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上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在分析贪官如何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时，大都把这些贪官出身贫苦作为谴责他们不该走向犯罪深渊的一条理由。如广西贪官李乘龙、成克杰出身贫苦，海南贪官戚火贵出身贫苦等等。

　　可能是贪官的“发迹史”、“犯罪史”的轨迹差不多，有的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克隆”出来的，媒体对贪官的分析也大都是千人一面，成了“八股”。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中读出些令人深思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总爱把贪官出身贫苦作为一个重头戏，挥毫泼墨，大肆渲染？出身贫苦，根正苗红，这无疑是“文革”中所提倡的“越穷越光荣”的翻版，是极“左”思维方式的延续，是“仇富”心理的流露。如果按照这种思维定势，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今天，那些富家子弟当了官，便是“根不正、苗不红”了？同时，这也是封建思想在作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本是一介布衣，出身贫寒，提个一官半职很不容易，倘若当了大官，更是了不得，为什么不格外珍惜？对此稍加分析，不难看出，这种心理非常复杂，非常矛盾。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官员与贫寒是相对立的。按照他们的逻辑，贫寒人家是当不了官更当不了大官的。当官是富人的事。在这里，官员与财富是划了等号的，官员即财富，财富即官员。那么，一旦出身贫寒的人做了官，便意味着“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意味着他的财富与职位失去平衡。要他格外珍惜自己的职位又意味着什么？这显然是个悖论。

　　为消除不必要的误会，我认为，在对贪官进行分析时，最好不要涉及他的家庭出身问题。“文革”中尚且提倡“不惟成分论”，“重在表现”，何况改革开放都二十多年了，还大谈特谈“家庭出身”，会使人怀疑你脑筋还停留在什么年代。王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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