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了旨在扶助贫困地区产妇的“母婴平安120行动”。这一活动展开后，一些人认为这不是扶贫，而是搞卫生事业。该基金会秘书长何道峰指出：“这种认识的理论基础是以70年代的思维方式，即仅仅从收入增长来思考扶贫的。”

　　他介绍说，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贫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它提出了3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叫授权，即建立一个有利于穷人的社会制度，铲除不利于扶贫的社会障碍；第二个叫保障，因为穷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保障、脆弱和易于返贫，因此要建立保障体系；第三个叫机会，即要给穷人从宏观和微观上提供机会，促进扶贫工作。

　　何道峰认为，21世纪穷人跟以前穷人最大的不同是分类。以前的穷是从静态的角度来定义，但是90年代的研究发现，80%以上的穷人不是Always Poor(一直贫穷)，而是Some times Poor(有时贫穷)。为什么呢？是保障体系造成的。比如说他生病，这一个病就能毁掉整个家庭，这个家一下就返回了贫困。

　　据统计，绝大多数灾难都降临在穷人头上，这叫疼处怕碰。宏观层面上的经济危机、金融风波来了，受到冲击最厉害的是穷人。在整个90年代期间，特大自然灾害95%使发展中国家受到致命打击，而对发达国家的打击连1%都不到。

　　何道峰说：“扶贫不是说往墙那边的穷人扔两个铜板，表示一下我们的同情之心和道义。如果你把扶贫问题放不到全局来看，社会经济就很难和谐发展。扶贫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从微观层面来讲，除了国家政策、政府投入，还要建立许多保障机制。”

　　许多专家认为，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21世纪脆弱性和低保障性引起的返贫问题在中国将变成最突出的问题，这是新世纪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为此，何道峰提出中国扶贫关注的焦点应该转移到如下3个方面：

　　第一，提高农村基本设施水平，这是防止自然灾害对穷人冲击的重要因素。

　　第二，关注有利于农村就业的宏观政策，以减低价格和失业对穷人的冲击。因为只有就业真正充分，社会才有发展。对中国来说，由农业领域转到非农业领域才是惟一的出路，而有利于农村就业可能就是21世纪中国扶贫工作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第三，是关注健康和教育这一基本的服务指标，旨在减低教育和健康方面的问题对穷人的负面冲击，增强穷人的抗风险能力，巩固扶贫成果。

　　何道峰表示：“这就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母婴平安120行动’的理论背景，也是现在国际社会对扶贫问题研究的最前沿认知。”本报记者刘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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