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查私，商界舞台演不尽

　　在湖州市中心红旗路的终点，坐落着湖州海关的小楼。电梯很旧，与一般且已使用了多年的公房电梯一样，油漆剥落，铁锈斑斑。刘平在办公室写第二天在市里会议上的发言稿。我与他约定晚饭后详谈。

　　刘平四十六七岁，着深色T恤，短发里已经有了灰白的颜色。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他的眼光里“很有东西”。晚饭时，刘平要了一瓶王朝干白，我们对开，按他的说法，“没酒怎么讲话”。饭后，我们来到一家雅致的茶室。老板娘嘱：上最好的茶。刘平的嘱咐是：不要打搅我们。

　　记者：刘关长，跟你对话，内容的界限很模糊，我不可能把海关关长和作家这两个身份，从你的身上分离开。你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学法律专业的，又先后在上海海关和海关总署当过调查部门的领导，根据你对情况的理解和掌握，你如何看待国内出现的“长时间、大规模、集团性走私”，比如厦门远华案竟然涉及到了那么多一届政府的高级领导成员？

　　刘平：商人行贿，官员腐败，历来有之，古今中外，概不能免。送银子，赠佳人，酒色财气，哪个朝代都有这样的生动故事。从这个世界上有海关开始，有查私，就是因为有走私。任何地方，数字大小暂且不论，一票货、两票货地“通关”走私，并不少见。查私和走私，从来是商界舞台上一场演不尽的对手戏。

　　一宗、两宗走私活动，钻的空子，利用的是一人或几个人的一己之私。可要是涉及到长时间、大规模、集团性走私，你可以想见，那么多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开步走，一起迈向犯罪深渊，这不可能。就是人变坏，那么多的人也总有个时间的先后。因为人有差异性，人有复杂性。

　　记者：有些小说写到掌权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模式。我就不太相信，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果从来就是那么卑鄙龌龊，那么他是怎么过五关斩六将，一步一步上来的？自然，我不排斥，从来就有用心险恶者，但我总以为，即使是人性中恶的成分的膨胀，得有时间，得有大背景的原因。

　　刘平：我同意。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某些地域越贫困越落后，当地人改变自己的愿望就越强烈，而且还想低成本地完成这样的致富愿望。这一些人的愿望，就是另一些人的机会。最初的走私者，当然是出于商界。然而，相当多的时候，走私使得当地的“发展”成本大大降低。商家得利，但是当地的经济面貌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当地的当政者会非常实际地感觉到，偶尔打打擦边球，为本地区谋求一些实际利益，无可厚非。即使出了些事情，自己也“罩”得住。至少，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政绩。再错也错不到哪里去。

　　简而言之，看到别的地区得到好处了(且不论是个人好处还是为政的好处)，原先守规矩的领导者心态不平衡了。竞争不公平么。于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悖的事情出现了：于国家而言，走私是侵犯整体利益，是经济犯罪；于地区而言，走私有时可能会对当地经济有利。接下来，有一必有其二，有二就有三乃至无穷了。

　　相当部分的海关干部，反对走私是自然的职责。但是，在具体的生活中，他们被“上面的人”告诫，要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出力，不要挡道，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这个话的人是领导，就算他是短期行为，但他讲的也是真心话。哪个干部在这样的口号面前挡得住？

　　记者：这就是国家整体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的冲突。海关干部是隶属中央的干部，而他们又是在地方干活。海关的干部们又必须与地方的长官们处理好关系，否则这个地方就很难呆，甚至呆不住。

　　刘平：对呀。地区干部、海关干部，一个短期行为，加上后面的又一个短期行为；前边的没事，我就撞上鬼了一定会有事？不见得吧。这不就是“长时间”了吗？再说，“上面”已经有人“开放”了，我下边堵得住么？有个人开口子了，旁边的人就会想，我干嘛一定要死扛呢？有的海关的一个处室，6个人坏了5个。原因有认识上的，也有体制上的，走私的规模，就这样慢慢形成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从中发财，纵欲享乐。也就是权力寻租，这个权力有含金量，权位越高含金量越高。不法商家要巩固这个渠道，就向人投资，从小的投资到大的投资。从送钱到送女人，送子女出国，送境外账号，送出国护照。

　　我的小说里就出现了这样的干部，他是这样看待今天社会的：我们的社会已经出了问题，聪明人正确的选择不是与已经出了问题的社会对抗，而是把握这种机会，构成自己的人生辉煌。这种辉煌，不仅仅指物质领域，更包括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名誉。

　　记者：一个已经湿了鞋的人，一个已经陷在了海里的人，即使他想爬上岸来，他总在想，上面会怎么处理，这顶乌纱帽还要不要；再一个，他舍不得放掉已经得到的那部分利益。那个宝马香车高级奔驰车，他舍得放弃么？那个女人的温柔乡，他舍得丢弃么？

　　再加上到了一定层面，干部缺乏监督，他利用权力捂住，黑箱操作。我记得列宁就说过这样的话：谁犯哪种病，谁老爱说哪种病。

　　刘平：这个世界不存在纯粹的人。人从来就是矛盾体，这世界不存在绝对永远的好人，也不存在绝对永远的坏人。好人、坏人，始终是动态的。这个时代充满诱惑，内心欲望，生活需求，时刻在与现存社会规则发生冲突。

　　从法律角度讲话，简单。走私多少钱，判多少年，或者死刑。从作品的深刻角度上来说，从人性的内心而言，商人奸诈，官员则有人好钱好色。不过，似乎人性的弱点就是走私这个现象的起始原因，发展的总根源，光写这些，东西就显得浅了。

　　站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立场，只要不走私毒品、军火、文物就不算犯法，反而可以拉动经济，繁荣市场，从而成为走私的保护伞。更有一些执法者和政府官员被走私集团拖下水，里外勾结，造成国家经济的巨大损失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损害。

　　任何地方，任何海关，一个人想走私，是绝对走不成功的。走私这根链条，一定是根腐败链。

　　用钱“买人”；走私分子“懂政治”

　　刘平的烟抽得很凶，茶室的烟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

　　刘平：走私的最大危害有三条：一是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二是掏挖国库的利益，三是腐蚀国家的干部。

　　记者：在一些常见的反腐小说中，腐败分子要么是天生的魔鬼，要么是误入歧途的羔羊，眼下又多了一种，似乎都是些有情趣懂生活的人，弄得就像哲学家似的。但我总觉得，个人生活并不仅仅是意味着一些“微观”的原因，一个“性本善”的人之所以会演变成为大走私犯、大毒枭，就一定有着相当深刻的社会环境原因。

　　刘平：我在《廉署档案》《走私档案》里出现的走私人物丁吾法，就是想体现我这样的一些思考。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资本积累到一定的规模，必定会对政治支配权产生渴望。要求通过对政治权利的掌握，来扩大资本的规模。这是非常自然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力。

　　记者：所以，在你的小说里，没有那种所谓揭示“第一桶金”的原始故事。那些“遥远”的事情对于你而言，似乎早就过去了，也许你是故意不再去重复它。尽管第一桶金的故事，也很曲折，也很肮脏，资本的毛孔里在滴着原始积累的血。

　　刘平：我关注今天，此时当下。中国改革开放20年，作为一段历史，以第一桶金为主要标志的年代已经过去。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财富的名分也已经确定，那些故事属于昨天，有关贫富的“现代观念”也已被人们接受。我接触到的，让我深思的，是在这些金子储备到相当数量之后的人的所作所为，从经济到政治的“递进”要求。

　　人的需求既有限又无限，在物质需求满足后，人的精神需求会上升到主导地位，成为一个人的内在动力。我有这样的几个素材，能够说明这样的事实。

　　十余年前，我在北京的一家饭店，偶尔听到了几位30多岁的年轻人的交谈。他们眉飞色舞，高谈阔论，他们认为：不想当总理的官员不是好官。口气何其巨大。我在旁边很感兴趣地边抽烟边洗耳恭听。他们中间有个人似乎是从中央机关辞职下海的，他的下海经商不是为了要挣多少钱，而是因为风云突变、仕途不畅，于是先到商海里扑腾若干年，赚上几亿几十亿之后，再杀回马枪，通过金钱的运作，参与选举，竞选市长、省长，重回政坛，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样的人物，在今天的中国，确有人在。他们力求快速致富，然而致富是手段，目标是政坛。即使在外国，几十个亿的利润数额，一个最成功家族也必须要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先商后官，先富商后大官，这样的梦不可能在一个人的身上就得到实现。就像我书里写的：一个梯队登不上顶峰。如是心态决定了他们的不择手段，“大步前进”。所以，我在小说里，一字不差地运用了这句“名言”。

　　记者：这样的人我也有所接触。有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10多年前跌了大跟头，他就从商，搞几千人的大厂子，早上念他的语录，进出搞军事化训练。他还在全国按“军区”设立大小办事处。赞助起来出手大方。真可谓迅速扩张，异军突起。其实，他的产品是经不起检验的。结果是大厦呼啦啦倾倒。这样的人，将政治上的暴发心态，运用到了经济操作上。

　　刘平：这样的人，有先天的政治目标，是有准备的坏。更多是有这样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声称自己的钱已经几辈子用不完，个人的消费欲望早已得到了实现，车有多辆，房有多栋，漂亮女人召之即来。他们用不着再对财富进行耿耿于怀的追求。他们开始渴望社会形象和上等的地位，不再满足于那种“巴子”形象。当死的房子和活的女人，都可如他的意愿手到擒来，他们更大的心愿是要让政府机构以我的意志为准绳，制定决策，使得自己获取更大利润和更强劲的社会影响力。

　　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当代优秀人物”的行为准则。

　　在他们行事的过程中，往往会有违反游戏规则的事情发生。

　　还有第三种人。一位朋友告诉我，曾有一位大企业家对某领导这样说：你不能贪钱，要当好官，而且要越当越大。你别的什么都不要考虑，你的经济和具体生活需求由我保障。这是一些非常现实的人，这样的做法也就是寻找代理人，寻找保护伞。他们自认为看透了官场，不屑一顾，不屑一入。于是，用钱买人，就像买样东西，听使唤就行。

　　记者：这就像厦门远华的赖昌星一样，依靠巨额资本的运作，杀入政坛，从而掌握握有权柄的政治人物。像买牵线的木偶一样。所以，人家讲，你的小说极富预见性。

　　刘平：走私分子非常懂得政治。不能让腐败分子控制政坛，这不是我的预见性，而是现实已经是如此。在走私的案件里，几千万的并不算大。厦门的案子，530个亿。你想想，一个老板拿出2个亿来买人，每个人给100万，他就可以买下200个人。到了那样的时候，本应该打私的人，自己在走私，在护私，这个反走私还怎么反！

　　我们讲打击走私就是讲政治，一是从扰乱国家经济建设而言，再就是绝不能让腐败分子控制国家的政治活动。

　　打私艰辛，丢官伤身惊人心

　　我和刘平谈起了最近的一些反腐败小说和电视剧。

　　记者：有位女作家写了个长篇小说，里面有个女关长，严谨至极，从来没有走过私。最终，为了自己女儿的一件事情，冒险走私案值几千万，案发，判了死刑。

　　刘平：我没看过这本书，不太清楚究竟写得怎么样。听你说来，我觉得这是编出来的故事。她具体写了怎样“天衣无缝”地操作吗？(记者回答：没有。)现在的走私，单据上非常干净，一点破绽没有。这些我在书里都写到了。再者，在现实社会里，一个关长的子女就走一回私，根本用不着动用老爸老妈，下面早就给你办妥了。还有，一个关长要临时走个私，你还真走不成，方方面面的卡子多着呢。

　　真正的走私，是早就伏笔千里的，是早就途径畅通的。临时抱佛脚走不了私。内外渗透，上下勾结，看不到当代走私的这个特征，就是看不到今天这场斗争的复杂和艰巨。

　　这样的书，也就是制造一点儿女情长，所谓矛盾焦点，容易出戏罢了。

　　记者：有的作家，生活已经“用”完了，于是只能搅动“杯水风波”。而读你的书，非常惊讶里面众多人物的真实度，栩栩如生。从省级人大主任到都市市长，公安局长到反贪局长，从“企业家”到投机家，从密友到对手，从情人到仇人，无不伸手可及。你书中的涉及面，从海关、港口、商检、税务、工商、边检、公安、银行、机关、媒体，直到国家级公司、军方和执法部门。其中人物是崭新的艺术形象，入木三分。真实来源于你的生活。像你这样现职的海关关长，在总署干过，又在上海那样的大口岸干过，别人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把有材料的机会。

　　刘平：我过去也没想到过我会写书。我写人，总的感觉是没完人。是生活告诉我，人都是这样的。我不刻意地制造什么。

　　我的第一部作品是《陷阱》，后来写《档案》系列。先是《廉署档案》，再是《走私档案》，现在在写第三部。以后还准备写“泪”，《官场泪》、《商场泪》、《情场泪》。我主动要求到湖州来，白天工作完了，晚上我就要求自己静下心来，上手写作，总得到下半夜。我写得很自然。也有人说我写得粗。我是心中有人，挤着要往外跑。我的写作宗旨：讲故事，有思想。

　　中央打击走私活动的决策，非常及时，极其英明。从1998年以来，大规模的走私应该讲是被基本遏制住了。大规模走私，暴力诱惑是一大原因，然而没有相当部分地方官员的错误认识，大规模走私也是不可能形成的。“中央决策，全国动员，只靠某一个部门很难击破拥有各种保护伞的走私链条。”

　　记者：看你作品，真是惊心动魄。我有个感觉，走私的很潇洒，打私的却神经紧张。

　　刘平：在企业不平等竞争的埋怨下，在地方领导和特殊法人的压力下，在促进为主的幌子下，有时回想当时的气氛，谁也很难保证自己在无可奈何的情景下卷入走私浪潮，而正大光明的反走私竟然要偷偷摸摸地去干，轻则丢乌纱帽，重则伤性命，那触目惊心的事实，真会惊出一身冷汗。(陆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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