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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子木先生在《升学竞争的新战场》（载于7月19日《南方周末》“视点版”）一文中说，在目前升学政策的导向之下，家长更愿意为孩子选择艺术活动而不是科技活动作为业余爱好，而学校也普遍开办以培训各种才艺技能为主要内容的特长班和兴趣班，“办特长班和兴趣班俨然成了素质教育的标志。问题是，这只能是一种外在的标志，而不是素质教育的内涵”。我十分赞同作者的意见，同时愿意进一步思考另一个问题：素质教育的内涵到底应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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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素质教育就是要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素质”原本指人的先天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后天提高的余地不大；后来泛指人的多方面的能力和修养，后天提高的余地很大。在一般意义上，素质教育是区别于应试教育的一个理想。应试教育事实上的惟一目的是教给学生应付考试的技巧，传授知识反而成了一个次要的目的，学生能力的养成不过是磨砺应试技巧过程中的附属产品。素质教育则不然，它把培养学生各种技能———既包括上官子木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各种艺术特长，更包括获取知识的技能、继续深造的技能、毕业后顺利就业的技能，等等———作为惟一的目标，把能否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技能作为教育者能否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和发展的惟一依据。如果哪所学校还在慢条斯理地向学生灌输一假、二大、三空的陈词滥调，还要大张旗鼓地强调“一切以考试为中心”，对不起，无论你是公立还是私立的，你很快就要尝到门可罗雀的滋味……这是素质教育内涵的第一个层次。素质教育内涵的第二个层次，是要提高公民在社会化过程中自我管理、自我实现的意识和技能，有人常常慨叹“中国人素质太低”，这其中固然不排除有“精英情结”的成分，但的确也反映出了一些具体而微的中国国情，比较普遍的有不讲个人卫生、不爱护公共卫生、缺乏环保意识、缺乏自律观念、不尊重他人的权利、自私自利、见义不为、社会责任感淡薄，诸如此类。“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有在素质教育的第一个层次，即一个人具备了必要的谋生手段和发展技能的基础上，才能希望他具备良好的自我意识，在个人私德上严格要求自己，并进而积极参与社会公德建设。这要求我们的素质教育不能简单停留在教人“找工作”的水平上（一个只满足于“混口饭吃”的人，比一只整天在野外觅食的动物高明不了多少），而应当开发和培养人的真心、爱心、责任心、羞耻之心。一个大学生可能英语、电脑、驾驶样样精通，但他可能仍然没有克服这些陋习，终归要比敦促一个文盲要容易一些。
素质教育内涵的第三个层次，是要培养公民的现代契约意识和权利意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一个统一体，现代契约意识是公民和企业（公民集合体）参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武器，它要求每一个市场主体事先与交易对方签署契约，对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有清醒的把握———一方面自己不能违规“入市”，另一方面，如果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能够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去讨回公道。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封建社会历史和悠久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只强调个人单方面的义务，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集体”，而不注重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不提倡个人通过一定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同“集体”进行对话和谈判，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契约意识的淡薄，权利意识的萎缩，使得普通公民在受到侵害和剥夺之后，并不很清楚自己到底被侵害和剥夺了什么，因而也不很清楚自己到底要争取和维护什么，于是往往在某种“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境中放弃抗争，一任强势力和恶势力肆意摆布。这是最致命的一种素质缺乏，它严重制约着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培养公民的现代契约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让每个普通中国人都真正树立主人翁责任感，不卑不亢地、当仁不让地与市场交易对方，与作为市场裁判员和社会管理者的“集体”履行契约，理直气壮、坚持不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以农村为例，如果每个县都办起了农民函授大学，农民们在系统学习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后，村委会主任“选举”如果再要继续“由乡里内定、对乡里负责”，他们就该不答应了，就该拿着一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想办法了。当年陶行知先生大力倡导“农民教育”，认为办教育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要解决几亿农民的“教学做”问题，其实也正是一种旨在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权利意识的素质教育。(潘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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