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任何一次危机一样,在维持经济运行的能源链条中,最先作出反应的总是石油。美国9·11危机后,世界原油价格一度冲高到31美元/桶。尽管最近由于欧佩克出面平抑油价,油价又回落到28美元。但鉴于美国与阿富汗之间剑拔驽张的局势以及阿富汗位于中亚与中东交界区域的地理位置,这场冲突对石油市场将带来怎样的冲击,任何人都不敢掉以轻心。而这场预料中的油价波动又将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副主任朱兴珊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危机并没有使石油的供求关系产生变化,因而短期内不会对价格产生太大的影响。他说:“对于中国而言,美国9·11危机的影响并不体现在油价上,而是引发我们重新审视我国的石油安全战略。”
朱兴珊说,为了保证石油安全,我国一直坚持进口多元化的战略,其目的是降低风险。1999年,我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石油总量的46.2%,从亚太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总量的18.7%,从非洲的进口量占19.8%。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进口中需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总量的64%,而马六甲海峡一直是个不稳定地段,不仅航路拥挤、海盗猖獗,而且一直是美国舰队控制的区域。
考虑到这些非安全因素,我国曾设想铺设管线,增加从东亚地区及俄罗斯进口原油的数量,并已与俄罗斯达成有关协议。“但美国9·11危机后,这一战略设想有必要进行调整。”朱兴珊强调,此次恐怖事件客观上为美国提供了一个进入中亚地区的借口,原来相对单纯的环境变得复杂起来。这对我国的石油安全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目前我国每年进口石油的数量约占全国石油消费总量的1/3,而美国的进口原油量约占其消费总量的50%,考虑到我国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供应体系等因素,我国目前的能源安全程度仍然是较高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势必显著增加,为进一步提高效率,也势必进一步以石油替代对煤炭。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到2020年,我们进口石油的总量将占到消费总量的一半。“为此我们必须加快实行石油储备战略。”朱兴姗说。
“十五规划”已将石油储备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朱兴珊强调:“对于石油储备,眼光不能仅局限在一点油上,而是应从建立机制入手。立法等问题要尽快跟上。”他建议,一方面政府应建立国家战略储备,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资、拥有和控制,作为应付由于突发事件造成进口石油供应大量减少甚至中断的应急和威慑手段;另一方面要以法律形式规定并以优惠政策鼓励石油相关企业在正常的周转库存外,建立和增加相应的商业储备,作为战略性石油储备的重要补充。为此,首先要制订石油储备法规,建立全社会石油库存统计体系。
此外还应加大对“煤炭液化”(以煤炼油)的技术研究及试验研究的投入。朱兴珊说,过去我们一直不支持采用煤炭液化技术来获得石油。这样做不仅成本太高,而且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但美国9·11危机后,我们改变了看法。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煤炭液化”技术要很快投入到商业生产,但做好技术上的储备显然将提高能源安全系数。
朱兴珊指出:“目前引发石油危机的诱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阿拉伯国家结成反美同盟,以石油为武器,通过禁运、限产等方式对抗美国。历史上的两次石油危机都由此而起。但目前看来,这种情形不大可能出现。二是恐怖分子为进一步报复美国,袭击石油运输要道及重要石油国家的产油设施。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恐怖分子也完全有能力做到。而一旦这种情形出现,引发石油危机,进而带动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朱兴珊强调:“在目前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应做好准备,应对各种可能。”(本报北京9月20日电) 本报记者 潘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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