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3天，一批“骨头案”被执结，多名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被处司法拘留。

　　被执行人唐某拖欠债务47万余元，一直逃逸在外。卢湾区法院执行法官根据线索，连夜赶赴山东济南将他就地司法拘留。唐被迫筹款10万元还债，并与债权人定下其余债务的还款期限。“会战”打响以来，卢湾区法院执行到位标的款70多万元，扣押桑塔纳轿车一辆，司法拘留2人。9月4日凌晨2时，徐汇区法院出动50多名干警，兵分八路对部分单位和个人强制执行，拘传19名被执行人，扣押了3处财产，对6名被执行人处以司法拘留。长宁区法院执行庭安排警力赶赴江苏、浙江等地，扣押轿车1辆，查封卡车5辆。该院三天来执行标的款超过100万元，查封房产一套、财物若干，司法拘留1人。闸北区法院连续10天开展夜间集中执行，首次行动就查封扣押轿车、空调等财物价值22万余元，迫使一人自觉到庭履行欠款，两人及其家属当场履行。执行“会战”令被执行人感受到“高压”。一名被执行人正在山东出差，他的家人告知上海法院正开展集中执行，他马上打电话到法院，表示立即回上海履行。

　　连日来，各法院接到大量群众举报线索。长宁区法院三天里接到几十个举报电话，提供有价值的执行线索7条，涉及案件标的额114.87万元。

　　市高院副院长傅长禄再次告诫公告案件的被执行人：抓紧履行义务，等到法官上门执行则悔之晚矣。暂时未上公告名单的也要认清形势，不要心存侥幸。

　　幡然悔悟当场履行

　　“我真是不值得啊，为了逃几万元债，东躲西藏，落得人财两空……”戴着手铐，濮某一脸后悔。这是虹口区法院昨天召开的集中督促执行大会上的一幕。

　　6年前，濮某为做生意向朋友陆某借了5万元，因生意失败而起了赖债的念头。为了逃债，他和妻子商量离婚，房屋财产等归她所有，自己孤身一人离家躲债。不料妻子假戏真做，携带家财另嫁他人。6年来，濮某整日提心吊胆，不料几天前在逛商店时偏巧被陆某撞见，当场扭送法院，结果被司法拘留15天。

　　在集中督促执行大会上，濮某的这一番“现身说法”，令座下近80名没有及时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陷入沉思。被执行人周某也在会上发言。前几天被虹口区法院公告后，他在住处成了“新闻人物”，每当他露面，左邻右舍就指指点点。9月3日，法官再次上门，虽然没有找到他，但备感压力的周某次日一早就主动跑到法院，表示愿意履行义务。

　　法院的安排果然奏效：当法官大声询问有谁愿意当场履行时，好几名被执行人立即举起手。一名男子犹豫了几秒钟，终于举起手。就像发生了连锁效应，当这几个人上台掏钱还债时，几名刚才没举手的被执行人也跟了上来。散会后，又有一拨被执行人来到法院执行庭……

　　破解“六大难”

　　据了解，近几年上海法院判决、调解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近60％，其中四分之一的案件最终被中止执行。“执行难”最突出地表现在三大类案件：民间借贷纠纷、房屋迁让纠纷和房地产纠纷。“执行难”究竟难在何处？市高级法院执行庭负责人向记者作了介绍。

　　一难，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逃避执行；二难，一些“烂尾巴”房产由于法律关系复杂、经济纠纷较多，导致房产难以变现，执行周期拉长；三难，当事人合同风险意识差，轻易和“皮包公司”签合同，一旦涉讼，对方不是逃之夭夭，就是身无分文；四难，少数企业效益差，偿债能力弱，一旦法院强制执行，势必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影响职工生活；五难，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阻碍执行；六难，法院内部规范、执行队伍素质、装备等方面存在不足，影响执行质量。

　　为缓解“执行难”，近几年上海法院先后推出五大措施：

　　执行案件排期流程管理机制：将6个月执行期限，按照执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设立节点，通过节点管理，加强监督控制，防止执行人员随意执行，产生“胡子案”、“抽屉案”。

　　执行长负责的合议执行机制：变“单兵作战”为“协同作战”。由执行长带队，三人以上共同执行，增强威慑力、提高执行效能，同时克服执行员个人执行缺乏监督、随意性大的弊病。

　　案外人异议听证审查制度：听证增加了执行工作的公开、公正性，有利于得到当事人的配合。

　　执行财产调查制度：市一、二中院相继成立执行财产调查科，专职调查隐匿、转移财产行为，如发现被执行人触犯刑法的，立即移交刑事侦查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协助执行网络：部分区县组成由法院、公安局、司法局参与的司法协助执行网络，利用“110”网络和司法局工作网点，使法院及时获得执行线索和其他部门的支援。

　　还需合力作战

　　解决“执行难”，法院固然需要继续改进措施、加大力度，但法律界人士认为，还需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首先要提高当事人法律意识、合同风险意识。静安区法院曾受理一起案件：私营业主王某专门经销汽车防冻剂，在南汇一家贸易公司任总经理的小学同学陈某自称能代王销售防冻剂，王也未详细调查对方底细就将大批货发出，不料陈某从此消失。王某将陈的公司告到法院，虽然打赢了官司，但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却发现对方其实是负债累累的“皮包公司”，仅有的一点固定资产早已被其他法院查封、扣押。由于陈某不知去向，此案只能被中止执行。

　　缓解“执行难”，社会各方的支持十分重要。一些有法定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不协助法院执行，人为造成“执行难”。有的银行默许被执行人多头开户，导致法院难以查询；有的向被执行人通风报信，协助转移存款、逃避执行；有的阻止法院办理查询、冻结、划拨手续。近日，卢湾区法院执行员前往本市某银行查询被执行人储蓄存款情况。该行接待人员以内部规定个人储蓄帐户不接受查询为由，不予协助。法官当即告知有关法律规定以及协助执行的义务，但该行工作人员仍坚持己见。在接连三次遭到阻挠后，法院依法对该行处以3万元罚款。

　　还有一些法律专家认为，“执行难”反映了社会信用恶化的现状，有必要研究建立个人和企业的信用监管体系。据了解，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公民、企业的信用制度。谁违背信用原则，故意拖欠、逃债，都会记录在案；个人信用值一旦下降，无论贷款买房还是投资经营都会处处碰壁。值得欣喜的是，据悉，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已率先在上海问世，已有200多万上海市民拥有“第二身份证”。

　　解放日报记者朱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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