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同志，并留下她的电话，后经多次电话恳求，周大姐无奈同意了我的采访。

　　周秉德是周恩来总理三弟周恩寿的长女。周恩来夫妇无子女，周秉德在嫡亲侄辈中年龄居长，在亲属中她与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来往最密切，时常在中南海总理家居住或去探望伯父、伯母。邓颖超说过：“老大秉德和我们的感情最深。”

　　在采访周秉德的过程中，我得知了周大姐个人经历中的几个故事，现摘录几段，以飨读者。

　　故事一

　　他(周总理)和七妈(邓颖超)不准我们有任何特殊化，七妈经常讲：你们要靠自己奋斗，不能靠伯伯的关系而享受你们不该享受的待遇。记得我在女附中读书时，看到班里有的同学每到星期六就被小汽车、吉普车接回家，我去问七妈，七妈说：你应该坐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你伯伯的车是他工作的需要，怎么能专门接送你呀！从那时候起，三十多年我一直是骑自行车进出中南海。当学生期间，在中南海住时，都是到大食堂排队买饭买菜。

　　故事二

　　在我的档案里，只是在入党志愿书上填过伯伯是周恩来，其他简历也从没提过与总理的亲戚关系。在人事科，也只有科长看过我的档案知道这层关系，其他人一概不知，我也从不在外面说。但在工作上，我不会忘记自己对伯父、伯母的承诺，一定要做得最认真、最棒！1968年夏天，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武斗激烈，我已怀上第二个孩子七个月了，一个周末下班后，我提着两个包，挺着大肚子赶车回家，谁知走到街口，身后的游行队伍与楼里对立面的人骂起来，两派由骂到互掷石块、砖头，最后双方开枪了。随着枪声和人们的叫喊声，游行队伍顿时大乱，人们拼命地跑起来，我也挺着七个月的大肚子跑，但两腿就是不听使唤，子弹在我身边飞来飞去，有的距离我只有半尺。还好，这场路遇的枪林弹雨我还是躲了过去。事后听到有人议论：听说她是周总理的亲戚，怎么也和我们一样受这份罪！

　　故事三

　　我1964年结婚，1965年初，我丈夫沈人骅调到西安工作。5月份，中央下了文件，通知要精简北京市人口，在北京工作的夫妇双方，只要有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不论男女都要跟着调离北京。当领导通知我有这样一个文件时，我立即表态，我一定按中央指示办，等8月份生下孩子休完产假后立即调到西安去。

　　伯父和七妈对我随丈夫调离北京之事丝毫没感到奇怪，更没有一点干预。因为在他们看来，按党的政策办事，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

　　故事四

　　我四次送亲人的骨灰入海。

　　1976年1月，我最敬爱的伯父周恩来在病魔与“妖魔”的双重折磨下告别了人世。但使我震惊的是，伯父并没有因他的去世而终止对祖国的奉献，他要将自己的骨灰融入祖国的山川湖海，让骨灰变成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的公公沈谦身患绝症，在病痛中他留下遗嘱：“我一直敬佩周总理，更要学习周总理。我死后的骨灰，你们千万不要送进八宝山，你们帮我撒到江湖或树下。”我公公于1977年3月23日病故，我们将他的骨灰洒入天津塘沽海河入海口。

　　1992年一年间，我连续送走了两位至亲。先是这一年七妈病逝。7月18日我虔诚地来到天津海河入海口，参与到为七妈邓颖超的骨灰播撒的行列。12月27日，我婆婆病故，我捧着婆婆的骨灰，又一次来到海河入海处……

　　我和丈夫沈人骅相互约定：我们也要向先辈学习，走他们的路，向旧习俗挑战！1999年1月5日，丈夫沈人骅匆忙地走了。我又第4次踏上送别亲人骨灰的水路。

　　在世间，我的这些亲人们没有一块墓碑，但我对他们的怀念是深深埋在心中的，是永远不会忘怀的。图片提供／周秉德-文／本报记者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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