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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最为令人关注的问题是西部大开发与加入WTO，它们也同样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更上一层楼”的两大千载难逢的机遇。
把握机遇
西部大开发第一，西部需要民营经济。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我国民营经济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民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地区差距加大的重要表现。浙江省是东部经济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其在2000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11％，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但同时，浙江省也是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据全国工商联1999年6月的资料显示：浙江省占据了“中国民企百强榜”1／5的席位。同样的例子在福建也可以找到。福建省的生产总值在全国可排第十一名，人均生产总值能够排到第六名。对此，福建省省长习近平曾反复强调：“在国有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和外资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相比之下，西部各省、市、区由于历史与地理等方面的原因，老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占相当大的比重，民营企业非常落后。在“中国民企百强榜”上，西部12省、市、区仅占13席，尚不及浙江一省。西部各省、市、区民营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普遍很低，民营经济不发达是导致西部经济不发达的主要原因。西部要发展，民营须先行。正如山西省省长助理边鸣涛在首届民交会上所说，民营企业是最能带动西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助推器”。西部各省、市、区也充分认识到了民营企业经济的重要性，并已行动了起来。据《新西部》载，到1999年底，“西部龙头”重庆市非国有投资总额已经达到了279亿元，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达49.6％。
第二，西部适合民营经济。这里有占全国大部分的资源、土地和人口，能为民营企业提供廉价而充足的原料和广阔的销售市场；这里有相当大的经济空白，能为民营企业提供十分巨大的发展潜力。已经在东部摸爬滚打数十年的民营企业完全有能力在辽阔的西部站稳脚跟，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康佳集团的西进战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陕西康佳1995年组建后当年就赢利408万元，5年来共实现利润1.7亿元；重庆康佳成立当年也实现利税950万元，其中利润600万元。
加入WTO中国已经相继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谈判对手完成了谈判，即将于今年底加入WTO。加入WTO后，就得按WTO的基本原则办事。对内外资一律平等，均实行“国民待遇”，这是世贸组织对所有成员国的基本要求。届时，将不会再有“外资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三级制度，民营经济将获得同外资经济、国有经济相同的地位，这将很有利于调动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创业潜力。
加入WTO后，国民经济将更加开放化和市场化。民营经济受此洗礼后，能够更快地形成有效规模，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能够更快地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国际化潮流的现代企业制度。
对民企的两点建议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利用市场空档，抓好一两个好的机会（或产品），一举成功；另一条道路是利用仿造、假冒甚至走私等非法手段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最后是彻底毁灭。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要搞二次创业，甚至三次创业的时候，要上档次，上规模的时候，这些方法就不再适用了。特别是现在，买方市场已经形成，商业竞争日趋白热化，企业进入微利时代，不能再以价格作为制胜武器了；而要向管理、科技、品牌要效益和利润。否则，“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在此，笔者暂支两招———放权与散财。
放权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存在两个管理上的缺陷：一是家族式管理，即所谓“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这种不惟人才而惟关系的择人方式与管理方法，长期制约着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个缺陷就是个人专权，企业内外上下大小事都由企业主一个当家作主。由于许多企业主特别是诞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民营老板们，普遍缺乏文化，管理水平低下，常常导致决策失误，使企业陷入困境。为此，必须适当放权，要聘请专门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
散财财富过分集中，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会妨碍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拥有企业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资产，这是不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家应该适当散财，把一些股份转让给外部投资者和内部职工。这样不但有利于决策更科学，监督更有力，减少因个人原因带来的不必要损失，还有利于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总之，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而所有权分散，作为世界500强和其它跨国公司竞相采用的模式，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应该以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待权与钱，要做百年企业，就必须把企业办成是全社会的企业而不是某个人的企业，就必须实施放权、散财策略。
外部环境问题
尽管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是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外部问题：
个人层面上尽管中国许多杰出的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已经显著提高，如通过1998年全国人大、政协的换届，民营经济中有48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有46人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但是，这并不能掩盖许多人仍然在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民营企业家的事实，许多人仍不能很好地把今天的经济功臣同昨天的“资本主义尾巴”区分开来。此外，我国的《宪法》只规定了公有财产不可侵犯，面对如何界定和保护物权以及私人财产权等均未作明确的规定，这在实际中造成了财产权的不平等。由于存在上述后顾之忧，许多民营企业家在财产方面有严重的不安全感，对个人财产以各种名目加以掩饰。
企业层面上尽管各级政府相继废除了许多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政策，但事实上民营经济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依然大量存在。在市场准入方面，国有经济控制着金融、电信、银行、铁路、民航、邮政等众多行业，而在开放过程中，为了吸引外资，又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民营企业的“次国民待遇”。在融资渠道方面，尽管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明显好于国有企业，但是在借贷、上市等方面仍然受到种种限制。在出口方面，尽管许多民营企业都申请了ISO系列国际认证，且其产品都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目前我国对民营企业申请自营进出口权的一个基本条件却是注册资本和净资产都在850万元以上。只有1％的民营企业（约1万余户）能够达到如此苛刻的标准。而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对民营经济不能一视同仁，甚至有法不依的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当要对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作出选择的时候，民营经济往往成为“二等公民”。
总之，要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发挥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个人，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健康、有利的外部环境，这将是一个非常迫切而十分重要的问题。(天讯在线 刘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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