现。所以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在我们国家，人民是社会和国家的真正主人与主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这种人民主体论与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并不矛盾。由于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彻底的革命性和利益的无私性，历史才能赋予它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使命与责任。党是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代表”。“三个代表”中讲，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就是要求“公仆”忠于人民，为人民服务。

　　生动的历史辩证法的客观逻辑

　　“三个代表”中所体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在地包含着历史的辩证法。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就包含并发挥了这种生动的历史辩证法所固有的客观逻辑。

　　首先，弘扬了“能动性原理”。例如，“三个代表”第一条的立意，是突出生产力，但不是孤立地讲党要“代表生产力”或“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表述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言而喻，这里的所谓“发展要求”，显然是指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与体制）、社会经济政策和其他一切必要的社会条件，这包括我们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都要反映和体现这种“发展要求”。这样，其中就包含着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并进而对生产力发挥能动性反作用的充分肯定。世界上根本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任何现实生产力的较快发展，都只有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即相应的经济的制度、体制和必要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才能够顺利实现。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高度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又充分重视先进文化的建设，从而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新的思想境界。

　　其次，强调了“先进性”的主导原则。“三个代表”中，讲生产力是强调“先进生产力”；讲文化是强调“先进文化”；讲利益是强调“根本利益”，实质上也主要是指代表体现现实和未来之统一的社会进步的利益。“三个代表”归结到一点，是要求我们党永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也就是说，“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着眼于先进的东西：让它们代表未来，主导事物的发展。在这里，它着眼于先进的即高科技含量的、节约资源、体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的生产力，以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着眼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并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来反映现实，引导和促进我国社会沿着正确方向，大踏步地走向未来；它着眼于先进阶级的利益要求，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去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深入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素质，永葆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站在时代前列，在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项工作中，发挥政治领导核心的作用。所以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首要前提。

　　复次，突出了“慎终如始”的发展过程论。基于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直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统一的、长期的、不间断的历史过程，所以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党当好“三个代表”，要一以贯之，慎终如始，不能稍有松懈。江泽民同志是讲党必须“始终成为”三个方面的“忠实代表”，而且讲到代表“先进文化”时，是强调要代表其“前进方向”。在这里，都是表述为动态的、过程性的内涵，所强调的不是一时、一事、一地和一次性的行为，而是过程论、整体论，是如实地反映党的事业的连续性、艰难性和长期性。这意味着，全党要作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要有忧患意识。党要当好“三个代表”，不能只代表一阵子，不能有断裂，不能有松懈情绪。过去和现在当好了“三个代表”不等于和不能代替未来。过去已成为历史，现实应从零点开始。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和历史的必然的选择。但是，人民更要看现实和未来。如果将来有一天党没有当好“三个代表”，或者党由于某种原因而丧失了先进性、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和国家就会出现危机，就难逃历史上曾屡屡出现过的执政者“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的所谓“周期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李崇富 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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