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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38岁，经济学硕士。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
2000年2月10日，李昌平含泪写下一封“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的长信，上书国务院；3月下旬，国务院领导作出批示，农业部派员暗访监利县。随后，一场“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在监利展开了。
然而，李昌平终于含着泪水离开了棋盘乡。他远走南方，改名谋职于某公司。今年2月，改了名的李昌平再次为那封震动高层，并惹来无数麻烦的上书，又一次失业。9月1日，李昌平来到北京。今年9月初，笔者见到李昌平。这个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在饱受576个日夜的煎熬、240多天漂泊之苦后，转变为一个“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者。
笔者与李昌平的一席访谈，铺展出这位来自底层的学者的“农民心”。
笔者：这些年的经历，使你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有切肤之痛，这是不是你上书中央的原因之一？
李昌平：当然是。我觉得，如果农民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希望，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出路。在很多地方，农民几乎没有现金收入，没有消费能力。我们经常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而70%的农民如果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我们的经济怎么发展呢？如果农民子弟不能得到良好教育，生活没有保障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笔者：你如何看待你的18年农村工作经历？
李昌平：在监利县，从能力、知识、水平、廉洁、经历等方面来考察，我都是公认的好书记。但说心里话，我对我工作过的地方的农民常常有一种忏悔的心理。我不敢代表所有的官员，但我可以代表我自己向农民忏悔。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更应向农民忏悔，因为我们向农民要得太多了，农民的人均收入2000元不到，我们找他们人均要300元，心酸啊！有多少农民的子女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有多少农民生病得不到救治，我救助过的农民很少，我作为公仆是有罪的。对我来讲，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是我向农民忏悔的开始吧。
笔者：你在湖北、北京、广东的一些大学作过演讲，反映如何？
李昌平：同学们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当我讲农村的一些情况的时候，许多同学哭了，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孩子，因为他们对亲人的痛苦、家乡的凋敝有着特别的感受。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子弟，有许多人是牺牲了弟弟妹妹求学的机会才来到学校读书的。
笔者：是不是这些来自草根的力量激励你继续为农民鼓与呼？
李昌平：我要告诉更多有知识的城里人：农民很苦，农村很穷，农业很危险；中国的问题，如高犯罪率、水土流失、自然灾害、沙尘暴等，其实是农民问题的延伸。我希望更多的农民的孩子，不要忘了母亲。我希望母亲成为更多人心中的鞭子。
笔者：你给中央领导寄信后，引发了一场监利的大改革，你对这场改革怎么看？
李昌平：我以前不认为，现在同样不认为监利改革是个好的解决办法，确切地说，当时中央领导批示后，监利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触到问题的根本。
笔者：也就是说监利县农民负担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李昌平：我想，从客观上来说，目前监利农民负担的根源还是存在的，农民养活的乡村干部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减少，至少这种减少并没有制度上的保证，那么农民负担就有可能只是变换了形式，实际负担的减少就要打上折扣。
笔者：你是在反思监利改革？
李昌平：我一直在反思，而且我一贯坚持这样的观点：必须重构县乡政府体制，而不是简单的机构改革的问题。不重构政府，改革找不到动力。重构政府，必须有农民的适当参与。
笔者：依你的基层工作经验来看，在农村实行费改税政策，对解决农民负担有多大作用？
李昌平：我认为中央的用意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但我想“机构改革”如果不能到位，吃“皇粮”的人不能实质性地减少，农民负担有可能还会增加，最坏的结果是税增加了，费却没有减下来。
笔者：你的担心不无道理，“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具体难在哪里？
李昌平：我总结，从地方而言，
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几个迈不过的坎：首先是人要减下来；其次是农村中的教育问题，现在县乡财政的大部分用于教育，并且这种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靠乱收费才能维持，如果不许乱收费了，9年义务教育就画饼充饥了；第三个是农村(县乡村)债务问题，按照我的估计，从全国的角度看，这笔债务在6000亿元左右，其中最难处理的是民间借债，利息有的高达40%，最保守的估计每年的利息高达500个亿；第四是涉农政策的执行动力问题，目前，执行这个政策主要是靠乡里县里的干部，而改革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执行的动力没有制度保证。
笔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农民负担是不是可以减轻，关键是农村机构改革。
李昌平：这种“机构改革”确切地说是农村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第二次“革命”就是县乡的“机构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属于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范畴。
笔者：你所说的第二次革命，实际上很多人都提过，但机构改革如何运作，运作的方式是什么，还需要实践去解决。
李昌平：前不久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谈重构县乡政府职能，我说的“机构改革”的实质是如何重构县乡政府体制，修修补补是不行的。比如目前农村中的许多机构是没有必要设置的，在农村，许多部门只能靠收费养活自己，怎能不成为农民的包袱。
笔者：怎么理解这个大手术？
李昌平：如何动这个手术，这是一个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的问题。但无论怎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都要解决改革的动力问题，确切地说既要给地方政府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又要给农民监督政策执行的权力和动力，这样政策的推行才有保障。
笔者：怎么动它？
李昌平：首先，必须彻底改革现行干部制度，政府班子和政府部门最起码要做到在岗即官，下台即民。其次，解决县、乡政府重构需要民间的力量与中央政府的强制力量相结合。这一步必须要走。最后，人大和人民代表在此基础上进行监督、质询、罢免、弹劾。
笔者：这是一个很难的手术。
李昌平：现阶段以县乡为突破口进行改革是最理性的选择；主动推进县乡民主政治建设是明智的选择；利用农民的力量解决基层社会全局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这是我18年农村工作的结论。(王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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