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啊我的父母

　　为哺育我长大付出多少辛苦！

　　出风入雨不知春秋

　　披星戴月不避寒暑

　　农民啊我的亲人

　　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我一颗赤子之心

　　(作者李昌平)

　　第一次见到李昌平，他是作为嘉宾参加广州的一次活动。当主持人介绍他时，他恰好出去了。机灵的主持人幽默地说：“李先生给总理打电话去了。”

　　李昌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正是因为他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然后仕途“一败涂地”——由于各种压力，他不得不“自愿”辞职，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

　　李昌平给人的印象一点也不酷，在荡漾着平和谦逊的笑容里，不容易感觉到他内心的激昂。而我觉得正是这种质朴与某些张狂的不切实际的思想家相比，显得更令人信服，那是缘于生活的一种真实心态。

　　那是一段郁闷的日子

　　1999年月12月，李昌平任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

　　有几件事让这位新上任的书记不得安宁。侯王村的侯大爷和他老伴儿都70出头了，他们步行10多里找到了李昌平：“李书记，我们都快要入土了，还要交‘人头税’。望着步履蹒跚的老人，想到他们全年交了900元“人头税”，李昌平说不出话来，他无法给老人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所谓的“人头税”，就是所有的税费按拥有的田亩缴纳后，不足部分按人头分摊下去，哪怕老人孩子也不例外。

　　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1999年，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不足1000万元，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用来上交还不够。

　　种田能手李开明，1999年种18.3亩，收粮18000斤，但是由于粮食市场封闭运行，粮食只能以每市斤0.35元出售(国家保护价0.55元)，粮食部门仍以没有仓容为由拒绝收购。李开明说，明年打死我也不种田了。

　　要过年了，李昌平到处求人借钱，全乡360个干部包括老师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好歹要让他们对老婆孩子父母有一个交代啊。1999年，全乡新增债务1100多万元(高利贷)，全乡三级(村、区、乡)债务总额高达4700万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占60%。

　　但是，李昌平每次到县里开会时，会上说的与实际情况相差极大。比如，1999年上报全县农民负担比去年减少4000多万元，实际上增加负担2亿元。会上说监利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实际上全县80%的农民种田亏本，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

　　为什么我们的干部不说真话，对农民疾苦、对农村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呢？李昌平有话要说，要说实话，说真话。

　　说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

　　2000年3月2日夜晚，思忖着上任两个多月来碰到的种种窘境，李昌平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这盘残局该怎么下？李昌平拿起了笔，想给县领导写封信，写了很久却写不下去。他想，自己知道的，当地领导也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心里的话如鲠在喉。对，给朱镕基总理写信，一定会有效的。找到了合适的倾诉对象，李昌平直抒胸臆，一吐为快，为他笔下的农村农民，为自己的真诚表达，为倾吐所带来的快感，他一边写一边流泪。

　　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作为经济学硕士，李昌平引用了很多很简单，又是触目惊心的数据，综合起来就是很简单的结论：农民负担太重，种粮税高价低，农业劳动力大批外流，最后自然是农业生产的凋敝和农村基层组织在经济上的困顿。……然后，他建议：“坚决刹住浮夸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结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这封4000多字的信，凝聚了他多少感情与思考！但他写完后并没有立即发出，他设想着这封信发出去以后的种种可能性：或者国务院会把信批示到湖北省，然后层层下批，到了县里，这样就可能不了了之；或者中央会直接派调查组下来，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去。后者是李昌平所希望的，但无论如何，只要这封信引起了关注，他自己就可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促使李昌平义无反顾地把信发出去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县委作出决定，2000年的农民负担与上年基本持平，个别项目比上年略有增长，李昌平估算了一下，棋盘乡的农民人均又要多负担200元；第二件事是县委要棋盘乡在县农村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畅谈棋盘乡2000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宏伟构想，讲稿早就写好了，通篇是大话，只要李昌平照着念。李昌平不得不红着脸念完了，觉得自己真丢人。

　　3月8日，李昌平回县城，把信交给了妻子，想听听她的意见。妻子看完信流了泪，默默地走到他的身边，把脸贴在他的背后。她帮他把信发出去了。

　　至此，李昌平松了一口气。他有预感，这封信一定会引起重视，因为他倾注了真情，写出了实情，凡是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人，都会被感动的。而且，时值春耕，正是农村大忙时节，农村工作应该是中央工作的重点。

　　一样的事实，不一样的态度

　　李昌平明白立言先立行的道理，信发出后，他立即着手棋盘乡的改革：一是以土地流转的方式，解决弃田撂荒的问题，让外出打工的人走得舒心，种田的人种得安心；二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三是精简机构，合、撤、甩、辞。

　　同时，李昌平在静观其变、静候佳音。

　　4月1日，中央调查组的两位同志来到了监利，他们没有惊动县领导，而是直接与李昌平接上头，调查组的贺处长出示了中央有关领导指示他们实地暗访的批示。

　　在此后的4天时间内，调查组走访了不少乡村和农民，情况正如李昌平反映的，有的还更严重。两位处长百感交集：他们感到奇怪，中央政策在下面怎么就成了这样；感到伤心难过，农民怎么这么苦；感到愤怒，地方怎能把中央的政策当成儿戏？

　　中央调查组刚走，庞大的省市县调查组来到了棋盘，对棋盘的各项工作进行调查，李昌平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局面。比如，粮食部门的同志来调查落实中央粮食收购政策时，只看收购凭证上的标价，每斤0.55元。至于农民为什么实际结算价只有0.38元／斤，他们不管，他们说凭证是事实。县检察院到李昌平工作过的地方调查他的经济问题。在县里开会，李昌平不得不单独坐一个位置——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基层干部越级向上反映情况，就等于告本地官员的状，就是给本地抹黑。

　　李昌平痛苦地等待着转机。

　　5月8日，农业部打来电话，朱总理等在中央暗访组的调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正在着手研究解决农村突出问题的办法，希望棋盘乡大力改革，年底再来检查。

　　6月6日，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一行到监利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认为监利县棋盘乡等一些乡镇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立即着手进行改革。

　　至此，一场以棋盘为中心的湖北省农村改革正式登场了。棋盘乡农民负担由1999年的1382万元减到2000年的589.71万元，撤(管理)区并精简人员150人；清理整顿高利贷，减本降息；建立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比上年节约非生产性开支400万元左右。但另外一面，本来已经升任副市长的原县委书记，被认为要对监利的问题负有责任而重新调回监利工作；县“四大班子”领导的专车取消了，全县40辆超编小车被收缴或拍卖；一些重复设置的机构合并了，人员精简了；原来只有五六百块钱的干部，现在每月又少拿了150元；一些乱收费的单位的特权受到了限制；全县清理整顿高利贷，放高利货的人不少是干部，断了他们的财路……

　　“我成了矛盾的焦点。”李昌平很明白自己的处境，他知道自己在监利无法呆下去了，走为上策。

　　我仍然依恋着土地，依恋着农民

　　9月16日，李昌平给县里打了辞职报告。

　　当不少在外打工的监利人听说回家种田有了保障，开始纷纷返乡的时候，李昌平却一个人孤独地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目的地是深圳。

　　“今后深化改革，关键是精简机构和人员，我下海打工，也是对县乡机构改革的促进。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干部到市场里找饭吃，不要两眼盯着农民‘布贴布’的口袋。”李昌平说得是太轻松，还是太沉重呢？

　　李昌平在深圳的蓝田分公司当总经理，有6000块钱的工资，相当于他在乡里一年的收入。

　　2000年12月，李昌平以占总票数37.85%的高得票率当选《南方周末》与新浪网评出的“2000年度人物”。一位选民说：“选李昌平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他堂吉诃德式的举动，也不在于引发了当地机构的精简与改革，最重要的是他把问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讲实话的基层官员。”“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第一是良心！第二是良心！第三还是良心！所以我投李昌平一票！”

　　这期间，李昌平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有农民、大学生、乡镇干部、知识分子，他们表示关注、忧虑、支持，其中一个叫杨子立的诗人寄来的诗《农民——我的亲人》最令李昌平血脉贲张，他反复地吟诵——

　　农民啊我的父母

　　为哺育我长大付出多少辛苦！

　　出风入雨不知春秋

　　披星戴月不避寒暑

　　……

　　农民啊我的亲人

　　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我一颗赤子之心

　　……

　　2001年1月，李昌平再度辞职。原因是他原来所在的荆州市领导发现了他在蓝田公司工作，向蓝田的老总打了个招呼。因为蓝田的基地在荆州，老总会很难做，他不想给公司添麻烦，于是主动辞职。

　　现在他将到一本时政杂志当记者。

　　采访后记

　　我问李昌平，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

　　李昌平说：我很随和，与领导、与同事、与朋友都很容易相处，有极大的同情心，同情弱者。而另一方面，做事很认真、很有原则、很严谨。

　　性格就是命运，这些性格的因素使李昌平或者埋头干，要讲就讲真话。

　　李昌平不是一介莽夫，多年的官场生涯使他很清楚说真话所要付出的代价，知道要被认为“政治上不成熟，靠不住”。当结果如他所料时，他坦然相对。他说自己是带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情离开家乡的。至今，他无悔走过的路，轰轰烈烈地做了一件正义的事情。

　　身在繁华的都市，李昌平用一口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诉说着关于农村的故事，丝毫掩盖不住他对农村的焦灼与牵挂。不过，他的思考重点也开始向实用型经济倾斜。他举了一个例子，监利盛产螃蟹，但销路很不好，大闸蟹1公斤才卖30元，又不能放在塘里留着，这些螃蟹一旦交配就会死去。那是无序、过度生产的恶果。所以他在棋盘乡时，就大力推行养黄鳝，因为黄鳝现阶段不能人工孵化，资源有限，是湖区的优势。结果，现在黄鳝的销路与价格都很好。李昌平说自己现在最希望找到一家有实力的企业，开发家乡丰富的水产资源。“这才是农民的富裕之路。”

　　作为一个经济学硕士，李昌平这个乡党委书记无疑有了一个制高点，有助他宏观地看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失误提出质疑，同时在管理上可以减少盲目性。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更需要有高素质的领导和干部，一旦他们“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有能力带领农民脱贫致富。

　　可惜，象李昌平这样的农村干部只是沧海一粟！而这“一粟”也不得不飘泊江湖，唏嘘中让人感到悲壮。(《黄金时代》2001年第9期邓毅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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