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距离“九一八”国难纪念日还有两天的时间，清晨记者来到东北烈士陵园，这里的工作人员已把烈士们的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还没到“九一八”纪念日就已经陆陆续续有不少人前来祭扫了，而且还有不少家长领着特意孩子从外地赶来。

　　“九一八”事变已过去70年了，能够为我们今天的青少年讲述那段历史，并证言那段历史的老人已存世不多，在“九一八”事变70周年来临之际，记者几经寻访找到了4位当年日军侵华战争的见证者，他们都是这段历史的活证，他们的每一段讲述都将带给我们对那段历史深刻的回忆。

　　两次死里逃生都是战友救了我

　　李桂林，今年78岁，解放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总务长位上离休。他是抗战进行到1943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仅仅幸存下来的7个人当中的一个。1931年的冬天，日本鬼子闯入了他在东北肇州的家。原本平静的生活从此被打破。“日本鬼子把屯子里所有的人都从房子里赶了出来，集中到一片水塘前进行奴化教育。从此以后我们自己种的谷种不让吃，村里经常有人被抓去作劳工，从那时起我就想这种亡国奴的日子是不能过的。”1940年李桂林加入了转战到三肇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3路军第12支队，开始了与日本军的战斗生涯。他们大多数时候生活在大山里，渴了喝雪水饿了吃野菜、树皮。每天在枪林弹雨里穿梭，但李桂林的身上却没留下一处枪伤，李老说，他的几次死里逃生都有战友的舍命相救。

　　“1940年10月末，在肇源县的傲木台附近我们的游击队伍被敌人发现了，当时我军只有200多人，而鬼子却有七八百人之众，两台击枪都已经打烂了还是没有击退鬼子。击枪没有了，许多同志就用随身的手枪与敌人对峙，我们最后被围困到了松花江边上，所有的子弹都打完了，我们是誓死不降的，那么只有一条路：投江。200人的队伍后来幸存下来的只有15人，我是其中没有负伤的3人中的一个。第二天躲过了敌人对我们藏身的草塘子的扫荡，很快与指挥部派来的40多人接上了头，重新组织了游击队伍。我们的游击队40多人仅有7条枪，就是这样我们照样打了漂亮的一仗。一天夜里我们潜回了肇源县，在鬼子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占领了他们的兵火库和粮仓，烧了警察大队，俘虏日伪军百余人，还夺了100多匹全鞍马。然而就在我们胜利而归的时候，鬼子开着汽车架着重击枪从后面追上了我们，凭我们的40多人根本就敌不过他们，战斗打得十分惨烈，最后只剩下5个人还在与敌人进行战斗，就在眼看敌人要追上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小队长从我手中夺过长枪跳下马就向追来的鬼子们的汽车射击，边射击边喊：‘你们快跑。’鬼子的汽车被打站住了，我们得以有机会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去，可是那位小队长却在鬼子的疯狂扫射下倒在了血泊之中。”

　　“还有一次，在大雪纷飞的冬天，游击队与鬼子兵突然遭遇上了，由于寡不敌众我们紧急撤退。我的马在跑过一片冰湖的时候滑了一下把我甩了下去，可是脚却被死死勾在了马镫上。马拖着我在冰湖上打转，眼看远处鬼子的马队已经冲过来了，就要被抓活的了，这时我们游击队的一个同志冒险冲回来把我扶上了马，我才得救了。”

　　老百姓是我们抗战胜利的最大帮手

　　谢长华，今年85岁，离休前曾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两个哥哥均牺牲在红军长征的路上。1937年入伍不久就赶上了“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的爆发。日本军打到了他的家乡湖南浏阳，那一年他毅然跑到山里去参加了新四军，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谢长华所在的部队是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这支部队主要活跃在南京和上海之间的农村。如今，谢老回忆起抗战的那段日子总是说：“当地的老百姓非常信任我们，为我们打胜仗帮了大忙。”

　　1942年，谢长华时任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一营的营长。在离安徽无为县60里路外有一个日军驻扎的碉堡，他们长年欺压附近村子里的百姓。一到没有吃喝的时候，碉堡里的大炮就对准村子狂轰乱炸。村子的百姓已被这个“吸血的碉堡”搜刮殆尽，却又敢怒不敢言。“有一次鬼子又开炮了，我就决定带小分队端了鬼子这个老窝，给老百姓出口气。我带着10名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跟着村子里的保长去碉堡送吃的。我们把手榴弹藏在放着鸡蛋的篮子里、绑在几只活鸡中间。守门的鬼子见我们送来了这么多好吃的一下就乐开了花，没等他反应过来，我们一棍子就把他给处理了。碉堡里面的鬼子毫无戒备，有的在喝酒，有的脱了衣服正要洗澡，都被我们突发的攻势一举全歼。几个逃出去的鬼子也被等在外面的老百姓给活捉了，碉堡被我们付之一炬。这一仗打得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而从那以后鬼子再也没敢在原来的地方设堡。

　　为救战友，父亲把马让给了别人，我亲眼看见他因此而被敌人枪杀了

　　高玉林，今年78岁，提起“九一八”日本人侵占东北的罪恶行径，老人一脸严肃。他的父亲和一叔一伯都是被日本侵略军害死的。高玉林老人说：“‘九一八’是我们的国耻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忘记。70年前的那个日子日本人的侵略让中国人变成了奴隶，从此东北人民遭受了十四年苦难凌辱的生活。这段历史可不能忘，没有国哪儿有家，没有国哪还有我们做人的尊严？”

　　高玉林是亲眼看着父亲把自己的马让给别人而牺牲的。1940年，父亲的民兵部队编入抗联12支队36大队2中队，父亲是中队长，他任通信员。

　　“1940年，在父亲的指挥下我们从林海打到平原，连续攻城夺镇，成了鬼子的心头之患。于是日军抽调、集结部队到处围追堵截我们。一天，部队刚过长春岭就有日伪军的一个马队追了上来，那是当时有名的日本杀人骑马队，我们与他们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从拂晓一直打到了傍晚，打到肇东铁路附近的时候大部队过去了，我父亲是一个英勇擅战的人，每次队伍撤退他都是最后殿后的人。父亲让我冲出去，告诉大队加速前进，他殿后。可我知道，10辆汽车的鬼子兵追在后面，父亲简直是九死一生。还好父亲的大青马是一匹良驹。

　　大部队撤到安全地带后，我心里惦记着父亲和战友们便留下来没走远。这时，只见一个骑着大青马的人冲出包围圈，向我跑过来，那是父亲的马，我心里一喜，可是马到了近前我才发现骑在马上的不是父亲而是支队政治部张瑞麟主任。

　　原来是我父亲把马让给了战友，自己却骑上了残马。这时我们看见从远处硝烟弥漫的地方跑过来一匹马马背上坐着一人，紧追其后的日本军车上的机关枪正向他疯狂扫射，没跑远，他就栽到了马下。我认出了那是我的父亲。

　　如果不抗日，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张魁印，今年79岁。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只有8岁，虽然他的家在远离东北的山西平遥，却在那时起就感到了近在咫尺的战火已烧到了家乡。张老说：“那时有不少东北人逃难到了山西平遥，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得知了日本鬼子的种种罪行，大家都十分气愤。后来1937年，日本人终于打到了山西来，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北边的一个县城，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见到中国人举枪就杀。这些鬼子兵偶尔也从我们村子边上经过。村子里的人每次听说有日本人来了，马上就都钻到自家挖好的地窖里。有一次我爬到了树上躲藏，没想到被在远处巡逻的日本兵给发现了，那个日本兵举枪就向我开了一枪，我听到子弹在我的头顶嗖的一声飞了过去。日本鬼子兵根本就不拿中国人当人看，被侵略国家的亡国奴是没有人格可讲的，甚至基本的生存权利也无法保证。从那以后我更坚定了加入抗战队伍的决心，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儿子，可是没有国哪还有家？如果不抗日，我们只有死路一条。”1937年8月9日，张魁印加入了山西政治保卫队，从此开始了他打鬼子保家乡的革命生涯。

　　岁月匆匆，“九一八”国难日已整整离我们远去70年了，历史的远去让我们如今的一些年轻人把“九一八”只看作了一个抽像的符号。正如李桂林老人所说的，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太需要爱国主义教育了，记住历史才能展望为未来，我们老一辈的鲜血也才没有白流。几位当年抗战亲历者的证言，让我们重新见证了那段中国人屈辱而又抗争的历史。在纪念“九一八”事变70周年的日子里，这些活生生的证言告诉我们要永远铭记历史，不忘国耻！

　　东北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正在清扫烈士墓

　　陈翰章、汪亚臣烈士的头颅被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细心地保管着。康宝平 周辰摄 朱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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