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之潮流。战争的硝烟弭散后，各国都面临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问题。但历史原因造成贫穷富有、发达落后之别仍然横亘于我们的视野中。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发达国家代表了未来文明的方向？文明的进步是否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与标准？经济落后是否就意味着文明的落伍？根据哈耶克的理论，落后国家或个人应该见贤思齐，积极学习和接受西方发达的文明与进步成果，因为经济优势代表着未来方向。即使为了本人民的福祉，前者也应敞开胸怀，接纳进步。但现实证明，落后并不永远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落后并非自动与进步保持亲密的跟进状态。社会要保持一种和谐的秩序，进步与落后之间必须建立一种健康的互动关系。因此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利德利希·冯·哈耶克在其力作《自由秩序原理》一书《进步的常识》一章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明便是进步，而进步即是文明。维系那种我们知道的文明，须取决于那些在有利的条件下会导致进步的诸种力量的运用。如果说进化并不一定会导向较佳境况是正确的，那么同样正确的是，没有那些促成进化的诸种力量，文明以及我们所珍视的一切事态（以及那些将人区别与动物的绝大多数事态）也将不复存在，或无力维续长久。”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曾一度尘封于中国法律学界，原因是他认可社会发展的自生秩序调整，人为设计的计划经济则会阻碍窒息社会进步。在我国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重视市场发展“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理论”。近日读哈耶克《进步的常识》时，发现哈氏对于进步的见解在现实生活中有诸多体现，更与中国的社会实践有诸多暗合之处。

　　哈耶克认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距与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似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这样一种高速率推进的进步，不可能以一种齐头并进的平均发展方式加以实现，而必须以一些人先发展，另一些人继而跟进的梯队发展方式加以实现。这种理论与邓小平同志“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有契合之处。这种观点凸现了先进人士或国家对后继者的带动作用和激励作用。综观社会发展，一种技术与商品在成为普遍盛行之前，通常是少数人的奢侈之玩品，只有少数有钱人士可以从中获益享受。因为最初的成本并非贫穷人士所能承受。此观点拿生活中实例来证明，古代我国的铜镜都是皇宫或有钱人的专属，一般百姓不敢问津，但随着成本的降低，现在镜子就成了人人可用的公共品，品质亦大大提高；前几年手机只是大款的掌中宝，价格是工薪人士的几个月或一年工资，现在已进步到小学生都有手机，成了社会人必不可少的工具了，机型及质量亦愈发精致。当下每一个家庭都能买得起彩电和冰箱收音机，这完全是受了那些在之前早已享用此商品的少数人的影响。哈耶克认为正是他们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今日的奢侈品乃是明日的必需品，新物件之所以常常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完全是因为他们曾一度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因此在社会进步的长廊中，比较富有的人只是在物质生活方面比他人领先享受，在进化的进程中只是先行一步。作为后来者，努力争取的东西往往是因他人先有而激起的内心欲求，这种先后的差距是对后继者的督促和激励。哈耶克的这种理论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为充分。

　　同样，这种先来后到的发展差序，虽然在人类文化发展中也可窥见其表象，但文化的先享者却并不代表未来文明的趋势。拿法治文化来讲，最初的法律只是统治阶段的专制工具，人民只是被治理对象。法制带来的所谓太平盛世，最大收益者是有钱或有权阶层。随着主权在民法治理论的出现，广大人民开始享用到法律规置的社会效益。较专制时代，法治有了更多的民意关怀，法律的质量更加优化，制订程序愈发公正。但最初的专制阶级绝对不能代表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文化精神领域，反而是与未来之趋势南辕北辙，甚至是革命对象。有钱阶层或发达国家只能是物质进步的先导，决不能代表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文明在推进，曾经占有某种文明的阶层则处于被超越的动态之中，奴隶主、封建主、新兴资产阶级不断更迭，没有常胜将军。这是哈耶克进步理论的欠推敲之处。首先谁是进步先导问题。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穷人和富人都可以平等地站在上帝和法律面前。哈耶克已认识到有钱者可以超前享受物质文明是昔日人与人不平等的结果，却仍旧给予经济强者以进步先导者角色和霸权话语，实是宣扬一种人与人不平等，大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身份思想。其次，哈耶克基于西方经济的高度发达，过分强调西方文明的主导性和优越感。经济发达只能造就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思想精神文明却与之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经济有贫富之别，文明却无优劣之分。据此，强加于人的文明同化，往往会遭到所谓“落后国”的排斥。

　　虽然，哈耶克富者带动穷者的发展进步理论在精神领域有其缺憾，但在经济领域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国“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已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虽与哈耶克理论纯属不谋而合，但至少显示了哈耶克理论在经济领域的相对正确性。

　　然而哈耶克在谈到进步问题时，也预料到了经济地位代表霸权与主导会带来诸多代价。

　　首先，社会的很多资源并不是后继或贫困者通过时间的飞逝就一定能获致的，于是很大一部分人会在愿望没有实现的时候深感不满，而这种不满是平均主义时代没有的。社会存在差距就会存在不满，但哈耶克没有料到有种不满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利的。这就是某些人通过不公或不法手段大发不义财而造成的贫富差距，继而对遵守秩序规则者造成的实质不公。这种情形下，贫富差距对社会的破坏要远远大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贫富差距已在我国出现，并在刺激着大众的不满心理。此种心理使贫穷者错误地盼望，这种贫富差距可以通过人为的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实现。采用凭空设计的再分配方式来减少不平等和贫困所造成的悲剧曾经在中国上演，建国后我们一度大搞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共产主义大食堂，割资本主义尾巴，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迟滞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为此中国改革开放，鼓励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一百年不变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当下的任务应是建立公平的社会分配秩序，完善法治对社会行为的控制，实现真正的法治国家。

　　其次，贫富差距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造成了社会精神层次的溃退，道德滑坡，社会信用丧失是其典型表征。哈耶克认为，一般而言，物质迅速进步的时代很少是艺术的辉煌鼎盛时代，精神领域的成就和华贵品位，往往是在物质进步的速度延缓的时候出现的。这种代价也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初露端倪。

　　第三，社会对财富的追寻，使人类不得不参与社会的物质进步。这种卷入是痛苦的，是非自愿的，否则精神家园保住了，物质的代价就会剧增。物质进步迅速的时代对于崇尚精神追求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因为，“虽说进步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同样也剥夺了许多他们所欲求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们最感亲切者和最重要者”。

　　卷入文明要付出成本，拒绝文明同样要付出代价。这就是我们进步的沉重之处。 (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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