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治波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70周年。

　　1931年今夜，日本关东军按照侵略中国的预定计划，将沈阳附近柳条湖一带南满铁路路轨炸毁，然后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由悍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奉天(沈阳)城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放弃了有组织的抵抗，日军只用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并在那里扶植了伪满洲国。是谓“九一八”事变。

　　东北之败，败得丢人，丢得窝囊，故曰“国耻”。

　　70年后的今天，反思国耻，检讨得失，我们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何以败得那么悲惨，输得那么窝囊？原因很多，但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一是军阀混战给日本可乘之机。

　　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为争权夺利，在中原地区展开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史称蒋冯阎中原大战。百万大军，混战厮杀，相持数月，胜负不决。战至9月，冯阎反蒋联军丢失重镇济南，开始显露败相。一直作壁上观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决定拥蒋，遂发表申讨阎、冯的“巧”电，东北军主力大举关内。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蒋介石大获全胜。国民党政府虽然由此消灭了主要地方实力派，获得了表面的统一，国家元气却大为损伤，因此中原大战被人称为“断送国脉的战争”。

　　张学良这边，因其助蒋有功，荣升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平津一带也成了东北军的势力范围。

　　中原大战后归附张学良的流氓军阀石友三，在日军的纵容策划下，于1931年7月发起反张战争，向平津进攻。此时，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这样一来，东北防务就陷于前所未有的空虚状态。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阀认为，该是向中国下手的时候了。

　　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张学良声讨阎锡山、冯玉祥的“巧”电，是1930年9月18日发出的，而日军恰恰在一年后的同一个“巧”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很难说是一个“巧合”的故事。因为，这个“巧合”之中隐含着必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二是麻痹无备让日军阴谋得逞。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东北军代理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小岭子为伊父治丧；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则忙于为伊父庆贺寿辰；驻扎沈阳的主力部队第7旅旅长王以哲及该旅六一九团、六二一团团长也均不在军中。事变发生后，基层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但军中无人主事，一片混乱，恰好给日军以浑水摸鱼之机。

　　三是畏敌如虎使自己丧失斗志。

　　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相比，中国军队在装备上当然处于劣势，这是事实。但是，劣势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理由，何况我们并没有弱到毫无还手之力的地步。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余人；东北军主力虽然调往关内，但关外部队总数仍有19万多，实力对比占绝对优势。倘若奋起抗战，组织得当，又有当地人民的支持，与日军大可一战，至少不至于把东北拱手让人。但是，那时的中国统治阶层中，弥漫着恐日情绪。这些人，没有胆气，没有血性，患得患失，偏安苟安。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说到底还是出于对日军的过分惧怕和对自身力量的不信任。于是，才有了中外历史罕见的“不抵抗”政策。

　　早在事变前，蒋介石就命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事变发生后，又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营房则听其侵入”。在前线，官兵要求抵抗，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则说：“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许抵抗。”官兵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臻回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盲目服从、机械执行到了如此地步，也是中外罕见的。

　　蒋介石所以采取对日不抵抗政策，除了惧日的因素和“安内”的需要之外，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对国联的干预寄以厚望。但是，自己不抵抗，却指望别人帮忙，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及至全国抗战爆发，各国的援助才接踵而至。这一前一后的比较，又说明一个道理：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

　　回忆和反思耻辱的过去，是让人不愉快的；但知耻后勇的道理又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耻辱。

　　耻辱的历史是无法改写的；但我们作为后来者，有责任、有义务不让耻辱的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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