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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彬副市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介绍———
路顺了、天蓝了、街宽了、坑没了、楼靓了、涌清了……在离广州完成
“三年一中变”时间越来越近的日子里，老百姓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了广州
城市面貌的变化。
这变化因何而起？这变化难在哪里？这变化意义何在？……说起这一切
，作为广州主 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李卓彬，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不胜
感慨。他向本报记者介绍了“中变”一些鲜为人知的事。
省委、省政府赠三大法宝：一个口号、一个机构、一笔钱
记者：李副市长您应该参与当年提出广州“小变”、“中变”的决策，
那么当时提出这一决策的背景是什么？
李卓彬（以下简称李）：应该说提出这一决策是省委、省政府总体发展
决策的一部分。到1998年，整个珠江三角洲内存积累已经达到了一定程
度，省委、省政府便因应时势，提出把以前划分的珠三角和东、西两翼及广
大山区三个经济层面，调整为四个发展层面，在珠三角突出两大中心城市。
这是城市经济格局的大变化。然而这时广州城市发展的脚步却正在放慢。1
998年3月广州人大会期间，人大代表提出了4个不满意：交通阻塞、空
气污染、城市面貌脏乱差、城市治安恶化。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当年7月，
市委、市政府决定组织4个专题组去上海学习，我是城建组的领队。
记者：去上海学习有收获吗？
李：不仅仅是收获的问题，应该用震动来形容，是非常大的震动。在上
海的几天里大家分头了解情况，收集资料，越了解越觉得坐不住。回来的前
一天，大家讨论决定向常委会重点作城市建设管理的调研报告，请求给多一
点汇报时间。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由原来的15分钟汇报时间，增加到1
个半小时。记得当时是星期天回广州，常委会是星期一开，汇报材料《学习
、借鉴上海经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我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
作新局面的报告》是连夜加班赶出来，到星期一凌晨才完稿。报告分三个部
分：一是上海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主要经验，二是调整思路，突出重
点，加快文明城市建设步伐，三是提请市委、市政府研究的一些问题。汇报
的情况在常委会上得到了一致认可，黄华华书记和林树森市长交换意见之后
，宣布这次常委会就专门研究城建问题这个报告最后还以市委、市政府的名
义转发至各区及委、办、局，并提交省委、省政府。
记者：那么正式提出“小变”、“中变”的口号是什么时候？
李：是在1998年的7月28日，省委来广州开现场会的时候。在现
场会上，李长春书记提出，广州要一年改变脏乱差面貌，实现环境面貌一年
一小变化；三年完善广州基础设施，弥补原来的欠账，有一个中的变化；到
2010年广州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有根本性变化，率先实现现代化。李长
春书记这段话后来被总结成：“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2010年一大
变”。
记者：既然是省委、省政府的总体决策，那么省委、省政府有没有给广
州什么政策？
李：给了三大法宝，即一个口号、一个机构、一笔钱。一个口号就是上
面总结出的；一个机构，就是成立广州城市建设管理协调小组，小组由黄华
华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担任组长，广州军区谭冬生副司令员、王岐山副省长
、汤炳权副省长及林树森市长任副组长，省委、省政府委、办、局主要领导
及驻穗部队、中央机关的直属单位领导都是成员，办公室设在广州市政府，
明确在广州范围内只有一个行政执法主体————广州市政府，这就保证了
后来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实施，得到各部门的大力配合；一笔钱即是从广州
财税上交超收部分，省里每年返回10亿元，连续3年，专项用于广州市政
建设。
变化从拆违建和收地开始，几年间市政建设投入接近600亿元
记者：省委、省政府给了这么大的支持，应该一切工作都非常好做了。
李：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当时心里无底，压力非常大。主要是欠账太多
，问题积重难返。再有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我们抓住了一个很好的
机遇，就是当时恰逢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决定扩大内需拉动经济，拿出20
00亿信贷计划并重点向城市基础设施倾斜，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更加宽松
的环境。
记者：那整个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李：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过量批出土地，造成城市无序蔓延，以道路为主
的基础设施欠账严重，建筑太密，绿地太少。老城区作为开发用地红线基本
划光了，所以我们下决心收地，明确2年没有开发的闲置土地全部收回。这
3年共收回用地通知书和注销用地红线共16·6平方公里。收回闲置土地
，控制了城市的无序蔓延，防止了老城区的破坏，调节了房地产市场的供需
平衡，抢救了一批文物单位。与此同时，从1998年开始一寸土地也不划
拨，全部公开拍卖。然后就是拆除违章建筑。当时违建的情况非常严重，“
拆围墙建商铺，切马路建市场，拆公园作餐厅、填耕地建集资房”的“顺口
溜”是最好的写照。拆违章刚开始真难，群众更是对政府没信心。但事实表
明，这次政府是铁了心的，而且各种拆迁的补偿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拆违章
建筑一律不给补偿，市政动迁一律给市民实惠，慢慢地也就形成了合力，到
后来就越拆越顺了。拆了之后就是建，各项市政工程陆续开工，而且是要求
所有工程开工前必须做好交通疏导方案。当时的“拆”、“建”尽管给市民
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老百姓却认为“长痛不如短痛”，说明老百姓这次
对政府有了充分的信心。
记者：在拆违章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如何防止新的违章出现？会不会
出现乱了治、治了又乱的局面？
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思考得最多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
，在于各单位画地为牢，以地生财，因此市委、市政府花大力气推进的另一
件工作，就是对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改革实行两级政府（市、区）、三级
（市、区、街道）管理、四级（市、区、街道、居委会）网络管理模式，把
管理的权力下放。街道、居委会的工资收入全部由财政拨款。接着又成立城
市管理的综合执法队伍，进行集中行政执法。而这支队伍也实行全额拨款，
收支两条线。因此可以说，“中变”是一个多管齐下的治理过程，包括观念
的转变、机制的建立、措施的健全等。
记者：这几年来广州市政建设的投入非常多，达600多亿元人民币，
是解放以来投资总和的几倍。我想大家可能也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些
钱从哪里来的？前面您也谈到钱的问题是个大问题，怎么一下子又有钱了？
李：的确，如果光靠政府财政，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我们一方面是抓住
国家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政策，积极申请国家的政策性支持。另一方面是
把快速路网等可以收费的基建项目，立项申请，以收费作保证，向银行贷款
。这是最大的资金来源。第三是强化土地经营，清理闲置土地，全面启动土
地招标拍卖有形市场，以地生财。这几年每年都有近10亿元的土地收入增
长。再有就是城建税费杜绝行政减免，清理老账加快追收。去年这项收入达
20多亿元。同时发挥多方面积极性，区、镇、村对城建投入的比例也越来
越高。还有推行公共绿地认养或共建等政策，加快绿地建设。
记者：筹来这么多钱，那么如何保证用好，防止腐败产生，对此大家也
非常关心。
李：是啊！钱筹来不容易，如果不用好那实在是让人痛心的事。所以我
们出台了几个措施。一是所有工程招标。这三年来从招标中就节省了几十亿
。二是专门成立建设科技委员会，对所有建设项目进行设计审查，这样从中
便节省出一大笔钱来。第三是加强施工管理、监理，减少修改，节省投资。
我们本着这样一个原则：给老百姓的优惠，给环境的优惠，政府决不痛惜；
但让包工头从中捞钱则决不允许。
“中变”最大收获是老百姓对政府有信心了，为作为广州人的自豪感倍
增了
记者：李副市长你觉得“中变”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我个人看来，最让人满意的，应该是老百姓对政府工作有信心了，
为作为广州人的自豪感倍增了。1997年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老百姓
对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满意和基本满意率只有27％，1998年上半年为
34·6％，但通过“一年一小变”，到1999年，这一指标就上升到9
3·6％，今年的测评满意程度就更高了。
记者：你既是副市长，也是广州市民，那么你心目中的广州应该怎样？
你所理解的文明城市又是怎样的？
李：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有三个标准：一是城市健康、可持续发
展；二是经济繁荣、有效增长；三是社会稳定、业泰民安。应该说目前广州
正逐步做到。
番禺花都改区像给雄鹰松了绑，使广州可以伸展手脚大发展
记者：将来广州的发展方向方面，你有考虑吗，是否可以谈一谈？
李：这些年来人们最有意见的是广州的规划问题，这有受行政区划局限
的客观原因。广州一直是呈L型带状发展，特别不利于城市的规划，因此番
禺、花都的改区势在必行，这对广州来说无异于给雄鹰松了绑，使广州可以
伸展开手脚、展翅腾飞了。这样广州在定性、定位、定向、定量方面都有必
要作新的调整。2000年，我们开始筹划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征求国
内外专家意见，从而形成了全国第一个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在这个规划中，
广州的定位是要加速构建经济发展三大支柱平台，即空港、海港、信息港，
形成大型的物流中心和产业发展带；城市建设形成“山城田海”的格局，即
以广阔的北部山林为生态依托，构建多核心、多组团的网络化城市，以绿地
良田为生态隔离，面向大海发展最适宜创业发展和居住生活的国际现代化区
域中心城市，这是对原来城市格局的一个大突破，是发展战略中的新概念；
整个城市发展原则是“南拓（指城市中心）、北优（指城市功能）、东移（
指产业）、西联（与佛山、南海的联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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