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沈阳慕绥新、马向东贪污受贿大案一审敲定：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余14名涉案人员也依法受到严惩。

　　不难发现，慕、马两人被判处极刑，主要是因为他们大肆倾吞国家财产、收受贿赂：其中慕绥新受贿总额高达人民币661.4万余元，马向东单独受贿人民币341万余元、美元23万余元、港币11万元和价值人民币10万元的内部职工股。

　　然而，当我们看到法院最终认定的两人所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数目时，立即产生一种瞠目结舌的感觉：慕绥新有人民币269.5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马向东则有价值人民币1068.6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这一数字已远远超过他们贪污受贿犯罪数额的总和。然而，这一犯罪金额近乎天文数字的罪行，在整个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却未起到多大的作用，几乎到了可以被忽略的程度。也就是说，如果慕、马二人足够聪明，与行贿者及其他涉案人员串通一气，将贪污受贿行为“成功”地转化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事实，他们只会受到最多为5年有期徒刑的刑事制裁。

　　1068.6万元，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天文数字！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这样恶劣的犯罪情节，法律怎能宽容？但是，罪行法定原则不讲任何情面，在刑法没有作出修改之前，法院审判必须严格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办事。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早源自于法国1810年《刑法典》。我国法律规定当司法机关无法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财产来源时，以该罪论处。但是，具体的条款却出了问题：《刑法》第395条规定该罪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对于定罪数额的起点，现行司法解释规定为10万元(即财产总额与合法收入的差额)，且上不封顶，也就是说，即使有几十亿元的财产“来源不明”，对他的处罚也只和几十万元差不多。

　　但是，这又和刑法的另一条基本原则相冲突———罪刑相适应原则。几十亿元来源不明和几十万元来源不明显然是有天壤之别，但是在最后的惩罚上，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罪与刑在这里如此地不相一致！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对于明智的立法者来说，不使最高一级的犯罪受到最低一级的刑罚，就足够了。”看来，这样简单的一个建议，不幸被我们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反向印证。

　　“巨额”财产上不封顶，而对应的刑罚却“封顶”为5年有期徒刑。这样的后果，实际上已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了一个“口袋罪”：犯罪分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罪行都自己往里套，反正最多被判5年徒刑，财产没收而已。

　　综观世界各国的同类立法，对国家公务人员财产来源不明的刑事打击都是不遗余力。英美等国规定，每个公民均有义务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隐瞒或虚报财产情况的，要处以罚金并处7年以下徒刑(英国)或5年以下监禁(美国)。新加坡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作为认定贪污罪的证据，以贪污罪论处，科以更加严厉的刑罚。1977年《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规定：“任何人士，如属政府雇员或曾为政府雇员，而(a)所维持之生活标准，高于与其现在或过去薪俸相称之标准者；或(b)所支配之财富或财产，与其现在或过去之薪俸不相符者，除非能向法庭作出圆满之解释，说明其如何能维持该生活标准，或如何能支配该等财富或财产，否则即属违法。”同条例还规定，“本罪项一经公诉定罪，可被判罚款100万元及监禁10年”，同时，还要将无法解释之财产或财富的金钱额交付政府。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仅立法时间较短、所指犯罪主体和对象范围较窄、说明财产来源要求较低(只要求说明来源合法即可)、只独立成为一罪，而且刑罚也比较轻，不利于惩治腐败。

　　笔者建议，根据来源不明财产的数额，参照刑法贪污贿赂罪的刑罚档次，进行层级调整，详细规定来源不明巨额财产的量刑尺度，从而对那些企图规避刑法制裁的腐败分子给以沉重的打击。(杨亮庆)

   手机铃声下载 快乐多多 快来搜索好歌!
      新浪企业广场诚征全国代理