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第一道“社会服务令”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的成功执行。今天，我国第一批“社会服务令”开始在河北省部分检察院试行。

　　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裴维奇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受港澳地区“社会服务令”启发，出台《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规定时间内从事有益的无薪工作，对社会做出一定补偿，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归社会。检察机关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服务期间的工作表现和思想转变情况，决定是否对其做出不起诉处理来代替检控。

　　“黎明(化名)，我院已收到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移送审查起诉你涉嫌盗窃一案。因你犯罪时未满18周岁，犯罪情节轻微，为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失足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现指令你到居委会进行无薪社会服务。”今年5月，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正式向失足少年黎明下达这份法律文书，中国第一份“社会服务令”开始生效。

　　17岁的学生黎明因偷窃别人一部手机，悔恨中他接到了检察院的这份“社会服务令”。在完成了100个小时的补偿性社区无薪劳动服务后，检察院根据黎明的表现下达了“不起诉决定书”，黎明又像过去一样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

　　新闻背景

　　何为“社会服务令”

　　英国最早在1973年《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社区服务”的刑种。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工作，弥补因其罪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我国香港的“社会服务令”条例于1984年正式通过，并在1998年扩展至区域法院、高等法院的上诉法庭及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香港“社会服务令”具有补偿性及协助违法者复康的双重作用。根据此服务令，违法者须在空闲时间进行无薪社会服务工作，以补偿他们对社会的损害。

　　本报专访

　　“社会服务令”改变了我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记者见到了刚刚结束了服务期的黎明，他现在已经重现了活力少年的风采。

　　“我今年假期去网吧玩时，结账的时候，看见柜台上放着一部正在充电的手机，就趁没人注意揣了起来”。黎明回忆说，网吧老板向公安局报了案。在公安机关传唤过程中，吓坏了的黎明主动找同学把手机还给了主人。那部手机的价值是1250元，按有关法律规定，盗窃价值800元以上的财物即构成犯罪。今年5月，黎明的案子移送至长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那一阵子电话铃一响心里就跳”，黎明说，当时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白天不说一句话，夜里老是说梦话。在度日如年的煎熬中黎明没有想到，自己“幸运”地成为了中国第一份“社会服务令”的执行者。

　　黎明告诉记者，他被安排到远离居住地的长安区一处居委会，以“社会志愿者”的身份进行100个小时的补偿性无薪社会服务。在居委会“服务”的日子里，黎明除了看法律书籍、写读书笔记、做一般性工作外，还有不少特殊的科目：检察院为他特聘了辅导员进行传统教育，听着残疾军人的追忆，黎明哭了；为居委会办暑期足球培训班，当教练做指导，成了孩子们崇拜的偶像；检察院特聘辅导员、退休老干部李琦专门买来《少年普法画廊》一书赠给他，这本书成了黎明天天翻看的作业；到烈士陵园参加活动，同在场的50多名党员一起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黎明刹那间感受到了灵魂的升华……

　　“人们都说知子莫如父，到现在我才知道，我对自己的孩子是多么缺乏了解”。作为黎明的法定代理人，孩子两个月的服令经历深深地触动了黎明的父亲，“以前我总想，孩子不爱说话就不说吧，父子间的沟通基本没有，教育方法简单粗暴。我们要是也能像居委会和检察院的同志那样，耐心细致地做黎明的思想工作，他也就不会做错事了。”

　　黎明告诉记者，自己现在每天坚持锻炼，从足球学校毕业时争取被足球俱乐部选中。记者笑着说：“希望今后能够在甲A联赛上看到你！”

　　专家访谈

　　“社会服务令”意味司法深层变革

　　检察长有效防范交叉感染

　　裴维奇副检察长告诉记者，社会服务令的执行过程中，除了当事人不“挂号”不留“污点”外，还有效地避免了“交叉感染”。

　　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每100名罪犯中就有10名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比例触目惊心。据当地司法人员介绍，河北省公安机关最近破获的一个抢劫团伙，十几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竟然是在监狱服刑期间的“狱友”。

　　身为河北省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理事的裴维奇解释说：刑罚是惩罚犯罪的主要方式，它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刑罚不是万能的，甚至还会有一些副作用，这种“一专进去，多能出来”的交叉感染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还需要别的方式辅助它，共同完成对罪犯或违法者的惩罚和改造。“社会服务令”应当被看做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探索。

　　包律师：让法律有了人情味

　　“法律更有了人情味，完全体现了社会的一种进步”，北京晚报包律师——北京汇源律师事务所魏贵勤律师评价说，《刑事诉讼法》规定6种情形不起诉，其中一项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检察机关可以不起诉。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不起诉而以“社会服务令”的形式让他们到社区进行无薪劳动，既起到惩戒作用，又给了他们回归社会的机会。他还介绍说，北京市的青少年法庭教育也非常成功，不过还没有探索到这一步，石家庄检察机关的这一做法应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意义。

　　法学家：需要专门法规授权

　　“这可能意味着一种深层次的法律变革”，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对上述观点表示赞同，他说：我国刑罚严厉，一旦定罪，则后果严重。社会上的普遍观念也是“一朝做贼，终生为贼”。这一方法既起到了惩戒的作用，又尊重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有益于他们以健康的心理状态回归社会并被社会接纳，是向刑罚人道主义迈出的可喜一步。他认为，随着“社会服务令”的试点实施，包括检察机关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都要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规范，与之相关的效果评价也要展开。另外，“社会服务令”是一项社会综合工程，除了司法部门的努力外，还需要社会其他部门的配合。

　　他同时表示，检察机关进行“社会服务令”的实践完全值得肯定，在国外和我国香港地区也有“社会服务令”，但一般是法院判决的法例中的一项。长安区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下达的“社会服务令”的提法值得商榷，从法理上说，检察院与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不起诉的后果是意味着法律上无罪，“社会服务令”则有强制之意。为了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对“社会服务令”需要专门的法规予以授权。希望人大、司法界人士对这个新生事物更多关注，从而使“社会服务令”更符合国情、更容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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