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大小贪官落马后都有一个奇特现象，即给办案的纪检、监察留下大笔糊涂账并拒不交待，即便收缴了不义之财，贪官们大都保住了命，因为刑法对“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处罚只是“处5年有期徒刑或拘役，财产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及轻判，不利于发现案中案，更不利于查出腐败中的腐败。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不能成为贪官们的“挡箭牌”

　　胡长清案除法庭认定的受贿、行贿事实外，另外还有16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原中共厦门市委副书记刘丰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提供帮助，收受赖昌星等人的贿赂45.5万元，并有74.8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刘丰无期徒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原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蒋艳萍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捞取不义之财，经检察机关侦查，查获其拥有不明财产1000余万元，除去已查明的贪污受贿犯罪所得及其夫妻两人合法收入，蒋仍有493万元无法说明合法来源，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不管是胡长清还是蒋艳萍，他们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均是在贪污受贿查证后附带出来的，在这些腐败官员中因过于贪婪而“记不清”和“说不明来源”的太多。因为他们知道，同属贪污受贿，但只要查无对证，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刑法适用上也只是笼而统之地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从目前我国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来看，的确存在让犯罪分子有空隙可钻的漏洞。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界定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而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行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在主观方面必须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其巨大差额财产的来源是非法的。司法机关责令其说明来源时，本人拒不说明，或者有意编造财产来源的合法途径。这里所指的“不能说明”含拒不说明和作虚假的说明。所以现行法律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界定是清晰的。

　　法律实践中面临的问题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作了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着许多问题。

　　首先，刑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立案标准较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起点线的划分十分重要，过低有打击面过大之虞，过高有放纵罪犯之忧。新刑法出台后，立案标准在原基础上提高了3倍，和国家公务员较低的工资相比，无疑成了天文数字，从而在立案标准中放纵了一批腐败分子。

　　其次，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太轻。不管是1988年的《补充规定》，还是1997年刑法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此罪在自由刑上不分档次一律轻刑化，使此罪成了一些犯罪分子规避法律的空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较之同等数额的贪污、贿赂犯罪所受的处罚可谓太过宽大。再多的非法收入，再大的金额都没有处罚上的档次区分，显然会给犯罪分子以空子可钻。

　　再次，单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查处的少。原本是为加大反贪惩腐弥补立法不足而设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无形中成了网开一面规避法律的漏缝。司法实践中发现此罪容易，查处此罪难。

　　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消除了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法律空白，对于严密法网，有效惩治腐败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使那些拥有巨额财产而不能说清合法来源的人接受法律审判。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五年最高刑明显滞后，已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和严厉惩治腐败的需要，不利于威慑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因此，建议尽快修改《刑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条目，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划分若干档次，分档量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以死刑。

　　上述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引起法律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尽快从立法上加以解决。德林 正建 何英 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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