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不仅意味着要冲出自己固有观念的模式的“围城”，还意味着要敢于和善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青岛高新区创立的科技创新体系，就是创新的产物。它别开生面地叫做“科技创新孵育体系”，这让很多习惯于拿固有的模式来比拟的人们大惑不解：它是采用西安高新区模式，还是模仿苏州高新区？其实，青岛高新区的科技孵育体系和谁都不一样，它是在借鉴外地高新区先进的发展模式的同时，结合青岛的实际情况创新出来的。

　　（一）

　　这个创新孵育体系，以“生物谷”为代表。去年高新区确定了积极培育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三大支柱产业的思路，同时就如何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要发展就要先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自己的优势方面来寻找发展的突破点。

　　经过缜密的分析和调研，高新区认为，在电子信息领域，西安、北京、深圳、上海等地已经形成了较强优势，而在生物技术领域，全国其他大城市并没有形成绝对优势，青岛在海洋生物技术领域有着全国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人才优势，同时又有无可比拟的人居环境，假如发挥这些优势，同时再创造全新的体制和机制，就会形成一个发展生物技术产业上的明显优势。因此，高新区确定，把生物技术产业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突破点，同时创新体制和机制，搭建一个有利于各种创新资源整合、优化配置的平台，使科学人变成经济人，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产学研严重脱节的问题，使生物技术产业在最短的时间里，在高新区得到迅速发展。

　　于是，就诞生了“青岛生物谷计划”。作为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计划，“生物谷”主要通过官、产、学、研、资的结合，建立一个完善的创业体系，凝聚高层次的生物科学人才、技术成果和资金，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具有规范管理机制的生物高科技企业群体，进行生物技术产品的科研开发和产业化。这项计划包括政府支持系统、创业者系统、投融资系统、中介服务系统、专业孵化器和产业基地等内容的建设和建立。去年由政府投资，按照生物技术研究开发的要求，把原管委办公大楼改建成了1.8万平方米的生命科学院。今年以来，“生物谷”初步形成了以大学和科研院所为技术源头、政府支持服务为保障、专业孵化机构为推进器、高新区为产业基地的较完整的发展框架。

　　（二）

　　“生物谷”首先是一个创业的平台，创业者的乐园。人们注意到，最近不断有国际国内著名的生物领域的科学家来到高新区，像英国剑桥大学试管婴儿中心主任皮特·布瑞斯登、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干细胞专家凯瑟琳·维尔法伊等。这些科学家都是“生物谷”技术源头的组成部分。在生命科学院，我们看到，30多家科技型公司都是由来自国内外的创业型科学家带着研究成果，和投资者共同组建并在这里注册，有的公司还在产业基地购地建厂，进行产业化。中科院发育生物研究所所长孙方臻博士创办了剑桥湾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留美博士赵春华创办了赛奥（青岛）科技国际医学研究应用中心有限公司，并于8月31日在产业基地建立了全国首家中美合资的干细胞组织工程基地。

　　高新区管委设立了8千万元的科技创新基金，以各种方式进行引导性投资，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贷款、投资等多种形式对这些科技企业进行资金支持。并成立了高新区科技开发公司，具体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为企业提供服务。

　　（三）

　　不难看出，生命科学院即是一个研究场所，有研发机构的办公室、实验室；又是一个经营场所，有公司、企业；它是孵化器，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孵化器，它里面的每一个公司都是一个以生物技术成果产业化为归宿的创业平台，都有吸引人才、集成成果、吸纳资金的功能。像孙方臻博士的公司，已经与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中国学者及外国学者签约，吸引生物技术领域国际顶尖级的人才，以学术交流、来青讲学、导入科技成果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和剑桥湾合作，使剑桥湾成为一个集聚国际领先水平的科技思想库、成果库，同时引入国际国内的资本，使科技成果源源不断地进行产业化。其它的公司的后面，也都有丰厚的人才、成果资源做支撑，和其它的要素以产权及共同的利益为纽带，在这里实现新的组合。在这个过程中，让每一个科技人才由过去固定在一个单位的“科学人”，变成在市场上流动的“签约人”，也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通过人的行为的调整，实现产学研的密切结合。

　　整个“生物谷”，就是一个由创新型人才、科技中小企业、研发机构、风险投资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孵化器集成的吸引人才、集聚成果、吸纳资本的开放平台和系统，这个系统有若干个子平台和子系统，同样也是开放的。他们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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