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从1894年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开始酝酿，到1911年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之后的第三次革命高潮，其间爆发过大大小小30多次武装起义，涌现出许多慷慨赴死的志士仁人。它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还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得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民主主义觉悟空前提高。

　　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孙中山先生已陪伴着新中国度过52个盛典日。每逢重大节日，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总会摆在天安门广场，与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泽东主席巨幅画像遥相面对，这是一种纪念，一种敬仰，因为：

　　孙中山———旧民主主义革命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最杰出的代表

　　刚刚过去的共和国第52个国庆日，天安门广场上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仍然设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孙先生已经是第52年陪伴着新中国度过盛典日了。

　　每逢重大节日，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总会摆在天安门广场，与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泽东主席巨幅画像遥相面对，“这是一种纪念，一种敬仰，因为：孙中山———旧民主主义革命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在民主革命中都立下了丰功伟绩。”著名史学家苏双碧先生这样认为。

　　苏先生介绍，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称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并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胜利了的中国人民都要深情地怀念他。在天安门广场放置孙中山像，当然也是人们对这位先行者的瞻仰和缅怀。

　　从1885年中法战争失败之日起，孙中山便立志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认为中国非革命不可。针对中国的国情，他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宪政以及经济建设奋斗终生。在孙中山亲自组织领导下，1911年10月爆发了武昌起义，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推翻了中国封建制度，代之以共和制度。这是孙中山一生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辛亥革命后，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过于软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革命政权很快地落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手中。当孙中山发觉这个事实之后，他立即重新组织革命力量，进行护法斗争，实行第二次革命。尽管这些斗争在当时并没有取得胜利，但却使许多革命者擦亮了眼睛。

　　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孙中山经过分析、比较，认为中国革命非学俄国不可，并说“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亲自致电列宁，祝贺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希望“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十月革命，孙中山受到启发、受到鼓舞，他曾向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表示，希望同俄国建立电台联系，并要求苏俄提供军事援助，把中国华南的斗争和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随后提出要与苏俄建立联盟。

　　在对十月革命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孙中山便积极主张和共产党合作，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并帮助国民党。在这期间，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使三民主义有着全新的内容。对此，毛泽东认为孙中山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思想不断变革、不断前进的一生。为拯救苦难的中国贡献出毕生的精力。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他的革命征程，如同记载他光辉形象的画像一样，永远是中国人民的丰碑。白石

　　辛亥，革命中国

　　引发风俗革命

　　首倡兴建三峡

　　唤起民族觉醒

　　孙先生：中山装替代清朝马褂易俗“新国魂”

　　90年前，辛亥革命的风暴摧垮了清王朝。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它还是一场社会风俗的革命。

　　辛亥革命之前，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极力提倡“风俗革命”。孙中山率先断发易服，表示跟清朝彻底决裂。秋瑾穿男装，跨骏马，背刀枪，在绍兴街上往来，给人们一种革新之感。他们是借助移风易俗来推动革命。

　　民国建立以后，资产阶级民主派又借助革命，大张旗鼓地移风易俗，从而铸造中华民族的“新国魂”。

　　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后，很快提出改用阳历案。当时有人反对，说：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孙中山说：孔子是殷的子孙，他反对周历，可当时又不能提出用殷历，所以才主张“行夏之时”。我们的始祖轩辕氏以冬至为岁首，而现今世界流行的阳历，以冬至后第十日为岁首，两者相近，还是用阳历比用夏历好。最后，多数代表赞成孙中山的意见，通过了改用阳历的提案。孙中山还提出废止跪拜礼，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这些都得到代表们的认可，全体决议通过。

　　1912年3月5日，大总统孙中山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当时，革命党人视蓄辫为清王朝的恶政，是满洲贵族奴役汉人的象征。“剪辫文”规定：“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20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那时候，各地都掀起剪辫风潮。有诗说：“城市少年好事徒，手持快剪伺于途；瞥见豚尾及锋试，道旁观者拍手呼。”失去辫子，人们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于是，时兴起戴帽子。名扬四海的盛锡福帽店就创建于1912年。据说，当时盛锡福日夜赶制帽子，仍然供不应求。

　　1912年3月13日，大总统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全国各省劝禁女子缠足，“劝禁缠足文”指出：“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从此，女子缠足恶俗逐渐废绝。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总感到西服式样繁琐、穿着不便，而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又不能充分体现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于是，他以当时日本流行的学生制服为基样，请裁缝设计制作了一套新式服装，上衣把立领改成直翻领，前身开四个口，装上四个兜，每个兜上加一个“倒山形”的兜盖；裤子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有一个大暗兜。这套新式服装就叫“中山装”。它的最大优点是实用、方便、美观，衣兜里可以放钢笔、笔记本等用品。中山装很快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后来成为中国官方的礼服。

　　辛亥革命期间，新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宣传革命思想的有力武器。民国初年，孙中山挥毫书写了“改良新剧”四个大字，赠给新剧艺术家黄喃喃，促进了戏剧事业的发展。那时北京剧坛很保守，旦角一律由男的扮演，根本不许女人登台演戏。天津离北京很近，由于它被辟为商埠，受西方文化影响，早在辛亥革命以前，那里就涌现出一批女伶。1912年，著名京剧演员俞振庭借改良新剧的东风，邀请天津女伶赴京献艺，开女伶在北京剧坛公演的先例。随后，一批又一批的女伶进军京城，给北京剧坛带来了崭新的气象。辛亥革命在历史上可以比喻为昙花一现。但是，民国初年社会风俗的革新，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深刻和广泛。马执斌

　　孙先生：新解“三民主义”适乎世界潮流

　　昨天，百余位民革党员和史学界人士来到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纪念堂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伫立在中山先生汉白玉座像前，民国史专家、首都博物馆学术委员李铁虎先生，向记者讲述起孙中山从三民主义到三大政策的思想转变，这一重要转变直接影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

　　李铁虎说，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每一位思想巨人共有的特点，这在孙中山的身上有着鲜明的写照。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提出的政治纲领，这源于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孙先生曾一度对三民主义产生了误解，他认为清王朝覆灭，民族主义完成了；民国肇始，民权主义完成了；只剩下民生主义没有完成，于是成了“一民主义”。1915年袁世凯称帝，孙先生发现民权旁落，民权、民生都需要进行二次革命，遂成“二民主义”。到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山东半岛被列强分割给日本，爆发了“五四运动”，孙先生又发现其实民族主义也远没有完成，他于当年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再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孙先生晚年，世界大事层出不穷。1917年爆发了俄国的十月革命；1921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对这些事不能漠然视之，无动于衷。孙中山曾尊称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对俄国的革命早有向往之心；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所以他也不能不倾心于中国共产党。于是在共产国际推动下，他决定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这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和以陈、李为首的共产党共同选择了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向和目标。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还把他的旧三民主义，加进了新的内容而成为“新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本报记者周家望

　　孙先生：撰写《建国方略》首倡三峡工程

　　李鹏委员长近日考察了建设中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他指出，三峡工程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形象工程，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工程，中国人民为能够建设这样伟大的工程而自豪。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十一”到三峡旅游的人数比去年同期有所上升，人们既为饱览三峡秀色，更为目睹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设进程。当人们站在三峡之滨心潮澎湃之时，是否能听到孙中山先生在上世纪初首倡兴建三峡工程的雄浑声音。

　　早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孙中山先生曾用两年的时间撰写了一部“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建国方略》。在《方略》的第二部分，孙先生写出了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在其中第二计划的第四部分“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中，孙先生明确写道：“……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两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36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而内地直通水路运输，可自重庆北走直达北京，南走直至广州，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这一构想，充分展示了20世纪初中国精神领袖领导民众“奋起直追”、“迎头赶上”欧洲发达国家的宏大决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在研究长江治理开发和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时，都对三峡工程进行过审慎的思考，并给予积极的支持。1994年，它终于在巴塞罗那全球超级工程会议上被列为全球超级工程之一。本报记者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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