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干活累不累?”听到劳动监察人员的询问,14岁的孙贵月泪水忍不住簌簌而下。陈正宝摄 15岁的王明玉说,干了4个多月,只拿到过50元钱。陈正宝摄
这样的场景,每个读过夏衍《包身工》的人似曾相识;这样的事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绝迹了半个世纪;真的难相信,外资企业里还有如此触目的情形——
这一群正值花季年华的少女,脸上还稚气未脱,最小的年仅14岁,但她们已承受了超负荷的劳作。她们早晨8时进车间,埋头在流水线上干活,中午11时半吃午饭,12时半再上工,忙时要加班到晚上9时,甚至11时。中午、晚上在食堂吃饭,菜永远只有一份蔬菜。营养 不良的她们却要像机器人一样干活,没有休息日。足足干了4个月,只拿到50元工资!她们想走却走不了,处境十分悲惨。
这是发生在日本独资企业上海景条针织有限公司里的真实故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难以想象在我们这座大都市里还会有如此触目惊心的景象!
做工的女孩看来特别小
市劳动监察总队接到投诉后,于前天上午和昨天下午两次前去执法检查。这家公司在闵行吴泾,十分偏僻。我们第一次找了近一小时,总算在龙吴路旁的一条小路里找到了。我们被告知公司总经理和财务人员不在,只有一名姓顾的副总经理露脸,却连营业执照都拿不出来。问她公司共有多少职工,她回答100多个。然而,监察人员在制衣车间7月的考勤表上,就发现有186人。整个公司约有职工300多人,绝大多数是安徽、江苏的外来妹。
在制衣车间的一条流水线旁,有个女孩看上去特别小,问她哪年出生的,她说是1985年12月,连身份证都没有。招用16岁以下的孩子,是我国《劳动法》所严禁的,而这样的童工这里绝不止一个。劳动监察员王岚仔细询问,发现了好几个未满16岁的女孩:王明玉,1986年4月出生;陶莹莹,1986年9月26日出生;周永红,1986年2月出生;程旭梅,1985年12月出生……最小的孙贵月是1986年11月出生,仅14周岁!目前已查实的童工有7人,更多的是16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
工资领一半加班到很晚
在针织车间,一位名叫阿凤的大眼睛姑娘说,她是去年8月来的,当时公司和她签过一份合同(但她手里没有),合同期是两年,规定中间不能辞职。为了扣留她们,公司每月只发一半工资,剩下一半待到年底再发,如果你要走,就拿不到了。她现月收入是400多元,只能拿到200多,扣除房租、水电费及必需的生活费,所剩无几。而更惨的是王明玉她们,今年4月开始干活,至今只领到了50元工资。
旁边一个女孩说,这里工作很苦,常常加班。她去年刚来时做得不熟练,完不成任务,班组长就让她一个人留在厂里加班到很晚,她非常害怕。一个叫小红的姑娘说:“制衣车间有时做通宵,有人累得昏倒了。我们今年春节前也忙得日夜连轴转。还不能请假,请一天假要扣25元,所以有人发烧还支撑着干活。”
忽然,有人悄悄将一张纸条塞到我们手中,纸条上写着:“这里工作量特大,工资太低,我来到公司4个半月,才拿到100元钱。食宿条件太差,饭菜不干净,经常吃到虫子,食堂连开水都供应不上,洗衣服都没水,但每月的水电费却要扣掉很多。宿舍中一二十人挤在一起,夏天蚊子多,连电风扇都不装。希望帮助我们,并保密。”
政府会作主必定讨公道
景条公司对劳动者权益侵害之严重,在今天的上海,实在是闻所未闻。现在毕竟不是《包身工》那个时代了。政府的劳动保障部门必定会为劳动者讨回公道!昨天,劳动监察员严正要求公司总经理下周一去市劳动监察总队,接受详细调查。
临走时,记者随几名女工去食堂,只见不大的食堂里坐满了人,每人的碗里只有一样菜,不是卷心菜就是豇豆,没有汤。好几个女孩捧着饭碗蹲在门口吃。旁边就是宿舍,一间房摆着七八张双层床。
离开这家公司时,记者在办公室看到,几名管理人员和一名日方人员也在吃午饭,有好几个菜,荤素搭配,桌上还摆着一瓶和酒,他们喝得有滋有味。本报记者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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